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頁
曾國藩的正麵與側麵（公務員版） 作者：張宏傑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事隔多年後，他在日記裏說：
偶思鹹豐八年四月葛山扶乩，即已預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敗，溫弟之變。天下萬事皆有前定，絲毫不能從人力強求，紛紛思慮亦何補邪？
“天命”之說，從此在曾國藩心中投下了濃重的陰影。
八
和風水說一樣，天命說對中國人的影響也是根深蒂固。中華民族多災多難，所謂富不過三代，三十年河東，絕大多數中國人終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顛沛掙紮。對風雲之變幻，禍福之旦夕，命運之無常，自身之渺小，體認極深，中國人因此成為世界上命運感最強的民族之一。
中國文化因此也癡迷於追問命運。甲骨文中絕大部分內容都是預測吉凶，六經之首的《易經》，創作初衷本也是為追問天命。諸子百家的著作中，理性與非理性，命運與鬼神，神秘的“天”與世俗的“人”，也往往糾纏難分。墨子重功利，不信命運，卻信鬼神。老子認為宇宙之玄，是眾妙之門。莊子主張要順從命運，“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孔子和孟子都明確主張人要順從命運。
程朱理學興起之後，也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天命理論。我們說，性格決定命運。而朱熹說，命運決定性格。朱熹說，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一樣，人是稟氣而生。因此，人的命運，也完全是由所稟之氣決定的。“人之稟氣，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富貴、死生、禍福、貴賤，皆稟之氣而不可移易者”。以孔子為例，他老人家先天所稟之氣十分清明，所以做得聖人，但稟得的氣又很低很薄，所以生來地位不高，終生也沒有做太大的官。至於他的學生顏回稟的氣很短，所以早夭。
除了理學家之外，歷代名人熱衷談命的還有不少。蘇東坡有《東坡誌林》，文天祥有《跋彭叔英談命錄》，明朝時劉伯溫為《滴天髓》作注，宋濂作《祿命辨》。中國人對命運的興趣，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在曾國華之喪前，曾國藩很少談論天命。青年時代的曾國藩其實是“人定勝天”主義者，非常推崇意誌的力量。他認為人的意誌是無所不能的：“誌之所向，金石為開，誰能禦之。”
他相信，人的命運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外力對於蓬勃的向上意誌無可奈何。憑藉自己的意誌力量，可以脫胎換骨成為完人，可以成就內聖外王之業：“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人苟能自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範、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正是這種觀念激勵著曾國藩精研理學，刻苦修身。青年時代曾國藩偶有幾次談論命運，都是為了安慰鼓勵科舉不順的弟弟們。在得知四弟和六弟都沒有考中秀才後，他寫信安慰說：“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然而他這樣說的目的是為了讓弟弟們“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萬不可稍生妄想”。對於功名富貴，不必焦慮妄想繫心縈懷，而是將全副精力用於進德、修業。所以曾國藩此時的命運觀，還是為他的個人奮鬥觀服務的。
初創湘軍時的曾國藩，一無所有，有的隻是意誌。他相信超人憑藉意誌，他可以在大清王朝的生死關頭，隻手挽回社稷、再造幹坤。正是這種唯意誌論的信念，支撐他穿越了本不可能穿越的重重艱險，以一介書生，赤地立新，創立起湘軍。在湘軍連獲勝仗之際，曾國藩一度顧盼自得，予智予雄，“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對自己的主觀能動能量相當自負。以為“天下事果能堅忍不懈，總可有誌竟成”。
但是從經歷鹹豐七年被皇帝罷黜回家的大挫折和鹹豐八年曾國華之喪以後，“天命”二字開始出現在曾國藩的辭典中：
餘自經鹹豐八年一番磨鍊，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訓誡，始知自己本領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強，不免客氣用事……
鹹豐七年居家這一段時間，是曾國藩一生最痛苦的時期之一。他以耿耿孤忠，而不見信於皇帝，奮鬥數載，功勞至大，卻被投閑置冷，自然心不能平。曾國藩原本功名心極重、進取心極盛。得失之念、伎求之心也因此熾於常人。鬱憤至極的他得了失眠之病，每日“心中糾纏，時憶往事，愧悔憧擾，不能擺脫”。
命運由大榮瞬間轉為大辱，狀態由大喜急墜入大悲，使他恍然體悟到人力的無可奈何。極度痛苦之中，他找到了“天命”之說與“黃老之術”作為挽救心理危局的良藥。
他再一次翻閱歷史，古人形形色色的命運給了他無數的感慨。很多時候，人的努力和收穫是不成比例的。命運的不平並不隻落在他一個人身上。歷史上，有人“或碌碌而有聲，或瑰材而蒙垢，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也就是說，有的人庸碌無才，卻獲得美名。有的人才華橫溢，卻受盡屈辱。有的人，一輩子苦心鑽研，學有所成，最終成果卻被世界埋沒。有些人，素質、能力、時代、地位都差不多，一生命運卻迥不相同。
而揆諸自身，更讓他體悟到天意的難以捉摸。
他的一生有太多想不到。
二十八歲之前，他考秀才考了七次才成功，考進士也落榜兩次，可謂命運淹蹇。在前途茫茫之際，他怎麽也料想不到從二十八歲起，自己的命運又變得出奇的順利。
二十八歲那年，他終於考中了進士，不過，僅列三甲第四十二名，本來沒什麽希望進入翰林院。據說是因為朋友苦勸才勉強參加了朝考。結果，朝考成績卻出奇好，列一等第三名（試卷進呈禦覽後，又特別提為一等第二名），因此得以入翰林院深造。這在當時，絕對是一個小概率事件。
這已經是夢想不到之事了。誰又能知道，他在此後的京官生涯中，僅僅靠動動筆頭，寫寫文章，就十年七遷，從道光二十年得授翰林院檢討，到道光二十九年升任禮部右侍郎，躍升十級，三十多歲就成了二品大員。“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是他第二個想不到。
當年的同學裏，比他聰明俊秀的不在少數。和自己的朋友比起來，自己也算不上多麽傑出。仕途成績如此出色，難道僅僅是自己的主觀奮鬥，而沒有上天的安排嗎？
離開北京後，他又遇到了第三個想不到：在太平軍攻入湖南前，他從來沒有想到這輩子還會領兵打仗，並且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大一次農民起義戰爭中另一方的第一主角。
如果說承平時代，一個人的生活按部就班，對命運的主宰力量感受並不強烈的話，大規模的軍事戰爭卻往往使人成為命運的信奉者。所謂勝敗乃兵家常事，軍事戰爭局麵常常大起大落，忽而勢如破竹，忽而陷入絕境，忽而又死裏逢生。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人們很容易感覺到自己是被冥冥中一種更強大的神秘力量所捉弄。即以曾國藩而論，他在戰爭中多次自殺，三度寫下遺囑，以為必死無疑，最終卻屢屢化險為夷，轉敗為勝。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這八個字在戰爭中才讓人體會得最深。
偶思鹹豐八年四月葛山扶乩，即已預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敗，溫弟之變。天下萬事皆有前定，絲毫不能從人力強求，紛紛思慮亦何補邪？
“天命”之說，從此在曾國藩心中投下了濃重的陰影。
八
和風水說一樣，天命說對中國人的影響也是根深蒂固。中華民族多災多難，所謂富不過三代，三十年河東，絕大多數中國人終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顛沛掙紮。對風雲之變幻，禍福之旦夕，命運之無常，自身之渺小，體認極深，中國人因此成為世界上命運感最強的民族之一。
中國文化因此也癡迷於追問命運。甲骨文中絕大部分內容都是預測吉凶，六經之首的《易經》，創作初衷本也是為追問天命。諸子百家的著作中，理性與非理性，命運與鬼神，神秘的“天”與世俗的“人”，也往往糾纏難分。墨子重功利，不信命運，卻信鬼神。老子認為宇宙之玄，是眾妙之門。莊子主張要順從命運，“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孔子和孟子都明確主張人要順從命運。
程朱理學興起之後，也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天命理論。我們說，性格決定命運。而朱熹說，命運決定性格。朱熹說，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一樣，人是稟氣而生。因此，人的命運，也完全是由所稟之氣決定的。“人之稟氣，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富貴、死生、禍福、貴賤，皆稟之氣而不可移易者”。以孔子為例，他老人家先天所稟之氣十分清明，所以做得聖人，但稟得的氣又很低很薄，所以生來地位不高，終生也沒有做太大的官。至於他的學生顏回稟的氣很短，所以早夭。
除了理學家之外，歷代名人熱衷談命的還有不少。蘇東坡有《東坡誌林》，文天祥有《跋彭叔英談命錄》，明朝時劉伯溫為《滴天髓》作注，宋濂作《祿命辨》。中國人對命運的興趣，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在曾國華之喪前，曾國藩很少談論天命。青年時代的曾國藩其實是“人定勝天”主義者，非常推崇意誌的力量。他認為人的意誌是無所不能的：“誌之所向，金石為開，誰能禦之。”
他相信，人的命運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外力對於蓬勃的向上意誌無可奈何。憑藉自己的意誌力量，可以脫胎換骨成為完人，可以成就內聖外王之業：“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人苟能自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範、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正是這種觀念激勵著曾國藩精研理學，刻苦修身。青年時代曾國藩偶有幾次談論命運，都是為了安慰鼓勵科舉不順的弟弟們。在得知四弟和六弟都沒有考中秀才後，他寫信安慰說：“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然而他這樣說的目的是為了讓弟弟們“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萬不可稍生妄想”。對於功名富貴，不必焦慮妄想繫心縈懷，而是將全副精力用於進德、修業。所以曾國藩此時的命運觀，還是為他的個人奮鬥觀服務的。
初創湘軍時的曾國藩，一無所有，有的隻是意誌。他相信超人憑藉意誌，他可以在大清王朝的生死關頭，隻手挽回社稷、再造幹坤。正是這種唯意誌論的信念，支撐他穿越了本不可能穿越的重重艱險，以一介書生，赤地立新，創立起湘軍。在湘軍連獲勝仗之際，曾國藩一度顧盼自得，予智予雄，“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對自己的主觀能動能量相當自負。以為“天下事果能堅忍不懈，總可有誌竟成”。
但是從經歷鹹豐七年被皇帝罷黜回家的大挫折和鹹豐八年曾國華之喪以後，“天命”二字開始出現在曾國藩的辭典中：
餘自經鹹豐八年一番磨鍊，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訓誡，始知自己本領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強，不免客氣用事……
鹹豐七年居家這一段時間，是曾國藩一生最痛苦的時期之一。他以耿耿孤忠，而不見信於皇帝，奮鬥數載，功勞至大，卻被投閑置冷，自然心不能平。曾國藩原本功名心極重、進取心極盛。得失之念、伎求之心也因此熾於常人。鬱憤至極的他得了失眠之病，每日“心中糾纏，時憶往事，愧悔憧擾，不能擺脫”。
命運由大榮瞬間轉為大辱，狀態由大喜急墜入大悲，使他恍然體悟到人力的無可奈何。極度痛苦之中，他找到了“天命”之說與“黃老之術”作為挽救心理危局的良藥。
他再一次翻閱歷史，古人形形色色的命運給了他無數的感慨。很多時候，人的努力和收穫是不成比例的。命運的不平並不隻落在他一個人身上。歷史上，有人“或碌碌而有聲，或瑰材而蒙垢，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也就是說，有的人庸碌無才，卻獲得美名。有的人才華橫溢，卻受盡屈辱。有的人，一輩子苦心鑽研，學有所成，最終成果卻被世界埋沒。有些人，素質、能力、時代、地位都差不多，一生命運卻迥不相同。
而揆諸自身，更讓他體悟到天意的難以捉摸。
他的一生有太多想不到。
二十八歲之前，他考秀才考了七次才成功，考進士也落榜兩次，可謂命運淹蹇。在前途茫茫之際，他怎麽也料想不到從二十八歲起，自己的命運又變得出奇的順利。
二十八歲那年，他終於考中了進士，不過，僅列三甲第四十二名，本來沒什麽希望進入翰林院。據說是因為朋友苦勸才勉強參加了朝考。結果，朝考成績卻出奇好，列一等第三名（試卷進呈禦覽後，又特別提為一等第二名），因此得以入翰林院深造。這在當時，絕對是一個小概率事件。
這已經是夢想不到之事了。誰又能知道，他在此後的京官生涯中，僅僅靠動動筆頭，寫寫文章，就十年七遷，從道光二十年得授翰林院檢討，到道光二十九年升任禮部右侍郎，躍升十級，三十多歲就成了二品大員。“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是他第二個想不到。
當年的同學裏，比他聰明俊秀的不在少數。和自己的朋友比起來，自己也算不上多麽傑出。仕途成績如此出色，難道僅僅是自己的主觀奮鬥，而沒有上天的安排嗎？
離開北京後，他又遇到了第三個想不到：在太平軍攻入湖南前，他從來沒有想到這輩子還會領兵打仗，並且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大一次農民起義戰爭中另一方的第一主角。
如果說承平時代，一個人的生活按部就班，對命運的主宰力量感受並不強烈的話，大規模的軍事戰爭卻往往使人成為命運的信奉者。所謂勝敗乃兵家常事，軍事戰爭局麵常常大起大落，忽而勢如破竹，忽而陷入絕境，忽而又死裏逢生。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人們很容易感覺到自己是被冥冥中一種更強大的神秘力量所捉弄。即以曾國藩而論，他在戰爭中多次自殺，三度寫下遺囑，以為必死無疑，最終卻屢屢化險為夷，轉敗為勝。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這八個字在戰爭中才讓人體會得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