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麵臨房改了。
不少城市人鬱悶了，因為湊不足錢買下本已分到自己名下的房產。現在看來，即使當年借錢買下的，也是買對了，買值了。因為畢竟從此有了大幅增值的一宗私產。
但是，剛參加工作的青年們鬱悶了。按從前慣例，單位是要解決住房的，不過時間早晚而已，房屋大小、新舊而已。人們習慣了分房子，從沒料到還得買房子。而且剛參加工作的他們也買不起商品房，盡管今天看來當年房價還極低，比現在房價的十分之一還低。
教改了——擇校要交贊助費了，學校不包分配了，找工作也頗為不易，學子們大為鬱悶。
醫改了——雖然單位不是根本不負擔醫藥費了，卻並不全麵負責了。醫改實行在前，醫保條例出台滯後，這又使中國人鬱悶了。一戶人家，一旦有了重病之人、久病之人，醫藥費問題每使傾家蕩產、家徒四壁……
入學托關係，住院托關係，找工作托關係，轉單位托關係。托關係成了大多數中國人的生存之道。有關係解危救難，沒關係寸步難行。關係不僅是交情、還是人情。並且人情性價比越來越高。幾乎每個中國人都不得已地或熱衷於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用於經營各種複雜而微妙的甚至蠅營狗苟的關係。更精明的一些人，根據局麵，不斷調整關係。民間的關係經營催生了一筆又一筆人情債，官場的關係經營釀成了一茬又一茬裙帶及背景庇護之下的腐敗。
礦難接二連三，瞞報也接二連三，被“給予”或索取高額“封口費”成為某些記者的灰色收入。
大型項目爭先上馬、竣工、剪彩，喜氣的表情還未退去，豆腐渣工程讓更多人鬱悶。
比起餓肚子的年代，人們不愁吃喝了。但不知從何時起，蘇丹紅、牛肉膏、瘦肉精、染色饅頭、硫黃薑出現了，甚至“爆炸西瓜”、“絕育黃瓜”等聞所未聞的食物也被“發明”出來。解決了溫飽的中國人，簡直沒法逃避鬱悶了。
人們鬱悶於這個時代，可又不得不鬱悶地適應本時代的五花八門的規則。
被兩種力量拉扯長大的中國人，像極了一張單薄的紙：心靈之扁平狀態呈現於臉，而滿臉寫的隻不過一種表情——失我之鬱悶。
2.千年病灶：撼山易，撼奴性難
“國民劣根性”問題是“五四”知識分子們率先提出的。談及此，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魯迅。其實不唯魯迅，這是那時諸多知識分子共同關注的。嘆息無奈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熱忱於啟蒙者有之，而魯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梁啓超對“國民劣根性”的激抨絕不亞於魯迅。陳獨秀創辦《新青年》伊始曾公開發表厲言：凡1919年以前出生者當死，唯1919年後出生者應生！何出此言？針對國民劣根性耳。當然，他指的不是肉體生命，而是思想生命、精神生命。蔡元培、胡適也是不否認國民劣根性之存在的。隻不過他們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型知識分子，不忍對同胞批評過苛，一主張默默地思想啟蒙，加以改造，一主張實行教育救國、教育強國，培養優秀的新國人種子。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的演說表達了他的希望：培養具有“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的新國人這一教育思想證明了他的希望。
就連聞一多也看到了國民劣根性。但他是矛盾的。好友潘光旦在國外修的是“優生學”，致信給他，言及中國人缺乏優生意識。聞一多覆信曰：“倘你借了西方的理論，來證明我們中國人種上的劣，我將想辦法買手槍。你甫一回國，我親手打死你。”
但他也寫過《死水》一詩：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潑你的剩菜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鐵罐上鏽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
黴菌給他蒸出些雲霞。
這樣的詩句，顯然也是一種國狀及國民劣根性的詩性呈現。聞一多從國外一回到上海，時逢“五卅慘案”發生不久，於是他又悲憤地寫下了《發現》：
我來了，我喊一聲，迸著血淚，“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
為什麽他又認為不是了呢？有了在國外的見識，對比中國，大約倍感國民精神狀態的不振。“不是”者，首先是對國家形象及國民精神狀態的不認可也。
那時中國人被外國人鄙視為“東亞病夫”，而我們自喻是“東亞睡獅”。獅本該是威猛的，但那時的我們卻仿佛被打了麻醉槍，永遠睡將下去，於是類乎懶貓。
清末以前，中國思想先賢們是論過國民性的，但即使論到其劣，也是從普遍的人類弱點劣點去論，並不僅僅認為隻有中國人身上才表現的。那麽，我們現在接觸到了第一個問題——某些劣根性，僅僅是中國人天生固有的嗎？
我的回答是：否。
人類不能像培育駿馬和良犬那樣去優配繁衍，某些人性的缺點和弱點是人類普遍固有的。而某些劣點又僅僅是人類才有的，連動物也沒有，如貪婪、忘恩負義、陷害、虛榮、偽善等等。故，萬不可就人類普遍的弱點、缺點、劣點來指摘中國人。但，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又完全可以造成某一國家的人們較普遍地具有某一種劣性。比如西方歐美國家，由於資本主義持續時間長，便有一種列強劣性，這一種劣性的最醜惡記錄是販奴活動、種族歧視。當然，這是他們的歷史表現。
於是我們接觸到了第二個問題——中國人曾經的劣根性主要是什麽？我強調曾經，是因為今天的中國已與“五四”以前大不一樣，不可同日而語。
在當年，民族“劣根性”的主要表現是奴性，“五四”知識分子深惡痛絕的也是奴性。
那麽，當年中國人的奴性是怎麽形成的呢？
這要循中國的歷史來追溯。
世界上沒有人曾經撰文批判大唐時期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國的史籍中也無記載。唐詩在精神上是豪邁的，氣質上是浪漫的，格調上是莊重的，可供我們對唐人的國民性形成總印象。唐詩的以上品質，從宋朝早期的詩詞中亦可見到繼承，如蘇軾、歐陽修、範仲淹等人的詩詞。
但是到了宋中期，宋詞開始出現頹廢、無聊、無病呻吟似的自哀自憐。明明是大男人，寫起詞來，卻偏如小媳婦。這一文學現象是很值得研究的。傷心淚、相思情、無限愁、莫名苦、瑣碎憂這些詞彙，是宋詞中最常出現的。今天的中文學子們，如果愛詩詞的，男生偏愛唐詩，女生偏愛宋詞。唐詩吸引男生的是男人胸懷，女生則偏愛宋詞的小女人味。大抵如此。
為什麽唐詩之氣質到了宋詞後期變成那樣了呢？
因為北宋不久便亡了，被金所滅。現在打開宋詞三百首，第一篇便是宋徽宗的《宴山亭》：
裁剪冰綃，輕疊數重，淡著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艷溢香濃，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淒涼院落，幾番春暮？
不少城市人鬱悶了，因為湊不足錢買下本已分到自己名下的房產。現在看來，即使當年借錢買下的，也是買對了，買值了。因為畢竟從此有了大幅增值的一宗私產。
但是，剛參加工作的青年們鬱悶了。按從前慣例，單位是要解決住房的，不過時間早晚而已，房屋大小、新舊而已。人們習慣了分房子，從沒料到還得買房子。而且剛參加工作的他們也買不起商品房，盡管今天看來當年房價還極低，比現在房價的十分之一還低。
教改了——擇校要交贊助費了，學校不包分配了，找工作也頗為不易，學子們大為鬱悶。
醫改了——雖然單位不是根本不負擔醫藥費了，卻並不全麵負責了。醫改實行在前，醫保條例出台滯後，這又使中國人鬱悶了。一戶人家，一旦有了重病之人、久病之人，醫藥費問題每使傾家蕩產、家徒四壁……
入學托關係，住院托關係，找工作托關係，轉單位托關係。托關係成了大多數中國人的生存之道。有關係解危救難，沒關係寸步難行。關係不僅是交情、還是人情。並且人情性價比越來越高。幾乎每個中國人都不得已地或熱衷於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用於經營各種複雜而微妙的甚至蠅營狗苟的關係。更精明的一些人，根據局麵，不斷調整關係。民間的關係經營催生了一筆又一筆人情債，官場的關係經營釀成了一茬又一茬裙帶及背景庇護之下的腐敗。
礦難接二連三，瞞報也接二連三，被“給予”或索取高額“封口費”成為某些記者的灰色收入。
大型項目爭先上馬、竣工、剪彩，喜氣的表情還未退去，豆腐渣工程讓更多人鬱悶。
比起餓肚子的年代，人們不愁吃喝了。但不知從何時起，蘇丹紅、牛肉膏、瘦肉精、染色饅頭、硫黃薑出現了，甚至“爆炸西瓜”、“絕育黃瓜”等聞所未聞的食物也被“發明”出來。解決了溫飽的中國人，簡直沒法逃避鬱悶了。
人們鬱悶於這個時代，可又不得不鬱悶地適應本時代的五花八門的規則。
被兩種力量拉扯長大的中國人，像極了一張單薄的紙：心靈之扁平狀態呈現於臉，而滿臉寫的隻不過一種表情——失我之鬱悶。
2.千年病灶：撼山易，撼奴性難
“國民劣根性”問題是“五四”知識分子們率先提出的。談及此，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魯迅。其實不唯魯迅，這是那時諸多知識分子共同關注的。嘆息無奈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熱忱於啟蒙者有之，而魯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梁啓超對“國民劣根性”的激抨絕不亞於魯迅。陳獨秀創辦《新青年》伊始曾公開發表厲言：凡1919年以前出生者當死，唯1919年後出生者應生！何出此言？針對國民劣根性耳。當然，他指的不是肉體生命，而是思想生命、精神生命。蔡元培、胡適也是不否認國民劣根性之存在的。隻不過他們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型知識分子，不忍對同胞批評過苛，一主張默默地思想啟蒙，加以改造，一主張實行教育救國、教育強國，培養優秀的新國人種子。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的演說表達了他的希望：培養具有“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的新國人這一教育思想證明了他的希望。
就連聞一多也看到了國民劣根性。但他是矛盾的。好友潘光旦在國外修的是“優生學”，致信給他，言及中國人缺乏優生意識。聞一多覆信曰：“倘你借了西方的理論，來證明我們中國人種上的劣，我將想辦法買手槍。你甫一回國，我親手打死你。”
但他也寫過《死水》一詩：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潑你的剩菜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鐵罐上鏽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
黴菌給他蒸出些雲霞。
這樣的詩句，顯然也是一種國狀及國民劣根性的詩性呈現。聞一多從國外一回到上海，時逢“五卅慘案”發生不久，於是他又悲憤地寫下了《發現》：
我來了，我喊一聲，迸著血淚，“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
為什麽他又認為不是了呢？有了在國外的見識，對比中國，大約倍感國民精神狀態的不振。“不是”者，首先是對國家形象及國民精神狀態的不認可也。
那時中國人被外國人鄙視為“東亞病夫”，而我們自喻是“東亞睡獅”。獅本該是威猛的，但那時的我們卻仿佛被打了麻醉槍，永遠睡將下去，於是類乎懶貓。
清末以前，中國思想先賢們是論過國民性的，但即使論到其劣，也是從普遍的人類弱點劣點去論，並不僅僅認為隻有中國人身上才表現的。那麽，我們現在接觸到了第一個問題——某些劣根性，僅僅是中國人天生固有的嗎？
我的回答是：否。
人類不能像培育駿馬和良犬那樣去優配繁衍，某些人性的缺點和弱點是人類普遍固有的。而某些劣點又僅僅是人類才有的，連動物也沒有，如貪婪、忘恩負義、陷害、虛榮、偽善等等。故，萬不可就人類普遍的弱點、缺點、劣點來指摘中國人。但，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又完全可以造成某一國家的人們較普遍地具有某一種劣性。比如西方歐美國家，由於資本主義持續時間長，便有一種列強劣性，這一種劣性的最醜惡記錄是販奴活動、種族歧視。當然，這是他們的歷史表現。
於是我們接觸到了第二個問題——中國人曾經的劣根性主要是什麽？我強調曾經，是因為今天的中國已與“五四”以前大不一樣，不可同日而語。
在當年，民族“劣根性”的主要表現是奴性，“五四”知識分子深惡痛絕的也是奴性。
那麽，當年中國人的奴性是怎麽形成的呢？
這要循中國的歷史來追溯。
世界上沒有人曾經撰文批判大唐時期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國的史籍中也無記載。唐詩在精神上是豪邁的，氣質上是浪漫的，格調上是莊重的，可供我們對唐人的國民性形成總印象。唐詩的以上品質，從宋朝早期的詩詞中亦可見到繼承，如蘇軾、歐陽修、範仲淹等人的詩詞。
但是到了宋中期，宋詞開始出現頹廢、無聊、無病呻吟似的自哀自憐。明明是大男人，寫起詞來，卻偏如小媳婦。這一文學現象是很值得研究的。傷心淚、相思情、無限愁、莫名苦、瑣碎憂這些詞彙，是宋詞中最常出現的。今天的中文學子們，如果愛詩詞的，男生偏愛唐詩，女生偏愛宋詞。唐詩吸引男生的是男人胸懷，女生則偏愛宋詞的小女人味。大抵如此。
為什麽唐詩之氣質到了宋詞後期變成那樣了呢？
因為北宋不久便亡了，被金所滅。現在打開宋詞三百首，第一篇便是宋徽宗的《宴山亭》：
裁剪冰綃，輕疊數重，淡著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艷溢香濃，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淒涼院落，幾番春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