我下鄉的第二年，三弟也下鄉了。我和三弟省吃儉用寄回家的錢，幾乎全都用以支付哥哥的住院費了。後來四弟工作了，再後來小妹也工作了。他倆的學徒工資頭三年每月十八元。盡管如此，還是支付不起哥哥的常年住院費，因為那每月要八十幾元。但畢竟的，我們四個弟弟妹妹都能掙錢了。幸而街道挺體恤我家的，經常給開半費住院的證明。而半費的住院者，院方是比較排斥的。故每年還有半年的時間，哥哥是住在家裏的。
有一年我回家探親，家裏的窗上安裝了鐵條，釘了木板，玻璃所剩無幾；鏡子、相框，甚至暖壺，一概易碎的東西一件沒有了；菜刀、碗和盤子都鎖在箱子裏。
我發現，母親額上有了一處可怕的疤，很深。那肯定是皮開肉綻所造成的。
我還在家裏發現了自製的手銬、腳鐐、鐵鏈。四弟的工友幫著做的。
四弟和小妹談起哥哥簡直都談虎變色了。
四弟說哥哥的病不是從前那種“文瘋”的情況了。
而母親含著淚說，她額上的傷疤是被門框撞的。
那時刻，我內心裏產生了憎恨。我認為哥哥已經註定不是哥哥了，而是魔鬼的化身了。
那時刻，我暗自祈禱：上帝啊，為了我的母親、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讓他早點兒死吧！
以往我回家，倘哥哥在住院，我必定是要去看望他兩次的。第二天一次，臨行一次。
那次探親假期裏，我一次也沒去看他。
臨行我對四弟留下了斬釘截鐵的囑咐：能不讓他回家就不讓他回家！我的一名知青朋友的父親是民政部的領導，住院費你們別操心，我要讓他永遠住在精神病院裏！
我託了那種關係。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費常住患者……
而我回到兵團的次年，成了復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這件事，我是頗犯過猶豫的。因為我一旦離開兵團，意味著每月不能再往家裏寄錢了，並且，還需家裏定期接濟我一筆生活費。我將這顧慮寫信告訴了三弟，三弟回信支持我去讀書，保證每月可由他給我寄錢。這樣的表示，已使我欣然。何況當時，我自覺身體情況不佳，有些撐不住抬大木那麽沉重的勞動了，於是下了離開兵團的決心。
在復旦的三年，我隻探過一次家，為了省錢。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後，我又將替哥哥付醫藥費的義務承擔了。為了可持續地承擔下去，我曾打算將獨身主義實行到底。兩個弟弟和小妹先後成家，在父母的一再勸說和催促之下，我也隻有成家了。接著自己也有了兒子，將父母接到北京來住，埋頭於創作，在北京“送走了”父親，又將母親接來北京，攢錢幫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問題……各種責任紛至遝來，使我除了支付住院費一事，簡直忘記了還有一個哥哥。哥哥對於我，似乎隻成了“一筆支出”的符號。
1997年母親去世時，我坐在病床邊，握著母親的手，問母親還有什麽要囑咐我的。
母親望著我，眼角淌下淚來。
母親說：“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塊兒死，那他就不會拖累你了……”
我心大慟，內疚極了，俯身對母親耳語：“媽媽放心，我一定照顧好哥哥，絕不會讓他永遠在精神病院裏……”
當天午夜，母親也“走了”……
辦完母親喪事的第二天，我住進一家賓館，命四弟將哥哥從精神病院接回來。
哥哥一見我，高興得像小孩似的笑了，他說：“二弟，我好想你。”
算來，我竟20餘年沒見過哥哥了，而他卻一眼就認出了我！
我不禁擁抱住他，一時淚如泉湧，心裏連說：哥哥，哥哥，實在是對不起！對不起……
我幫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飯，與他在賓館住了一夜。哥哥以為他從此自由了。而我隻能實話實說：現在還不行，但我一定盡快將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動用輕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區買了房子。簡易裝修，添置家具。半年後，我將哥哥接到了北京，並動員鄰家的一個弟弟“二小”一塊兒來了。“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常年無穩定工作、穩定住處。我給他開一份工資，由他來照顧哥哥，可謂一舉兩得。他對哥哥很有感情，由他來替我照顧哥哥，我放心。
於是哥哥的人生，終於接近是一種人生了。
那三年裏，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們居然都漸胖了。我每星期去看他們，一塊兒做飯、吃飯、散步、下棋，有時還一塊兒唱歌……
卻好景不長，“二小”回哈爾濱探望他自己的哥哥及妹妹時，某日不慎從高處跌下，不幸身亡。這噩耗使我傷心了好多天，我隻好向單位請了假，親自照看哥哥。
我對哥哥說：哥，二小不能回來照顧你了，他成家了……
哥哥怔愣良久，竟說：好事。他也該成家了，咱們應該祝賀他，你寄一份禮給他吧。
我說：照辦。但是，看來你又得住院了。
哥哥說：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60歲了。他除了頭腦、話語和行動都變得遲鈍了，其實沒有任何可能具有暴力傾向的表現。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次等人的自卑來。
我說：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倆一塊兒生活。
哥哥說：我聽你的。
哥哥在北京先後住過了幾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現在住的這一所醫院，據說是北京市各方麵條件最好的。每月費用4000元左右。幸而我還有稿費收入，否則，即或身為教授，隻怕也還是難以承擔。
前幾天，我又去醫院看他。天氣晴好，我倆坐在院子裏的長椅上，我看著他喝酸奶，一邊和他聊天。在我們眼前，幾隻野貓慵懶大方地橫倒豎臥。而在我們對麵，另一張長椅上坐著一對老伴兒，他們中間是一名五十來歲的健壯患者，專心致誌、大快朵頤地吃燒雞。那一對老伴兒，看去是從農村趕來的，都七十五六歲了。二老腿旁，也都斜立著樹杈削成的拐棍。他們身上落了一些塵土，一臉疲憊。
我問哥，你當年為什麽非上大學不可？
哥哥說：那是一個童話。
我又問：為什麽是童話？
哥哥說：媽媽認為隻有那樣，才能更好地改變咱們家的窮日子。媽媽編那個童話，我努力實現那個童話。當年我曾下過一種決心，不看著你們幾個弟弟妹妹都成家立業了，我自己是絕不會結婚的……
他看著我苦笑。
原來哥哥也有過和我一樣的想法！
我心一疼，黯然無語，呆望著他，像呆望著另一個自己的化身。
哥哥起身將塑料盒扔入垃圾筒，復坐下後，看著一隻貓反問：“你跟我說的那件事，也是童話吧？”
“什麽事？”我的心還在疼著。
“就是，你保證過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
有一年我回家探親，家裏的窗上安裝了鐵條，釘了木板，玻璃所剩無幾；鏡子、相框，甚至暖壺，一概易碎的東西一件沒有了；菜刀、碗和盤子都鎖在箱子裏。
我發現，母親額上有了一處可怕的疤，很深。那肯定是皮開肉綻所造成的。
我還在家裏發現了自製的手銬、腳鐐、鐵鏈。四弟的工友幫著做的。
四弟和小妹談起哥哥簡直都談虎變色了。
四弟說哥哥的病不是從前那種“文瘋”的情況了。
而母親含著淚說，她額上的傷疤是被門框撞的。
那時刻，我內心裏產生了憎恨。我認為哥哥已經註定不是哥哥了，而是魔鬼的化身了。
那時刻，我暗自祈禱：上帝啊，為了我的母親、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讓他早點兒死吧！
以往我回家，倘哥哥在住院，我必定是要去看望他兩次的。第二天一次，臨行一次。
那次探親假期裏，我一次也沒去看他。
臨行我對四弟留下了斬釘截鐵的囑咐：能不讓他回家就不讓他回家！我的一名知青朋友的父親是民政部的領導，住院費你們別操心，我要讓他永遠住在精神病院裏！
我託了那種關係。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費常住患者……
而我回到兵團的次年，成了復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這件事，我是頗犯過猶豫的。因為我一旦離開兵團，意味著每月不能再往家裏寄錢了，並且，還需家裏定期接濟我一筆生活費。我將這顧慮寫信告訴了三弟，三弟回信支持我去讀書，保證每月可由他給我寄錢。這樣的表示，已使我欣然。何況當時，我自覺身體情況不佳，有些撐不住抬大木那麽沉重的勞動了，於是下了離開兵團的決心。
在復旦的三年，我隻探過一次家，為了省錢。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後，我又將替哥哥付醫藥費的義務承擔了。為了可持續地承擔下去，我曾打算將獨身主義實行到底。兩個弟弟和小妹先後成家，在父母的一再勸說和催促之下，我也隻有成家了。接著自己也有了兒子，將父母接到北京來住，埋頭於創作，在北京“送走了”父親，又將母親接來北京，攢錢幫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問題……各種責任紛至遝來，使我除了支付住院費一事，簡直忘記了還有一個哥哥。哥哥對於我，似乎隻成了“一筆支出”的符號。
1997年母親去世時，我坐在病床邊，握著母親的手，問母親還有什麽要囑咐我的。
母親望著我，眼角淌下淚來。
母親說：“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塊兒死，那他就不會拖累你了……”
我心大慟，內疚極了，俯身對母親耳語：“媽媽放心，我一定照顧好哥哥，絕不會讓他永遠在精神病院裏……”
當天午夜，母親也“走了”……
辦完母親喪事的第二天，我住進一家賓館，命四弟將哥哥從精神病院接回來。
哥哥一見我，高興得像小孩似的笑了，他說：“二弟，我好想你。”
算來，我竟20餘年沒見過哥哥了，而他卻一眼就認出了我！
我不禁擁抱住他，一時淚如泉湧，心裏連說：哥哥，哥哥，實在是對不起！對不起……
我幫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飯，與他在賓館住了一夜。哥哥以為他從此自由了。而我隻能實話實說：現在還不行，但我一定盡快將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動用輕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區買了房子。簡易裝修，添置家具。半年後，我將哥哥接到了北京，並動員鄰家的一個弟弟“二小”一塊兒來了。“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常年無穩定工作、穩定住處。我給他開一份工資，由他來照顧哥哥，可謂一舉兩得。他對哥哥很有感情，由他來替我照顧哥哥，我放心。
於是哥哥的人生，終於接近是一種人生了。
那三年裏，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們居然都漸胖了。我每星期去看他們，一塊兒做飯、吃飯、散步、下棋，有時還一塊兒唱歌……
卻好景不長，“二小”回哈爾濱探望他自己的哥哥及妹妹時，某日不慎從高處跌下，不幸身亡。這噩耗使我傷心了好多天，我隻好向單位請了假，親自照看哥哥。
我對哥哥說：哥，二小不能回來照顧你了，他成家了……
哥哥怔愣良久，竟說：好事。他也該成家了，咱們應該祝賀他，你寄一份禮給他吧。
我說：照辦。但是，看來你又得住院了。
哥哥說：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60歲了。他除了頭腦、話語和行動都變得遲鈍了，其實沒有任何可能具有暴力傾向的表現。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次等人的自卑來。
我說：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倆一塊兒生活。
哥哥說：我聽你的。
哥哥在北京先後住過了幾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現在住的這一所醫院，據說是北京市各方麵條件最好的。每月費用4000元左右。幸而我還有稿費收入，否則，即或身為教授，隻怕也還是難以承擔。
前幾天，我又去醫院看他。天氣晴好，我倆坐在院子裏的長椅上，我看著他喝酸奶，一邊和他聊天。在我們眼前，幾隻野貓慵懶大方地橫倒豎臥。而在我們對麵，另一張長椅上坐著一對老伴兒，他們中間是一名五十來歲的健壯患者，專心致誌、大快朵頤地吃燒雞。那一對老伴兒，看去是從農村趕來的，都七十五六歲了。二老腿旁，也都斜立著樹杈削成的拐棍。他們身上落了一些塵土，一臉疲憊。
我問哥，你當年為什麽非上大學不可？
哥哥說：那是一個童話。
我又問：為什麽是童話？
哥哥說：媽媽認為隻有那樣，才能更好地改變咱們家的窮日子。媽媽編那個童話，我努力實現那個童話。當年我曾下過一種決心，不看著你們幾個弟弟妹妹都成家立業了，我自己是絕不會結婚的……
他看著我苦笑。
原來哥哥也有過和我一樣的想法！
我心一疼，黯然無語，呆望著他，像呆望著另一個自己的化身。
哥哥起身將塑料盒扔入垃圾筒，復坐下後，看著一隻貓反問：“你跟我說的那件事，也是童話吧？”
“什麽事？”我的心還在疼著。
“就是，你保證過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