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哥哥卻生氣極了，他往往這麽譴責我：你為什麽要逃學呢？為什麽不愛學習呢？上學對於你就是那麽不喜歡的事嗎？你看你使媽媽多難堪，多難過！你是不對的！還說謊，會給弟弟妹妹們什麽影響？！明天我請假，陪你去上學！
卻往往的，陪我去上學的是母親。母親不願哥哥因為陪我去上學而耽誤他的課。
哥哥譴責我時，我並不分辯。我內心裏有多種理由，但那不是幾句話就自我辯護得明白的。那會兒，我是恨過我的哥哥的。他一貫以學校為家，以學習為“唯此為大”之事。對於家事，卻所知甚少。以他那樣一名諸榮加身的優秀學生看來，我這樣一個弟弟簡直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一個令他蒙羞的弟弟。在我的整個小學時期，我是同學們經常羞辱的“逃學鬼”，在哥哥眼中是一個令他失望的、想喜歡也喜歡不起來的弟弟。
1962年，我家搬了一次家。飢餓的年頭還沒過去，我們竟一個也沒餓死，幾乎算是奇蹟。而哥哥對於我和弟弟妹妹，隻不過意味著有一個哥哥。他在家也隻不過就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那一年我該考中學了，哥哥將要考大學了。
6月，父親回來探家了。那一年父親明顯地老了，而且特別瘦，兩腮都塌陷了。他快50歲了，為了這個家，每天仍要挑挑抬抬的。他竟沒在飢餓的年代餓倒累垮，想來也算是我家的幸事了。
一天，屋裏隻有父親、母親和哥哥在的時候，父親憂鬱地說：我快幹不動了，孩子們一個個全都上學了，花銷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資卻十幾年來一分錢沒漲，往後怎麽辦呢？
母親說：你也別太犯愁，那麽多年苦日子都熬過來了，再熬幾年就熬出頭了。
父親說：你這麽說是怪容易的，實際上你不是也熬得太難了嗎？我看，千萬別鼓勵老大考大學了，讓他高中一畢業就找工作吧！
母親說：也不是我非鼓勵他考大學，他的老師、同學和校領導都來家裏做過我的工作，希望我支持他考大學……
父親又對哥哥說：老大，你要為家庭也為弟弟妹妹們做出犧牲！
哥哥卻說：爸，我想過了，將來上大學的幾年，爭取做到不必您給我寄錢。
父親火了，大聲嚷嚷：你究竟還是不是我兒子？！難道我在這件事上就一點兒也做不了主了嗎？！
他們都以為我不在家，其實我隻不過趴在外屋小炕上看小說呢。那一時刻，我的同情是傾向於父親一邊的。
在父親的壓力之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複習，托鄰居的一種關係，到菜市場去幫著賣菜。
又有一天，哥哥傍晚時回到家裏，將他一整天賣菜掙到的兩角幾分錢交給母親後，哭了。那一時刻，我的同情又傾向於哥哥了。
他的同學和老師都認為，他天生似乎是可以考上北大或清華的學生。
我也特別地憐憫母親，要求她在父親和哥哥之間立場堅定地反對哪一方，對於她都未免太難了。
是我和哥哥一道將父親送上返回四川的列車的。
父親從車窗探出頭對哥哥說：老大，我該說的都說了，你自己再三考慮吧！
父親流淚了。
哥哥也流淚了。
列車就在那時開動了。
等列車開遠，我對哥哥說：“哥，我恨你！”
依我想來，哥哥即使非要考大學不可，那也應該暫且對父親說句謊話，以使父親能心情舒暢一點兒地離家上路。可他居然不。
多年以後，我理解哥哥了。母親是將他作為一個“理想之子”來終日教誨的，說謊騙人在他看來是極為可恥的，那怎麽還能用謊話騙自己的父親呢？
哥哥沒再去賣菜，也沒重新開始備考。他病了，嗓子腫得說不出話，躺了三天。同學來了，老師來了，鄰居來了，甚至街道幹部也來了，所有的人都認為父親目光短淺，不要聽父親的。連他的中學老師也來了，還帶來了退燒消炎的藥。居然有那麽多的人關心我的哥哥，以至於當年使我心生出了幾分嫉妒。直至那時，我在街坊四鄰和老師同學眼中，仍是一個太不讓家長省心的孩子。
哥哥考上了唐山鐵道學院——他是為母親考那所學院的。哈爾濱當年有不少老俄國時期留下的漂亮的鐵路員工房。母親認為，隻要哥哥以後成了鐵道工程師，我家也會住上那種漂亮的鐵路房。
父親給家裏寫了一封有一半錯字的親筆信，以嚴厲到不能再嚴厲的詞句責罵哥哥。
哥哥帶著對父親對家庭對弟弟妹妹的深深的內疚踏上了開往唐山的列車。
我上的中學，恰是哥哥的母校。不久全校的老師幾乎都認得我了。有的老師甚至在課堂上問：“誰是梁紹先的弟弟？”——哥哥雖然考上的不是清華、北大，但他是在發著燒的情況之下去考的呀！而且他放棄了幾所保送大學，而且他是為了遵從母命才考唐山鐵道學院的！1962年，在哈爾濱市，底層人家出一名大學生，是具有童話色彩的事情。這樣的一個家庭，全家人都是受尊敬的。
我這名初中生的虛榮心在當年獲得了巨大的滿足，我開始以哥哥為榮，我也暗自發誓要好好學習了。第一個學期幾科全考下來，平均成績九十幾分，我對自己滿懷信心。
飢餓像一隻大手，依然攥緊著大多數中國人的胃，從草根草籽到樹皮樹葉，底層中國人幾乎將一切能吃的東西都吃遍了，吃光了，並嚐試吃許多自認為可以吃的，以前沒吃過不敢吃的東西。父親在大西北挨餓，哥哥在大學裏挨餓，母親和我們在家裏挨餓。哥哥居然還不算學校裏家庭生活最困難的學生，他每月僅領到9元錢的助學金。他又成了大學裏的學生會幹部，故須帶頭減少口糧定量，據說是為了支援亞非拉人民鬧革命。父親不與哥哥通信，不給他寄錢，也擠不出錢來給他寄。哥哥終於也開始撒謊了——他寫信告訴家裏，不必為他擔什麽心，說父親每月寄給他10元錢。那麽，他豈不是每月就有19元的生活費了麽？這在當年是挺高的生活費標準了，於是母親真的放心了，並因父親終於肯寬恕哥哥上大學的“罪過”而感動。哥哥還在信中說他投稿也能掙到稿費。其實他投稿無數，隻不過掙到了一次稿費，後來聽哥哥親口說才3元……
哥哥第一個假期沒探家，來信說是要帶頭留在學校勤工儉學。第二個假期也沒探家，說是為了等到父親也有了假期，與父親同時探家。而實際上，他是因為沒錢買車票才探不成家。
哥哥上大學的第二個學年開始不久，家裏收到了一封學校發來的電報——“梁紹先患精神病，近日將由老師護送回家”。電文是我念給母親聽的。
母親呆了，我也呆了。
鄰居家的叔叔嬸嬸們都到我家來了，傳看著電報，陪母親研究著，討論著——精神病與瘋了是一個意思，抑或不是？好心的鄰居們都說肯定還是有些區別的。我從旁聽著，看出鄰居們是出於安慰。我的常識告訴我，那完全是一個意思，但是我不忍對母親說。
卻往往的，陪我去上學的是母親。母親不願哥哥因為陪我去上學而耽誤他的課。
哥哥譴責我時，我並不分辯。我內心裏有多種理由，但那不是幾句話就自我辯護得明白的。那會兒，我是恨過我的哥哥的。他一貫以學校為家，以學習為“唯此為大”之事。對於家事，卻所知甚少。以他那樣一名諸榮加身的優秀學生看來，我這樣一個弟弟簡直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一個令他蒙羞的弟弟。在我的整個小學時期，我是同學們經常羞辱的“逃學鬼”，在哥哥眼中是一個令他失望的、想喜歡也喜歡不起來的弟弟。
1962年，我家搬了一次家。飢餓的年頭還沒過去，我們竟一個也沒餓死，幾乎算是奇蹟。而哥哥對於我和弟弟妹妹，隻不過意味著有一個哥哥。他在家也隻不過就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那一年我該考中學了，哥哥將要考大學了。
6月，父親回來探家了。那一年父親明顯地老了，而且特別瘦，兩腮都塌陷了。他快50歲了，為了這個家，每天仍要挑挑抬抬的。他竟沒在飢餓的年代餓倒累垮，想來也算是我家的幸事了。
一天，屋裏隻有父親、母親和哥哥在的時候，父親憂鬱地說：我快幹不動了，孩子們一個個全都上學了，花銷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資卻十幾年來一分錢沒漲，往後怎麽辦呢？
母親說：你也別太犯愁，那麽多年苦日子都熬過來了，再熬幾年就熬出頭了。
父親說：你這麽說是怪容易的，實際上你不是也熬得太難了嗎？我看，千萬別鼓勵老大考大學了，讓他高中一畢業就找工作吧！
母親說：也不是我非鼓勵他考大學，他的老師、同學和校領導都來家裏做過我的工作，希望我支持他考大學……
父親又對哥哥說：老大，你要為家庭也為弟弟妹妹們做出犧牲！
哥哥卻說：爸，我想過了，將來上大學的幾年，爭取做到不必您給我寄錢。
父親火了，大聲嚷嚷：你究竟還是不是我兒子？！難道我在這件事上就一點兒也做不了主了嗎？！
他們都以為我不在家，其實我隻不過趴在外屋小炕上看小說呢。那一時刻，我的同情是傾向於父親一邊的。
在父親的壓力之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複習，托鄰居的一種關係，到菜市場去幫著賣菜。
又有一天，哥哥傍晚時回到家裏，將他一整天賣菜掙到的兩角幾分錢交給母親後，哭了。那一時刻，我的同情又傾向於哥哥了。
他的同學和老師都認為，他天生似乎是可以考上北大或清華的學生。
我也特別地憐憫母親，要求她在父親和哥哥之間立場堅定地反對哪一方，對於她都未免太難了。
是我和哥哥一道將父親送上返回四川的列車的。
父親從車窗探出頭對哥哥說：老大，我該說的都說了，你自己再三考慮吧！
父親流淚了。
哥哥也流淚了。
列車就在那時開動了。
等列車開遠，我對哥哥說：“哥，我恨你！”
依我想來，哥哥即使非要考大學不可，那也應該暫且對父親說句謊話，以使父親能心情舒暢一點兒地離家上路。可他居然不。
多年以後，我理解哥哥了。母親是將他作為一個“理想之子”來終日教誨的，說謊騙人在他看來是極為可恥的，那怎麽還能用謊話騙自己的父親呢？
哥哥沒再去賣菜，也沒重新開始備考。他病了，嗓子腫得說不出話，躺了三天。同學來了，老師來了，鄰居來了，甚至街道幹部也來了，所有的人都認為父親目光短淺，不要聽父親的。連他的中學老師也來了，還帶來了退燒消炎的藥。居然有那麽多的人關心我的哥哥，以至於當年使我心生出了幾分嫉妒。直至那時，我在街坊四鄰和老師同學眼中，仍是一個太不讓家長省心的孩子。
哥哥考上了唐山鐵道學院——他是為母親考那所學院的。哈爾濱當年有不少老俄國時期留下的漂亮的鐵路員工房。母親認為，隻要哥哥以後成了鐵道工程師，我家也會住上那種漂亮的鐵路房。
父親給家裏寫了一封有一半錯字的親筆信，以嚴厲到不能再嚴厲的詞句責罵哥哥。
哥哥帶著對父親對家庭對弟弟妹妹的深深的內疚踏上了開往唐山的列車。
我上的中學，恰是哥哥的母校。不久全校的老師幾乎都認得我了。有的老師甚至在課堂上問：“誰是梁紹先的弟弟？”——哥哥雖然考上的不是清華、北大，但他是在發著燒的情況之下去考的呀！而且他放棄了幾所保送大學，而且他是為了遵從母命才考唐山鐵道學院的！1962年，在哈爾濱市，底層人家出一名大學生，是具有童話色彩的事情。這樣的一個家庭，全家人都是受尊敬的。
我這名初中生的虛榮心在當年獲得了巨大的滿足，我開始以哥哥為榮，我也暗自發誓要好好學習了。第一個學期幾科全考下來，平均成績九十幾分，我對自己滿懷信心。
飢餓像一隻大手，依然攥緊著大多數中國人的胃，從草根草籽到樹皮樹葉，底層中國人幾乎將一切能吃的東西都吃遍了，吃光了，並嚐試吃許多自認為可以吃的，以前沒吃過不敢吃的東西。父親在大西北挨餓，哥哥在大學裏挨餓，母親和我們在家裏挨餓。哥哥居然還不算學校裏家庭生活最困難的學生，他每月僅領到9元錢的助學金。他又成了大學裏的學生會幹部，故須帶頭減少口糧定量，據說是為了支援亞非拉人民鬧革命。父親不與哥哥通信，不給他寄錢，也擠不出錢來給他寄。哥哥終於也開始撒謊了——他寫信告訴家裏，不必為他擔什麽心，說父親每月寄給他10元錢。那麽，他豈不是每月就有19元的生活費了麽？這在當年是挺高的生活費標準了，於是母親真的放心了，並因父親終於肯寬恕哥哥上大學的“罪過”而感動。哥哥還在信中說他投稿也能掙到稿費。其實他投稿無數，隻不過掙到了一次稿費，後來聽哥哥親口說才3元……
哥哥第一個假期沒探家，來信說是要帶頭留在學校勤工儉學。第二個假期也沒探家，說是為了等到父親也有了假期，與父親同時探家。而實際上，他是因為沒錢買車票才探不成家。
哥哥上大學的第二個學年開始不久，家裏收到了一封學校發來的電報——“梁紹先患精神病，近日將由老師護送回家”。電文是我念給母親聽的。
母親呆了，我也呆了。
鄰居家的叔叔嬸嬸們都到我家來了，傳看著電報，陪母親研究著，討論著——精神病與瘋了是一個意思，抑或不是？好心的鄰居們都說肯定還是有些區別的。我從旁聽著，看出鄰居們是出於安慰。我的常識告訴我，那完全是一個意思，但是我不忍對母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