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未答。
臨辭，夫婦二人贈我等中國人他們所著的書，並言那隻是他們出版的幾種書中的一種。
其書是研究日本民族精神演變的，可謂具有“高深學問”的價值。
一所大學出了胡適，自然是大學之榮光。
胡適有傅斯年那樣的學生，自然是教師的榮光。
但，若國運時艱，從大學跨出的學子竟能像那對日本夫婦一樣的話，竊以為亦可欣慰了。當然，我這裏主要指的是中文學子。比之於其他學科，中文能力最應是一種難以限製的能力。中文與大學精神的關係也最為密切。大學精神，說到底，文化精神耳。
最後，我借雨果的三句話表達我對大學精神的當下理解：
“平等的第一步是公正。”
“改革意識，是一種道德意識。”
“進步，才是人應該有的現象。”
如斯，亦即我所言之思想意識上的不普通者也……
6.為什麽我們對“平凡的人生”深懷恐懼？
“如果在30歲以前，最遲在35歲以前，我還不能使自己脫離平凡，那麽我就自殺。”
“可什麽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體說來。”
“就是，起碼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車，起碼要成為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吧？還起碼要有一筆數目可觀的存款吧？”
“要有什麽樣的房，要有什麽樣的車？在你看來，多少存款算數目可觀呢？”
“這，我還沒認真想過……”
以上，是我和一大一男生的對話。那是一所較著名的大學，我被邀講座。對話是在五六百人之間公開進行的。我覺得，他的話代表了不少學子的人生誌向。
我已經忘記了我當時是怎麽回答的。然此後我常思考一個人的平凡或不平凡，卻是真的。
按《新華詞典》的解釋，平凡即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民。《新華詞典》特別在括號內加注——泛指區別於貴族和特權階層的人。
做一個平凡的人真的那麽令人沮喪麽？倘註定一生平凡，真的毋寧35歲以前自殺麽？
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話隻不過意味著一種“往高處走”的願望，雖說得鄭重，其實聽的人倒是不必太認真的。
但我既思考了，於是覺出了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時代，近十年來，一直所呈現著的種種文化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國還隻不過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現階段，在普遍之中國人還不能真正過上小康生活的情況下，中國的當代文化，未免過分“熱忱”地兜售所謂“不平凡”的人生的招貼畫了，這種宣揚尤其gg兜售幾乎隨處可見。而最終，所謂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質量，在如此這般的文化那兒，差不多又總是被歸結到如下幾點——住著什麽樣的房子，開著什麽樣的車子，有著多少資產，於是社會給以怎樣的敬意和地位。於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樣怎樣的女人……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也很盛行過同樣性質的文化傾向，體現於男人，那時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車子、位子、票子、女子。一個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擺脫平凡了。同樣年代的西方的文化，也曾呈現過類似的文化傾向。區別乃是，在他們的文化那兒，是花邊，是文化的副產品；而在我們這兒，在八九十年後的今天，卻仿佛地漸成文化的主流。這一種文化理念的反覆宣揚，折射著一種耐人尋味的邏輯——誰終於擺脫平凡了，誰理所當然地是當代英雄；誰依然平凡著甚至註定一生平凡，誰是狗熊。並且，每有儼然是以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別“與時俱進”似的知識分子，話裏話外地幫襯著造勢，暗示出更其傷害平凡人的一種邏輯，那就是——一個時事造英雄的時代已然到來，多好的時代！許許多多的人不是已經爭先恐後地不平凡起來了麽？你居然還平凡著，你不是狗熊又是什麽呢？
一點兒也不誇大其詞地說，此種文化傾向，是一種文化的反動傾向。和尼采的所謂“超人哲學”的瘋話一樣，是漠視、甚至鄙視和辱謾平凡人之社會地位以及人生意義的文化傾向。是反眾生的，是與文化的最基本社會作用相悖的，是對於社會和時代的人文成分結構具有破壞性的。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下一代，如果他們普遍認為最遠35歲以前不能擺脫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人類社會的一個真相是，而且必然永遠是牢固地將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確立在第一位置，不允許任何意識之形態動搖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許它的第一位置被顛覆，這乃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場，像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的第一位置一樣神聖。當然，這裏所指的，是那種極其清醒的、冷靜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能夠在任何時代都“鎖定”人類社會真相的文化，而不是那種隨波逐流的、嫌貧愛富的、每被金錢的作用左右得暈頭轉向的文化。那種文化隻不過是文化的泡沫，像製糖廠的糖漿池裏泛起的糖漿沫。造假的人往往將其收集了澆在模子裏，於是“生產”出以假亂真的“野蜂窩”。
文化的“野蜂窩”比街頭巷尾地攤上賣的“野蜂窩”更是對人有害的東西。後者隻不過使人腹瀉，而前者紊亂社會的神經。
平凡的人們，那普通的人們，即古羅馬階段劃分中的平民。在平民之下，隻有奴隸。平民的社會地位之上，是僧侶、騎士、貴族。
但是，即使在古羅馬，那個封建的強大帝國的大腦，也從未敢漠視社會地位僅僅高於奴隸的平民。作為它的最精英的思想的傳播者，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們，他們雖然一致不屑地視奴隸為“會說話的工具”，但卻不敢輕佻地發任何懷疑平民之社會地位的言論。恰恰相反，對於平民，他們的思想中有一個一脈相承的共同點——平民是城邦的主體，平民是國家的主體。沒有平民的作用，便沒有羅馬為強大帝國的前提。
愷撒被謀殺了，布魯諾斯要到廣場上去向平民們解釋自己參與了的行為——“我愛愷撒，但更愛羅馬”。
為什麽呢？因為那行為若不能得到平民的理解，就不能成為正確的行為。安東尼奧順利接替了愷撒，因為他利用了平民的不滿，覺得那是他的機會。屋大維招兵募將，從安東尼奧手中奪去了攝政權，因為他調查了解到，平民將支持他。
古羅馬帝國一度稱雄於世，靠的是平民中蘊藏著的改朝換代的偉力。它的衰亡，也首先是由於平民拋棄了它。僧侶加上騎士加上貴族，構不成羅馬帝國，因為他們的總數隻不過是平民的千萬分之幾。
中國古代，稱平凡的人們亦即普通的人們為“元元”，佛教中形容為“芸芸眾生”，在文人那兒叫“蒼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對於憲法叫“公民”。沒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人們的承認，任何一國的任何憲法沒有任何意義。“公民”一詞將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成為荒誕可笑之詞。
臨辭，夫婦二人贈我等中國人他們所著的書，並言那隻是他們出版的幾種書中的一種。
其書是研究日本民族精神演變的，可謂具有“高深學問”的價值。
一所大學出了胡適，自然是大學之榮光。
胡適有傅斯年那樣的學生，自然是教師的榮光。
但，若國運時艱，從大學跨出的學子竟能像那對日本夫婦一樣的話，竊以為亦可欣慰了。當然，我這裏主要指的是中文學子。比之於其他學科，中文能力最應是一種難以限製的能力。中文與大學精神的關係也最為密切。大學精神，說到底，文化精神耳。
最後，我借雨果的三句話表達我對大學精神的當下理解：
“平等的第一步是公正。”
“改革意識，是一種道德意識。”
“進步，才是人應該有的現象。”
如斯，亦即我所言之思想意識上的不普通者也……
6.為什麽我們對“平凡的人生”深懷恐懼？
“如果在30歲以前，最遲在35歲以前，我還不能使自己脫離平凡，那麽我就自殺。”
“可什麽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
“具體說來。”
“就是，起碼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車，起碼要成為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吧？還起碼要有一筆數目可觀的存款吧？”
“要有什麽樣的房，要有什麽樣的車？在你看來，多少存款算數目可觀呢？”
“這，我還沒認真想過……”
以上，是我和一大一男生的對話。那是一所較著名的大學，我被邀講座。對話是在五六百人之間公開進行的。我覺得，他的話代表了不少學子的人生誌向。
我已經忘記了我當時是怎麽回答的。然此後我常思考一個人的平凡或不平凡，卻是真的。
按《新華詞典》的解釋，平凡即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民。《新華詞典》特別在括號內加注——泛指區別於貴族和特權階層的人。
做一個平凡的人真的那麽令人沮喪麽？倘註定一生平凡，真的毋寧35歲以前自殺麽？
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話隻不過意味著一種“往高處走”的願望，雖說得鄭重，其實聽的人倒是不必太認真的。
但我既思考了，於是覺出了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時代，近十年來，一直所呈現著的種種文化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國還隻不過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現階段，在普遍之中國人還不能真正過上小康生活的情況下，中國的當代文化，未免過分“熱忱”地兜售所謂“不平凡”的人生的招貼畫了，這種宣揚尤其gg兜售幾乎隨處可見。而最終，所謂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質量，在如此這般的文化那兒，差不多又總是被歸結到如下幾點——住著什麽樣的房子，開著什麽樣的車子，有著多少資產，於是社會給以怎樣的敬意和地位。於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樣怎樣的女人……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也很盛行過同樣性質的文化傾向，體現於男人，那時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車子、位子、票子、女子。一個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擺脫平凡了。同樣年代的西方的文化，也曾呈現過類似的文化傾向。區別乃是，在他們的文化那兒，是花邊，是文化的副產品；而在我們這兒，在八九十年後的今天，卻仿佛地漸成文化的主流。這一種文化理念的反覆宣揚，折射著一種耐人尋味的邏輯——誰終於擺脫平凡了，誰理所當然地是當代英雄；誰依然平凡著甚至註定一生平凡，誰是狗熊。並且，每有儼然是以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和思想特別“與時俱進”似的知識分子，話裏話外地幫襯著造勢，暗示出更其傷害平凡人的一種邏輯，那就是——一個時事造英雄的時代已然到來，多好的時代！許許多多的人不是已經爭先恐後地不平凡起來了麽？你居然還平凡著，你不是狗熊又是什麽呢？
一點兒也不誇大其詞地說，此種文化傾向，是一種文化的反動傾向。和尼采的所謂“超人哲學”的瘋話一樣，是漠視、甚至鄙視和辱謾平凡人之社會地位以及人生意義的文化傾向。是反眾生的，是與文化的最基本社會作用相悖的，是對於社會和時代的人文成分結構具有破壞性的。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下一代，如果他們普遍認為最遠35歲以前不能擺脫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人類社會的一個真相是，而且必然永遠是牢固地將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確立在第一位置，不允許任何意識之形態動搖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許它的第一位置被顛覆，這乃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場，像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的第一位置一樣神聖。當然，這裏所指的，是那種極其清醒的、冷靜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能夠在任何時代都“鎖定”人類社會真相的文化，而不是那種隨波逐流的、嫌貧愛富的、每被金錢的作用左右得暈頭轉向的文化。那種文化隻不過是文化的泡沫，像製糖廠的糖漿池裏泛起的糖漿沫。造假的人往往將其收集了澆在模子裏，於是“生產”出以假亂真的“野蜂窩”。
文化的“野蜂窩”比街頭巷尾地攤上賣的“野蜂窩”更是對人有害的東西。後者隻不過使人腹瀉，而前者紊亂社會的神經。
平凡的人們，那普通的人們，即古羅馬階段劃分中的平民。在平民之下，隻有奴隸。平民的社會地位之上，是僧侶、騎士、貴族。
但是，即使在古羅馬，那個封建的強大帝國的大腦，也從未敢漠視社會地位僅僅高於奴隸的平民。作為它的最精英的思想的傳播者，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們，他們雖然一致不屑地視奴隸為“會說話的工具”，但卻不敢輕佻地發任何懷疑平民之社會地位的言論。恰恰相反，對於平民，他們的思想中有一個一脈相承的共同點——平民是城邦的主體，平民是國家的主體。沒有平民的作用，便沒有羅馬為強大帝國的前提。
愷撒被謀殺了，布魯諾斯要到廣場上去向平民們解釋自己參與了的行為——“我愛愷撒，但更愛羅馬”。
為什麽呢？因為那行為若不能得到平民的理解，就不能成為正確的行為。安東尼奧順利接替了愷撒，因為他利用了平民的不滿，覺得那是他的機會。屋大維招兵募將，從安東尼奧手中奪去了攝政權，因為他調查了解到，平民將支持他。
古羅馬帝國一度稱雄於世，靠的是平民中蘊藏著的改朝換代的偉力。它的衰亡，也首先是由於平民拋棄了它。僧侶加上騎士加上貴族，構不成羅馬帝國，因為他們的總數隻不過是平民的千萬分之幾。
中國古代，稱平凡的人們亦即普通的人們為“元元”，佛教中形容為“芸芸眾生”，在文人那兒叫“蒼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對於憲法叫“公民”。沒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人們的承認，任何一國的任何憲法沒有任何意義。“公民”一詞將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成為荒誕可笑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