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幾步遠,曾是一處賣油炸食物的攤點。經年累月,油鍋上方的高壓線掛滿油煙嘟嚕了,如同南方農家灶口上方掛了許多年的臘腸。架子上的變壓器也早已燻黑了。某夜,城管發起“突擊”,將那麽一處的地麵磚重鋪了,圍上了欄杆,欄杆內搭起“執法亭”了。白天,攤主見大勢已去,也躺在地上鬧過,但最終以和平方式告終。


    本就很窄的街麵,在一側的人行道旁,又隔了一道80公分寬的欄杆,使那一側無法停車了。理論上是這樣一道算式——斜停車輛占路麵1.5米寬即150公分的話,如此一來,無法停車了,約等於路麵被少占了70公分。兩害相比取其輕,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一種精神上的“勝利”。這條極可能經常發生城管人員與占道經營、無照經營、不衛生經營者之間的嚴峻鬥爭的小街,十餘年來,其實並沒發生過什麽鬥爭事件。鬥爭不能使這一條小街變得稍好一些,相反,恐怕將月無寧日,日無寧時。這是雙方都明白的,所以都盡量地互相理解,互相體恤。


    也不是所有的門麵和攤位都會使街道骯髒不堪。小街上有多家理髮店、照相館、洗衣店、列印社,還有茶店、糕點店、眼鏡店、鮮花店、房屋中介公司、手工做鞋和賣鞋的小鋪麵;它們除了方便於居民,可以說毫無負麵的環境影響。我經常去的兩家列印社,主人都是農村來的。他們的鋪麵月租金五六千元,而據他們說,每年還有五六萬的純收入。


    這是多麽養人的一條小街啊!出租者和租者每年都有五六萬的收入,而且或是城市底層人家,或是農村來的同胞,這是一切道理之上最硬的道理啊!其他一切道理,難道還不應該服從這一道理嗎?


    在一處拐角,有一位無照經營的大娘,她幾乎每天據守著一平方米多一點兒的攤位賣鹹鴨蛋。一年四季,寒暑無阻,已在那兒據守了十餘年了。一天才能掙幾多錢啊!如果那點兒收入對她不是很需要,七十多歲的人了,想必不會堅持了吧。


    大娘的對麵是一位東北農村來的姑娘,去年冬天她開始在拐角那兒賣大餷子粥。一碗3元錢,玉米很新鮮,那粥香啊!她也隻不過占了一平方米多一點兒的人行道路麵。占道經營自然是違章經營,可是據她說,每月也能掙四五千元!因為玉米是自家地裏產的,除了點兒運費,幾乎再無另外的成本。她曾對我說:“我都27了還沒結婚呢,我對象家窮,我得出來幫他掙錢,才能蓋起新房啊!要不咋辦呢?”


    再往前走十幾步,有一位農家婦女用三輪平板車賣豆漿、豆腐,也在那兒堅持十餘年了。旁邊,是用櫥架車賣燒餅的一對夫妻,丈夫做,妻子賣,同樣是小街上的老生意人。寒暑假期間,兩家的兩個都是小學生的女孩也來幫大人忙生計。炎夏之日,小臉兒曬得黑紅。而寒冬時,小手凍得腫乎乎的。兩個女孩兒的臉上,都呈現著歷世的早熟的滄桑了。


    有次我問其中一個:“你倆肯定早就認識了,一塊兒玩不?”


    她竟說:“也沒空兒呀,再說也沒心情!”


    回答得特實在,實在得令人聽了心疼。


    “五一”節前,拐角那兒出現了一個五十來歲的外地漢子,擠在賣鹹鴨蛋的大娘與賣鞋墊的大娘之間,僅占了一尺來寬的一小塊兒地方,蹲在那兒,守著裝了硬海綿的小木匣,其上插五六支風輪,彩色閃光紙做的風輪。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不僅是因為他賣成本那麽低、肯定也掙不了幾個小錢的東西,還因為他右手戴著原本是白色、現已髒成了黑色的線手套,一種廉價的勞保手套。


    我心想:“你這外地漢子呀,北京再能謀到生計,這條街再養得活人,你靠賣風輪那也還是掙不出一天的飯錢的呀!你這大男人腦子進水啦?找份什麽活兒幹不行,非得蹲這兒賣風輪?”然而,我一次、兩次、三次、四次地看到他擠在兩位大娘之間,蹲在那兒,5月份快過去了他才消失。


    我買鞋墊時問大娘:“那人的風輪賣得好嗎?”


    大娘說:“好什麽呀!快一個月了隻賣出幾支,一支才賣一元錢,比我這鞋墊兒還少伍角錢!”


    賣鹹鴨蛋的大娘接言道:“他在老家農村幹活兒時,一條手臂砸斷了,殘了,右手是隻假手。不是覺得他可憐,我倆還不願讓他擠中間呢……”


    我頓時默然。


    賣鹹鴨蛋的大娘又說,其實她一個月也賣不了多少鹹鴨蛋,隻能掙五六百元而已。這五六百元還僅歸她一半兒。農村有養鴨的親戚,負責每月給她送來鴨蛋,她負責醃,負責賣。


    “兒女們掙的都少,如今供孩子上學花費太高,我們這種沒工作過也沒退休金的老人,”——她指指旁邊賣鞋墊的大娘,“哪怕每月能給第三代掙出點兒零花錢,那也算兒女們不白養活我們呀……”


    賣鞋墊的大娘就一個勁兒點頭。


    我不禁聯想到了賣豆製品的和賣燒餅的。他們的女兒,已在幫著他們掙錢了。父母但凡工作著,小兒女每月就必定得有些零花錢——城裏人家尤其是北京人家的小兒女,與外地農村人家的小兒女相比,似乎永遠是有區別的。


    我的脾氣,如今竟變好了。小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教育了我,逐漸使我明白我的壞脾氣與這一條小街是多麽的不相宜。再遇到使我怒從心起之事,每能強壓怒火,上前好言排解了。若竟懶得,則命令自己裝沒看見,扭頭一走了之。


    而這條小街少了我的罵聲,情形卻也並沒更糟到哪兒去。正如我大罵過幾遭,情形並沒有因而就變好點兒。


    我覺得不少人都變得和我一樣好脾氣了。


    有次我碰到了那位曾說恨不得開輛坦克從街頭壓到街尾的熟人。


    我說:“你看我們這條小街還有法兒治嗎?”


    他苦笑道:“能有什麽法兒呀?理解萬歲唄,講體恤唄,講和諧唄……”


    由他的話,我忽然意識到,緊繃了十餘年的這一條小街,它竟自然而然地生成了一種品格,那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體恤。所謂和諧,對於這一條小街,首先卻是容忍。


    有些同胞生計、生活、生存之艱難辛苦,在這一條小街呈現得歷歷在目。小街上還有所小學——瓷磚圍牆上,鑲著陶行知的頭像及“愛滿天下”四個大字。牆根低矮的冬青叢中藏汙納垢,葉上經常粘著痰。行知先生終日從牆上望著這條小街,我每覺他的目光似乎越來越憂鬱,卻也似乎越來越溫柔了。


    盡管時而緊張,但十餘年來,卻又未發生什麽濺血的暴力衝突——這也真是一條品格令人欽佩的小街!


    發生在小街上的一些可恨之事,往細一想,終究是人心可以容忍的。


    發生在中國的一些可恨之事,卻斷不能以“容忍”二字輕描淡寫地對待。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老聃此言勝千言萬語也!


    2.演員與看客


    此刻,他出現在舞台右側,坐高腳凳上,酒吧裏常見的那種。高腳凳在前一名演員的表演中當成過道具。他一足踏地,一足踏凳撐上,特悠閑的樣子,微眯雙眼,漠漠然地望著台下的看客,如同厭倦的牧羊人漠漠然地望著羊群。牧羊人對羊群大抵持兩種態度——倘是自己的,望著時目光往往是欣慰的,甚或是喜悅的;若隻不過是替僱主在放牧,通常便是漠漠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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