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一生思想軌跡多變而複雜,有人譏笑他無一專長,但他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所以,他不講過高之理,隻以“實事求是”為宗旨。這其實是一個解縛的過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權主義,兼容並包,這樣的思維方式,用老曾的話說是“內持定見而六轡在手”,用顧準的話說是“能夠繼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東西,能夠雄辯地批判一切不正確的東西”。


    他倆思想的橫剖麵都通過日記與文章記錄下來,可以看到這樣的心靈裏,沒有飛躍,沒有靈光乍現,立地頓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堅韌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紮入直沒刀柄。


    這個路徑意味著以中人之姿,人人可為。


    二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禮部侍郎。四十歲了,還是一個憤怒青年,其時官場已經是熟透的昏黃,他聲色俱厲地評論“諸老”——“惡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癢,假顢頇為渾厚,冒鄉願為中庸,一遇真偽交爭之際,輒先倡為遊言,導為邪論,以陰排善類,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他連皇帝也罵,上書說鹹豐本人對國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飾”,表麵說言者無罪卻“疏之萬裏之外”,或者“斥為亂道之流”。所以大臣們再不敢就人事、吏製發言,碰到什麽事情,隻有“相與袖手,一籌莫展”。


    句句見血。


    鹹豐帝看完全文,當場大怒,“擲其折於地”,雖然被人勸住了,怕也是動過殺機。


    三年後,曾國藩開始操辦水師。還不到一個月,皇帝就催他“著即趕辦船隻炮位”,“自洞庭湖駛入大江,順流東下,直赴安徽江麵”。當時,湘軍水師一切條件還不具備,老曾隻能抗著不去。


    鹹豐憋了幾年的火,這時一發而泄——“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


    這話說得挺狠,你不是天天罵這個罵那個,覺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誰都強麽?行,“辦與朕看”。


    都能聽到詞章後的冷笑。


    三


    我看宏傑寫晚清的軍營,瞠目結舌,可以腐敗枯爛到這樣的程度,幾年在軍中待下來,老曾算是知道了,調兵,撥餉,察吏,選將,全靠應酬人情,完全不問情勢危急,有諭旨也沒用,“苟無人情,百求罔應”。


    學會應酬交際,算是老曾的成年禮。


    應酬周到,這四個字看上去庸常,但憤青做起來,是很不容易的,哪個血氣方剛、黑白兩分的人,能夠低下身段,與自己痛恨的“軟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復出之後他說:“誌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堅。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辦畢,則遠勝於前次。”


    可以想像“諸老”背後怎麽撚著鬍子冷笑:“小曾吃了虧,現在知道點輕重了”,胡林翼也說他再出之後,“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


    但這樣的後果必有損失,老曾自己也承認:“儀文彌加檢點,而真意反遜於前”,要把維持住表麵和平,話話都說得要得體,但本來對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質也必有損傷。


    曾國藩深知自己已經在懸崖的邊上,再進一步是深淵,但是退?後麵是個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覺中,一日千裏,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經最反對的人。


    他自己也說,想找條中間道路,可哪有那麽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記裏自己折騰,“今夜醒後,心境不甚恬適,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


    四


    這種心態,常被誤解。


    很多人以為他從此黃老之學,變成實用的犬儒主義,一個團團臉脅肩讒笑處處打揖的人。常看書店架子上大字寫著“麵厚心黑曾國藩”。


    中國人到中年確實常成為道家信徒,曾國藩也一再說老子的話“柔弱勝剛強”,但是什麽是柔弱,什麽是剛強,對這一點到底了悟到什麽程度,卻往往是人後半生的區分。


    曾國荃是其中一種,他是叢林法則的信徒,勸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勢利之世界,以強淩弱之世界”。


    有這樣價值觀的人,強時容易魯莽、操切,弱時便一變而為圓滑、退縮,像宏傑寫的“從當初那個闖進瓷器店的公牛,變成一個不思進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問卜,不幹正事。他晚歲任兩江總督,以清靜無為為旨,對外自稱‘臥治’,人稱‘國荃晚任江督,軟滑不治事,誠無足稱’。”。


    走上常見的,晚清官場“多磕頭,少說話”的路子。


    老曾對剛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從沒走到“真偽不辯”的鄉願上去。


    他終生喜愛雄壯之力。人到中年,雖然磨礪性情,“知自己處處不如人”,換一副柔和麵貌待人,不肯輕議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極深,勸勉子弟也一直說:“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此時不試為之,此後必將不肯為矣。”


    不過,人到中年,他對“剛”這個概念也拆碎重組?——去忿欲而存倔強,是為剛,“剛非暴戾之謂,強矯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他在《道德經》的扉頁寫“至剛無剛,至柔不柔”,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隻是“君子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斯為泰而不驕”。


    胡適思想上的一次大變化,也因對柔軟與剛強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時間深信老子說,“至柔可以克萬物”。後來他在美國之後,有次去大峽穀,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對韋蓮司說,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為水在我們中國人心中是特別柔弱的東西。韋蓮司就以典型的美國人精神告訴他說,你錯了,水絕對不會因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為有勢能。


    老曾不會這麽表達,不過,他也並不以為柔弱本身可以製勝,必須飽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書之道時,寫過一句話“寓深雄於靜穆之中”。


    “雄字須有長劍快戟,龍拿虎踞之象,鋒芒森森,不可逼視者為正宗,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願字,名為含蓄深厚,舉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


    五


    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與曾國藩在同一時期的中國生活,他寫過一本書叫《中國人的弱點》,寫到他對當時中國人的觀察,其中一個強烈的特點,是缺乏精確性,中國的“一串錢”永遠不可能是預想的一百文,陝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隸是三十三文。“這給誠實的人帶來無窮的煩惱”,“分布在城市邊裏的幾個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裏,但每個村子都叫三裏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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