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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的正麵與側麵（公務員版） 作者：張宏傑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曾國藩與沈葆楨商量之後，決定自同治元年起，將田賦附加稅率定為百分之五十（每地丁正耗銀一兩一錢，實收庫平銀一兩五錢），漕米每石改收二兩白銀。據布政使李桓估計，改革之後，每年可為老百姓減負一百多萬兩：“此次新章核扣，每年復可為民間節省銀一百萬餘兩，為軍餉共籌銀三十餘萬兩。”
降低附加稅必然就要裁減“陋規”。江西和其他省一樣，“至於饋贈陋規，到任者則有上司各衙門之供應、門包，年例則有本管知府之節壽、月禮。收漕則有糧道、本府同寅文武、地方紳士之陋規與大漕館、幹修等名目。此外尚有一切隨時零星饋贈之款”，“皆百餘年之積弊，習為固然者也”。曾國藩與沈葆楨“仿照湖北定章，先將州縣一切捐攤款項全行停止，饋贈陋規悉數裁革，以清其源，再將各屬徵收丁漕數目大加刪減，以節其流”。
由於是首次嚐試，曾國藩後來發現，江西的減稅改革搞得過於激進了。如此大規模地降低附加稅後，各州縣收入頓減，許多地方行政開支沒有著落。“1863年6月，曾國藩在描述江西局勢時說：‘州縣之入款頓絀，而出款則不少減。牧令深以為不便，而紳民於大減之後仍爾催征不前。’1863年期間湘軍軍費增加，此事使曾國藩越加後悔不該把江西省田賦稅率定得偏低。”改革的不良後果使曾國藩充分認識到了“陋規”存在的部分合理性。
同治二年五月，江蘇大部已經收復，曾國藩與江蘇巡撫李鴻章開始研究江蘇的減稅問題。鑑於江西經驗，江蘇的陋規裁革力度沒有江西的大，對於原有的陋規，有的裁革，更多的則予以保留。“隻期隻敷辦公，不準逾額浮收。”改革之後，江蘇的漕糧負擔隻減去了百分之二十七。這個幅度遠較江西為小。
太平天國戰爭耗盡了曾國藩的心力。越到晚年，他對官場上的陋俗越持“渾和寬容”的態度。這種心態使得他不能下定決心，從根本上重新厘定陋規，建立一套清楚合理的新財政體係。他採取了承認現實的態度，認為陋規形成多年，合理因素與不合理因素糾結難分，無法徹底清理，隻能因勢利導。他說：“大抵風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雖堯舜生今，不能舉斯世而還之唐虞。賢者辦事貴在因俗而立製。所謂‘除去泰甚’者耳。”
從整體上看，江南地區的減賦政策對太平天國戰爭後經濟的恢復功不可沒。戰爭停止幾年之後，原本被蹂躪得毫無生氣的江南地區已經重現繁榮，許多地方已經見不到戰爭的痕跡。同時，官員們的貪婪榨取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對澄清兩江地區吏治也起了重要作用。
五
吏治的另一個關鍵問題當然是對官員的任用和管理。有治人無治法，是傳統政治的不變信條。
到達祁門之後，曾國藩立刻派出幕僚，秘密考察兩江地區所有高級官員（府道以上）的優劣。同時，他又要求副省級和道員級官員們匯報自己屬下官員的情況。同時命各級基層官員以公文形式，談一談自己對本地形勢和任務的看法，以此考察官員的素質：“密劄司道，舉劾屬員，劄各營統領，舉劾營官哨弁，均得以密函上達。劄飭道府州縣官，訪求地方利病、山川險要，留心所屬紳民之才俊、田野之樹畜。現前急應辦理事件，均用書函答覆。”
他還仿效唐代武則天之法，在衙門口置一木匭，名為舉劾箱。號召所有軍民人等，舉報貪汙不法官員，總督衙門對舉報人嚴加保護。
通過一番考察，曾國藩認為兩江地區急需從外地調來幾位高素質的官員，來作為本地官場的楷模，為此他寫信給胡林翼等好友，請他們推薦好官：“唯須得極清廉極賢之州縣一二人，來此樹之風聲。”他甚至想把安徽省北部的地方官全都換掉，為此寫信向胡林翼求助：“皖北州縣，一一皆請公以夾袋中人才換之，俟當附片奏之。”
雖然對官場進行了一番洗汰，但曾國藩對兩江地區的官員整體素質一直不滿意。同治元年，他在給安徽巡撫李續宜的信中說：“他選用的州縣官員‘皆不愜物望’，而李巡撫留用的那些人‘也非稱意之選’。”這反映了大清帝國晚期吏治極度敗壞之下官員素質的整體陷落。因此，曾國藩隻能降格以求，以能找到“中材”為滿足。到同治二年夏初，他在給郭嵩燾的信中還認為自任總督以來，“吏治毫無起色，可愧之至”。
六
直到調任直隸總督後，曾國藩才發現，和這個天子腳下的省份比起來，兩江地區的地方官素質還是很高的。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國藩奉命調任直隸總督，成為天下各省督撫之首。在赴保定就任途中，曾國藩一路留心考察直隸的吏治，結果令他十分驚訝。他說直隸“風氣之壞，竟為各省所未聞”，“此間吏治極壞”。
他發現，有的直隸地方官到任一年多，竟然沒有升堂問過一次案。另一個問題是各地隨便攤派抓差，以致窮人紛紛逃亡。在給皇帝的奏摺中，他這樣匯報：
臣入境以後略詢民間疾苦，大約積獄太多，羈累無辜。聞有州縣到任年餘，未曾升堂一次，訊詰一案者。又因連年用兵，差徭甚重，大戶則勒派車馬，供支柴草；小戶則攤派錢文，擄充長夫。劣紳勾通書役，因緣訛索車輛，有出而無歸。貧戶十室而九逃。
曾國藩決心痛加整頓，“大加參劾”，“嚴立法禁，違者重懲”。他對朋友們說，自己“素非苛刻者流”，這樣做實在是迫不得已，“非剛猛不能除此官邪”。
在對屬下官員們進行深入考察了解之後，曾國藩於同治八年四月將第一批應參應舉之員匯奏朝廷。這次參劾的十一名劣員均為知縣、知府以上官吏，其主要劣跡或是“性情卑鄙，操守不潔”，或是“貌似有才，心實貪酷”，或是“擅作威福，物議沸騰”，或是“品行卑汙，工於逢迎”，或是“專事夤緣，貪而多詐”，或是“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或是“詞訟置之不理，積壓尤多”，或是“疏慵不理公事……浮收勒派，貪名久著”。與此同時，又據實情將李朝儀等十名賢員的事跡加以表彰。
九月上旬，他又遞上第二批舉劾官員的名單，包括參劾劣員八名，保舉賢員九名。
經過整頓，直隸官風大為改觀，然而，曾國藩並不滿意。他說：“年內兩次舉劾，雖輿論尚謂不謬，而官場習氣全未轉移。”就在曾國藩準備將整頓吏治進行到底之際，發生了“天津教案”。之後他又調回兩江總督原任，使得直隸吏治整頓半途而廢。
第五節 向小吏低頭：曾國藩與潛規則
一
除了清的一麵，曾國藩也有“濁”的一麵。
總督時期，曾國藩在人情來往上開支不少。
在官場應酬上，曾國藩並不標新立異，而是盡量從俗。剛剛就任總督時，他曾經要求部下免於迎送，時間長了，他發現這種要求實在難以貫徹，徒然驚世駭俗，並無實益，所以越到後來，就越隨波逐流了。
降低附加稅必然就要裁減“陋規”。江西和其他省一樣，“至於饋贈陋規，到任者則有上司各衙門之供應、門包，年例則有本管知府之節壽、月禮。收漕則有糧道、本府同寅文武、地方紳士之陋規與大漕館、幹修等名目。此外尚有一切隨時零星饋贈之款”，“皆百餘年之積弊，習為固然者也”。曾國藩與沈葆楨“仿照湖北定章，先將州縣一切捐攤款項全行停止，饋贈陋規悉數裁革，以清其源，再將各屬徵收丁漕數目大加刪減，以節其流”。
由於是首次嚐試，曾國藩後來發現，江西的減稅改革搞得過於激進了。如此大規模地降低附加稅後，各州縣收入頓減，許多地方行政開支沒有著落。“1863年6月，曾國藩在描述江西局勢時說：‘州縣之入款頓絀，而出款則不少減。牧令深以為不便，而紳民於大減之後仍爾催征不前。’1863年期間湘軍軍費增加，此事使曾國藩越加後悔不該把江西省田賦稅率定得偏低。”改革的不良後果使曾國藩充分認識到了“陋規”存在的部分合理性。
同治二年五月，江蘇大部已經收復，曾國藩與江蘇巡撫李鴻章開始研究江蘇的減稅問題。鑑於江西經驗，江蘇的陋規裁革力度沒有江西的大，對於原有的陋規，有的裁革，更多的則予以保留。“隻期隻敷辦公，不準逾額浮收。”改革之後，江蘇的漕糧負擔隻減去了百分之二十七。這個幅度遠較江西為小。
太平天國戰爭耗盡了曾國藩的心力。越到晚年，他對官場上的陋俗越持“渾和寬容”的態度。這種心態使得他不能下定決心，從根本上重新厘定陋規，建立一套清楚合理的新財政體係。他採取了承認現實的態度，認為陋規形成多年，合理因素與不合理因素糾結難分，無法徹底清理，隻能因勢利導。他說：“大抵風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雖堯舜生今，不能舉斯世而還之唐虞。賢者辦事貴在因俗而立製。所謂‘除去泰甚’者耳。”
從整體上看，江南地區的減賦政策對太平天國戰爭後經濟的恢復功不可沒。戰爭停止幾年之後，原本被蹂躪得毫無生氣的江南地區已經重現繁榮，許多地方已經見不到戰爭的痕跡。同時，官員們的貪婪榨取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對澄清兩江地區吏治也起了重要作用。
五
吏治的另一個關鍵問題當然是對官員的任用和管理。有治人無治法，是傳統政治的不變信條。
到達祁門之後，曾國藩立刻派出幕僚，秘密考察兩江地區所有高級官員（府道以上）的優劣。同時，他又要求副省級和道員級官員們匯報自己屬下官員的情況。同時命各級基層官員以公文形式，談一談自己對本地形勢和任務的看法，以此考察官員的素質：“密劄司道，舉劾屬員，劄各營統領，舉劾營官哨弁，均得以密函上達。劄飭道府州縣官，訪求地方利病、山川險要，留心所屬紳民之才俊、田野之樹畜。現前急應辦理事件，均用書函答覆。”
他還仿效唐代武則天之法，在衙門口置一木匭，名為舉劾箱。號召所有軍民人等，舉報貪汙不法官員，總督衙門對舉報人嚴加保護。
通過一番考察，曾國藩認為兩江地區急需從外地調來幾位高素質的官員，來作為本地官場的楷模，為此他寫信給胡林翼等好友，請他們推薦好官：“唯須得極清廉極賢之州縣一二人，來此樹之風聲。”他甚至想把安徽省北部的地方官全都換掉，為此寫信向胡林翼求助：“皖北州縣，一一皆請公以夾袋中人才換之，俟當附片奏之。”
雖然對官場進行了一番洗汰，但曾國藩對兩江地區的官員整體素質一直不滿意。同治元年，他在給安徽巡撫李續宜的信中說：“他選用的州縣官員‘皆不愜物望’，而李巡撫留用的那些人‘也非稱意之選’。”這反映了大清帝國晚期吏治極度敗壞之下官員素質的整體陷落。因此，曾國藩隻能降格以求，以能找到“中材”為滿足。到同治二年夏初，他在給郭嵩燾的信中還認為自任總督以來，“吏治毫無起色，可愧之至”。
六
直到調任直隸總督後，曾國藩才發現，和這個天子腳下的省份比起來，兩江地區的地方官素質還是很高的。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國藩奉命調任直隸總督，成為天下各省督撫之首。在赴保定就任途中，曾國藩一路留心考察直隸的吏治，結果令他十分驚訝。他說直隸“風氣之壞，竟為各省所未聞”，“此間吏治極壞”。
他發現，有的直隸地方官到任一年多，竟然沒有升堂問過一次案。另一個問題是各地隨便攤派抓差，以致窮人紛紛逃亡。在給皇帝的奏摺中，他這樣匯報：
臣入境以後略詢民間疾苦，大約積獄太多，羈累無辜。聞有州縣到任年餘，未曾升堂一次，訊詰一案者。又因連年用兵，差徭甚重，大戶則勒派車馬，供支柴草；小戶則攤派錢文，擄充長夫。劣紳勾通書役，因緣訛索車輛，有出而無歸。貧戶十室而九逃。
曾國藩決心痛加整頓，“大加參劾”，“嚴立法禁，違者重懲”。他對朋友們說，自己“素非苛刻者流”，這樣做實在是迫不得已，“非剛猛不能除此官邪”。
在對屬下官員們進行深入考察了解之後，曾國藩於同治八年四月將第一批應參應舉之員匯奏朝廷。這次參劾的十一名劣員均為知縣、知府以上官吏，其主要劣跡或是“性情卑鄙，操守不潔”，或是“貌似有才，心實貪酷”，或是“擅作威福，物議沸騰”，或是“品行卑汙，工於逢迎”，或是“專事夤緣，貪而多詐”，或是“浮征勒派，民怨尤甚”，或是“詞訟置之不理，積壓尤多”，或是“疏慵不理公事……浮收勒派，貪名久著”。與此同時，又據實情將李朝儀等十名賢員的事跡加以表彰。
九月上旬，他又遞上第二批舉劾官員的名單，包括參劾劣員八名，保舉賢員九名。
經過整頓，直隸官風大為改觀，然而，曾國藩並不滿意。他說：“年內兩次舉劾，雖輿論尚謂不謬，而官場習氣全未轉移。”就在曾國藩準備將整頓吏治進行到底之際，發生了“天津教案”。之後他又調回兩江總督原任，使得直隸吏治整頓半途而廢。
第五節 向小吏低頭：曾國藩與潛規則
一
除了清的一麵，曾國藩也有“濁”的一麵。
總督時期，曾國藩在人情來往上開支不少。
在官場應酬上，曾國藩並不標新立異，而是盡量從俗。剛剛就任總督時，他曾經要求部下免於迎送，時間長了，他發現這種要求實在難以貫徹，徒然驚世駭俗，並無實益，所以越到後來，就越隨波逐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