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是，有些國家的新人，所遺傳了的基因是人文的，故雖然同樣消費著快餐文化，但基因並不會被快餐文化異化。而在我們的國度，快餐文化直接便是文化基因。好比習慣於以可口可樂解渴，血管裏流的差不多也是可口可樂成分的文化血漿。
故結果如此——同為人類科技時代的新人，我們的新人與歐美國家的新人卻又是極為不同的。與同屬亞裔的日本、韓國、泰國、新加坡諸國的新人相比較，也頓時就能感覺到極為不同來。即使與同屬一宗的香港、台灣之新人相比較，還是會不消一日就會得出極為不同的印象。
我們的新人特中國特色，也可以說是具有“特別特”的新人特徵。
一種“被文化”的新人特徵。
並且，“被文化”而又渾然不覺，沒有多麽不適的反應，“被文化”得挺快樂。還每每反過來以為，是快餐文化之消費上帝，於是文化其實從屬於自己們。
新人中的新女性，似乎尤其感覺如此。她們消費快餐文化的熱忱比男性新青年更洋溢——因為她們既享受著，又常由別人們結帳。凡需掏錢夾的快餐文化，起碼會有一心取悅於她們的男性新青年買單。
以我的眼來洞察，情形基本是這樣的——新人中的新女性，或曰“被文化”的新女性，她們乃是一概之快餐文化的消費主體，而男性新青年，有的與她們文化趣味相投，成為她們的“文化伴侶”；有的雖與她們之文化趣味相左，但為了取悅於她們，不得不充當她們的“文化侍從”。倘一個男性新青年，正追求著一個女性快餐文化的熱衷消費者，結果會怎樣呢？
無非——他愛屋及烏，也為她自覺異化為一個快餐文化的被動消費者。
或——倘他竟是一個有品質的文化的尋覓者（這樣的文化在當下確乎是需要尋覓的，且需“眾裏尋他千百度”方有緣尋到），定會感到充當快餐文化的一味不變的消費者的文化侍從之鬱悶，終於不得不說“拜拜”。
這樣的例子是有的。但不多。
在第二種情況下，通常是——他盡量將“侍從”角色充當得令她滿意，給予高分，然後用私房錢去進行有品質的文化的消費，十之八九那消費也隻不過是買一本有品質的書。
一部有品質的好書問世，國內作者的書也罷，引進的譯著也罷，讀它的女青年與男青年的人數是差不了太多的。
當年有女青年買了《山坳上的中國》《權力論》這類書送給她所愛的愛讀書的男青年。
現在還會有多少女青年買那類書送給她男友呢？——除非那類書是他寫論文所必須參考的，或考公務員應該翻翻的。
當年曾有一位姑娘求我買一本書《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位西方記者所著的關於俄國十月革命的紀實類書。她求我買那本書之目的特單純——與所愛的男友共同了解一個曾與中國類似的國家所發生的類似的革命的真相。
現在，還會為愛人尤其為自己到處尋覓一本值得一讀的書籍的新女性越來越少了。
人生苦短，故人生如夢。
人生如夢，所以然，當活出幾分清醒。
好書可以化愚。
這樣的好書，幾乎在任何一家書店裏都還是有的。
但被快餐文化所愚的眼是看不到的。
當年，有多少新女性的眼，並未被快餐文化的翳所愚呢？
網絡改變了中國女性。
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便也有世界上最多的網民，於是有世界上最多的女性網民。女網民無疑以女青年為主。
網上每有謠言迅播。
謝天謝地，大多數女網民並不會以一時成功地造了一條謠言而覺快哉，更不會有多大成就感。
但某些她們被快餐文化、垃圾文化所翳的眼，尋覓謠言頗有樂趣分明是事實。
她們一般並不推波助瀾，隻不過默觀。默觀也勢必提高點擊率，於是客觀上成為圍觀之眾。
當謠言被澄清，若問她們的看法，她們又差不多皆持反感的態度。其後上網，她們的眼首先尋覓的仍是那類吸引眼球的標題。而對於清醒的眼，那類標題並不具有非要點擊一下看個究竟的吸引力。
和男性網民一樣，緋聞也是她們格外青睞的。其實古今中外，全世界的緋聞一向是內容雷同的。
假如從某一日起，關注緋聞的女網民少了，在網上態度嚴肅地參與國是民生之討論的中國女性多了，那麽——網絡改變女性，就將可喜地進步向女性改變中國的時代了。
網上也往往罵聲一片。
更要謝天謝地，女網民一邊看一邊敲上去的髒話肯定是少的。
我不上網我也深信這一點。
而此點，基於我對於全世界女性之為“女”的人性特徵的深信不疑。
畢竟，從古代起，罵髒話不是女性表達態度時的一貫作風。
也基於我對中國教育的起碼作用的深信不疑。
試想，20世紀80年代以來，至少從大學畢業了二億多學子吧？其中女性學子起碼占半數啊。
她們是中國女性網民的主體。
若連她們麵對電腦上的罵陣，也都迫不及待地敲出汙言穢語火上燒油而樂此不疲，那中國還有希望嗎？中國的孩子們還有希望嗎？那當教師的中國人，還好意思當眾承認自己是教師嗎？
那中國的小學、中學、大學，豈不該全都放火燒了嗎？
故我深信，正由於中國有人數眾多的女性網民，網上的罵聲才也會同時被一定量的理性的、知識化了的、女性特有的文化語言表達所對沖。
正如這世界往往由浮躁得暴烈了的男性捲起咆哮般的聲浪，而女性那時偏偏會本能地用歌聲慰藉他們。
普遍的女性，尤其知識女性占了多數的她們，即使浮躁之時，也往往表現得很“女”。
上帝使這個世界上有女人，他老人家是用心良苦的。
但“文革”時除外。
因那時的中國，中國人造出了另一位“上帝”。我在指導我的女研究生寫論文時，曾進行過如下對話：
“最近常去圖書館吧？”
“不，幾乎每天都上四五個小時的網。”
“上網？難道參考書都在網上？”
“網上瀏覽起來快捷啊！”
“要愛護眼睛。我認為上網四五個小時，要比看書四五個小時更會使眼睛疲勞。”
“其實，也不是想上那麽長時間的網。但往往一上去，下不來了。”
“那倒也不是……”
她不好意思了。
我也明白了——往往一上去就下不來了，蓋因網上吸引眼球的內容太多了。
雖然，快餐文化的時代是由美國敲響鑼揭牌的，歐美各國的電影節，也一向由本國女性的參與來烘托人氣。但近三十年，由於電影越來越少文化元素、人文關懷，越來越商業化、泛娛樂化，各電影節的人氣越來越小了，氣氛越來越冷清了，女性身影越來越少了。
故結果如此——同為人類科技時代的新人，我們的新人與歐美國家的新人卻又是極為不同的。與同屬亞裔的日本、韓國、泰國、新加坡諸國的新人相比較，也頓時就能感覺到極為不同來。即使與同屬一宗的香港、台灣之新人相比較，還是會不消一日就會得出極為不同的印象。
我們的新人特中國特色，也可以說是具有“特別特”的新人特徵。
一種“被文化”的新人特徵。
並且，“被文化”而又渾然不覺，沒有多麽不適的反應，“被文化”得挺快樂。還每每反過來以為，是快餐文化之消費上帝，於是文化其實從屬於自己們。
新人中的新女性，似乎尤其感覺如此。她們消費快餐文化的熱忱比男性新青年更洋溢——因為她們既享受著，又常由別人們結帳。凡需掏錢夾的快餐文化，起碼會有一心取悅於她們的男性新青年買單。
以我的眼來洞察，情形基本是這樣的——新人中的新女性，或曰“被文化”的新女性，她們乃是一概之快餐文化的消費主體，而男性新青年，有的與她們文化趣味相投，成為她們的“文化伴侶”；有的雖與她們之文化趣味相左，但為了取悅於她們，不得不充當她們的“文化侍從”。倘一個男性新青年，正追求著一個女性快餐文化的熱衷消費者，結果會怎樣呢？
無非——他愛屋及烏，也為她自覺異化為一個快餐文化的被動消費者。
或——倘他竟是一個有品質的文化的尋覓者（這樣的文化在當下確乎是需要尋覓的，且需“眾裏尋他千百度”方有緣尋到），定會感到充當快餐文化的一味不變的消費者的文化侍從之鬱悶，終於不得不說“拜拜”。
這樣的例子是有的。但不多。
在第二種情況下，通常是——他盡量將“侍從”角色充當得令她滿意，給予高分，然後用私房錢去進行有品質的文化的消費，十之八九那消費也隻不過是買一本有品質的書。
一部有品質的好書問世，國內作者的書也罷，引進的譯著也罷，讀它的女青年與男青年的人數是差不了太多的。
當年有女青年買了《山坳上的中國》《權力論》這類書送給她所愛的愛讀書的男青年。
現在還會有多少女青年買那類書送給她男友呢？——除非那類書是他寫論文所必須參考的，或考公務員應該翻翻的。
當年曾有一位姑娘求我買一本書《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位西方記者所著的關於俄國十月革命的紀實類書。她求我買那本書之目的特單純——與所愛的男友共同了解一個曾與中國類似的國家所發生的類似的革命的真相。
現在，還會為愛人尤其為自己到處尋覓一本值得一讀的書籍的新女性越來越少了。
人生苦短，故人生如夢。
人生如夢，所以然，當活出幾分清醒。
好書可以化愚。
這樣的好書，幾乎在任何一家書店裏都還是有的。
但被快餐文化所愚的眼是看不到的。
當年，有多少新女性的眼，並未被快餐文化的翳所愚呢？
網絡改變了中國女性。
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便也有世界上最多的網民，於是有世界上最多的女性網民。女網民無疑以女青年為主。
網上每有謠言迅播。
謝天謝地，大多數女網民並不會以一時成功地造了一條謠言而覺快哉，更不會有多大成就感。
但某些她們被快餐文化、垃圾文化所翳的眼，尋覓謠言頗有樂趣分明是事實。
她們一般並不推波助瀾，隻不過默觀。默觀也勢必提高點擊率，於是客觀上成為圍觀之眾。
當謠言被澄清，若問她們的看法，她們又差不多皆持反感的態度。其後上網，她們的眼首先尋覓的仍是那類吸引眼球的標題。而對於清醒的眼，那類標題並不具有非要點擊一下看個究竟的吸引力。
和男性網民一樣，緋聞也是她們格外青睞的。其實古今中外，全世界的緋聞一向是內容雷同的。
假如從某一日起，關注緋聞的女網民少了，在網上態度嚴肅地參與國是民生之討論的中國女性多了，那麽——網絡改變女性，就將可喜地進步向女性改變中國的時代了。
網上也往往罵聲一片。
更要謝天謝地，女網民一邊看一邊敲上去的髒話肯定是少的。
我不上網我也深信這一點。
而此點，基於我對於全世界女性之為“女”的人性特徵的深信不疑。
畢竟，從古代起，罵髒話不是女性表達態度時的一貫作風。
也基於我對中國教育的起碼作用的深信不疑。
試想，20世紀80年代以來，至少從大學畢業了二億多學子吧？其中女性學子起碼占半數啊。
她們是中國女性網民的主體。
若連她們麵對電腦上的罵陣，也都迫不及待地敲出汙言穢語火上燒油而樂此不疲，那中國還有希望嗎？中國的孩子們還有希望嗎？那當教師的中國人，還好意思當眾承認自己是教師嗎？
那中國的小學、中學、大學，豈不該全都放火燒了嗎？
故我深信，正由於中國有人數眾多的女性網民，網上的罵聲才也會同時被一定量的理性的、知識化了的、女性特有的文化語言表達所對沖。
正如這世界往往由浮躁得暴烈了的男性捲起咆哮般的聲浪，而女性那時偏偏會本能地用歌聲慰藉他們。
普遍的女性，尤其知識女性占了多數的她們，即使浮躁之時，也往往表現得很“女”。
上帝使這個世界上有女人，他老人家是用心良苦的。
但“文革”時除外。
因那時的中國，中國人造出了另一位“上帝”。我在指導我的女研究生寫論文時，曾進行過如下對話：
“最近常去圖書館吧？”
“不，幾乎每天都上四五個小時的網。”
“上網？難道參考書都在網上？”
“網上瀏覽起來快捷啊！”
“要愛護眼睛。我認為上網四五個小時，要比看書四五個小時更會使眼睛疲勞。”
“其實，也不是想上那麽長時間的網。但往往一上去，下不來了。”
“那倒也不是……”
她不好意思了。
我也明白了——往往一上去就下不來了，蓋因網上吸引眼球的內容太多了。
雖然，快餐文化的時代是由美國敲響鑼揭牌的，歐美各國的電影節，也一向由本國女性的參與來烘托人氣。但近三十年，由於電影越來越少文化元素、人文關懷，越來越商業化、泛娛樂化，各電影節的人氣越來越小了，氣氛越來越冷清了，女性身影越來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