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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的正麵與側麵（公務員版） 作者：張宏傑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也就是說，曾國荃在任湖北巡撫時曾經彈劾官文挪用公款的事。當時官文勢力很大，如果曾國荃自己手腳不幹淨，他怎麽敢以此為突破口攻擊官文？其後官文的黨羽佛爾國眷彈劾曾國荃，也沒說曾國荃貪汙。由此可知傳說之不實。
通觀以上數層，我們可以確定，曾國荃雖然放縱部下搶掠，但自己在天京之劫中的收穫並不是特別巨大。平心而論，曾國荃畢竟是曾國藩的弟弟，也以“讀書人”自居。雖然對曾國藩的話每多違抗，但如果說他貪婪到不顧名節，喪心病狂，也不可想像。
三
那麽為什麽關於曾九暴富的傳說會滿天飛並且如此有鼻子有眼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曾國荃那屢屢為曾國藩所批評的粗豪作風。
曾國藩曾對趙烈文講過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
鹹豐七年，他鄉居在家。紀澤之妻病，其母自省城來視，同時還要買高麗參。曾家人說，鄉僻無上藥，既自省垣來，何反求之下邑耶？對曰，省中高麗參已為九大人買盡。他初不信，派人探問，則果有其事。老九在省買高麗參數十斤，臨行裝一竹箱，令人擔負而走，人被創者，則令嚼參以渣敷創上，亦不知何處得此海上方！
曾國藩多次批評曾國荃不拘小節，做事太拙，太過露財，容易貽人口實。比如為了造屋，他強買百姓家的大樹，花錢不少，結怨也多。“吾鄉中無大木，有必墳樹。或屋舍旁多年之物，人藉以為蔭，多不願賣。餘弟已必給重價為之，使令者則從而武斷之。樹皆鬆木，油多易蠹，非屋材，人間值一緡者，往往至二十緡，復載怨而歸。”
曾國藩又說，曾國荃買田得地，強求整片結方，如若曾家田地中夾有他姓田地，必重價購致，“不願則強之”，“大遺口舌”。曾國藩感慨地說：“故湘中宦成歸者如李石湖、羅素溪輩買田何啻數倍舍弟，而人皆不以為言。舍弟則大遺口舌，其巧拙何蓋有如天壤者。”
怎奈不論曾國藩怎麽苦勸，曾國荃就是不改，以致其貪名早已為湘軍上下所知。這些傳聞也通過種種途徑，傳到朝中那些關注湘軍一舉一動的人耳中。天京城破之後，曾國荃又做出這樣一件駭人聽聞之事：“嚐見沅師專弁入京，以八百金購箋紙，京中為之沸然。”
花八百兩銀子買幾張信紙，這事，確實也隻有曾國荃能做得出來。而僅憑這一樁事，曾國荃的貪名，就可以為京中名公巨卿們所確認了。所以曾國荃所獲惡評極多，“世謂其既克江寧，洪楊軍中貨盡為所有”。
第二個原因是曾國荃的兇殘。曾國荃賴以成名的法寶是“用錢如海，殺人如麻”。湘軍在天京的大屠殺，不過是曾國荃部一貫作風的沿繼，因為南京這座名城而更廣為人知而已。相當多的人對曾國荃的作風早已痛恨入骨，比如那個以剛正聞名的彭玉麟就曾建議曾國藩大義滅親，殺掉曾國荃。由此可見曾國荃的惡名如何深重。
無論如何，天京之劫後，曾國荃的貪名惡名已經遍及天下，上至朝廷，下至百姓，都對他充滿惡感。李鴻章說：“沅翁百戰艱苦，而得此地，乃至婦孺怨詛。”
曾國藩提醒他注意名譽的那些規勸，此時看來成了先見之明。多年積累的不佳名聲，此時放大成“漫天箕口復縱橫”。早在天京之劫前，朝廷對他印象就很不好。同治二年曾國荃升任浙江巡撫後，本有單摺奏事之權，但當他上奏軍情時，居然遭到朝廷的批駁，以其尚未赴巡撫任，不準單摺奏事，以後如有事，仍由曾國藩轉奏，此事給了他一個大大的難堪。攻陷南京後，他當天夜裏就興興頭頭上奏報捷，滿以為會討到頭獎，不料又挨當頭一棒。上諭指責曾國荃破城之日晚間，不應立即返回雨花台大營，以致讓千餘太平軍突圍，語氣相當嚴厲。這顯然是朝廷節外生枝，有意苛求。事情並不到此為止，數日之後，又追查天京金銀下落，令曾國藩迅速查清，報明戶部，以備撥用。尤其嚴重的是，上諭中直接點了曾國荃的名，對他提出嚴重警告：“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歷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勛名。惟所部諸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而驕，庶可長承恩眷。”這無疑是說，曾國荃如不知禁忌，就難以“永保勛名”，“長承恩眷”了。寥寥數語，已經暗伏殺機。
特別是處死李秀成之後，“群言益歡，爭指目曾國荃”，大家都紛紛譏評曾國荃。“國荃自悲艱苦負時謗，諸宿將如多隆阿、楊嶽斌、彭玉麟、鮑超等欲告去，人輒疑與國荃不和，且言江寧貨盡入軍中，左宗棠、沈葆楨每上奏，多鐫譏江南軍。”曾國荃心情極差，而老將多隆阿等人慾告退時，人們都疑心是與曾國荃不和，紛紛傳揚曾國荃在金陵發了多少財。左宗棠、沈葆楨上奏之時，也屢屢批評曾國荃部的軍紀。朝廷因此想令曾國荃離開軍營，又不想讓他赴浙江巡撫任。
這幾次硬釘子，碰得暴脾氣的曾國荃大病一場。曾國藩隻好替他奏請開缺，回鄉調理。奏摺一上，朝廷立刻批準，這又給了曾國荃一次嚴重打擊。當曾國藩移駐江寧那天，曾國荃當著滿堂賓客的麵，大發怨言，使曾國藩狼狽萬狀，無地自容。後來對趙烈文回憶那天事說：“三年秋，吾進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撫任，不平見於辭色。時會者盈庭，吾直無地置麵目。”
不過，曾經幾度政海沉浮，曾國荃終於明白了老兄的苦心。我們閱讀曾國荃家書，可以明顯發現，從同治五年參劾官文闖了禍之後，他給曾國藩的信件，從文字到精神，都恭順了許多。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致曾國藩信中說：
承示引退之念宜熄，天道忌二宜儆，不肯認錯宜改，自當切記儆省。
六年正月初九日又說：
前日奉初二日手示，訓誨肫詳。悔字一訣，吉之所由生也。能站得住之謂立，能行得通之謂達，切實淺近，令人易於玩味。兄去年信內，隨時指點一二語，弟猶漫然不甚介意。今於憂患之後，一經提醒，始知一字一珠，均早誥誡於事端未發之先也。
同治六年正月初十信，則大談黃老，竟是一副乃兄口吻：
近觀世事，即色即空，旋生旋滅。老氏禍倚於福，福伏於禍之說，與聖人悔吝吉凶之理，互相發明，爭競之心稍平。而自強之焰亦漸減矣。進境乎，抑彌退乎？不自得而主，亦不得而知也。仍求兄隨時策勵為叩。
經過數次重大挫折，再回想起曾國藩的重重教誨，曾國荃為人處事風格亦發生一大變化，這一變化頗類於曾國藩的中年變法。然而畢竟修養功夫相去太遠，所以他學曾國藩，可謂肖虎不成反類犬。曾國藩之變，是由純陽至剛成為剛柔相濟，以剛為主，如同好鋼淬過火，變得更加鋒利。而曾國荃卻是由魯莽、操切而變為圓滑、退縮，從當初那個闖進瓷器店的公牛，變成一個不思進取、明哲保身的老官僚，成天求神問卜，不幹正事。他晚歲任兩江總督，以清靜無為為旨，對外自稱“臥治”，人稱“國荃晚任江督，軟滑不治事，誠無足稱”。
通觀以上數層，我們可以確定，曾國荃雖然放縱部下搶掠，但自己在天京之劫中的收穫並不是特別巨大。平心而論，曾國荃畢竟是曾國藩的弟弟，也以“讀書人”自居。雖然對曾國藩的話每多違抗，但如果說他貪婪到不顧名節，喪心病狂，也不可想像。
三
那麽為什麽關於曾九暴富的傳說會滿天飛並且如此有鼻子有眼呢？
其中一個原因是曾國荃那屢屢為曾國藩所批評的粗豪作風。
曾國藩曾對趙烈文講過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
鹹豐七年，他鄉居在家。紀澤之妻病，其母自省城來視，同時還要買高麗參。曾家人說，鄉僻無上藥，既自省垣來，何反求之下邑耶？對曰，省中高麗參已為九大人買盡。他初不信，派人探問，則果有其事。老九在省買高麗參數十斤，臨行裝一竹箱，令人擔負而走，人被創者，則令嚼參以渣敷創上，亦不知何處得此海上方！
曾國藩多次批評曾國荃不拘小節，做事太拙，太過露財，容易貽人口實。比如為了造屋，他強買百姓家的大樹，花錢不少，結怨也多。“吾鄉中無大木，有必墳樹。或屋舍旁多年之物，人藉以為蔭，多不願賣。餘弟已必給重價為之，使令者則從而武斷之。樹皆鬆木，油多易蠹，非屋材，人間值一緡者，往往至二十緡，復載怨而歸。”
曾國藩又說，曾國荃買田得地，強求整片結方，如若曾家田地中夾有他姓田地，必重價購致，“不願則強之”，“大遺口舌”。曾國藩感慨地說：“故湘中宦成歸者如李石湖、羅素溪輩買田何啻數倍舍弟，而人皆不以為言。舍弟則大遺口舌，其巧拙何蓋有如天壤者。”
怎奈不論曾國藩怎麽苦勸，曾國荃就是不改，以致其貪名早已為湘軍上下所知。這些傳聞也通過種種途徑，傳到朝中那些關注湘軍一舉一動的人耳中。天京城破之後，曾國荃又做出這樣一件駭人聽聞之事：“嚐見沅師專弁入京，以八百金購箋紙，京中為之沸然。”
花八百兩銀子買幾張信紙，這事，確實也隻有曾國荃能做得出來。而僅憑這一樁事，曾國荃的貪名，就可以為京中名公巨卿們所確認了。所以曾國荃所獲惡評極多，“世謂其既克江寧，洪楊軍中貨盡為所有”。
第二個原因是曾國荃的兇殘。曾國荃賴以成名的法寶是“用錢如海，殺人如麻”。湘軍在天京的大屠殺，不過是曾國荃部一貫作風的沿繼，因為南京這座名城而更廣為人知而已。相當多的人對曾國荃的作風早已痛恨入骨，比如那個以剛正聞名的彭玉麟就曾建議曾國藩大義滅親，殺掉曾國荃。由此可見曾國荃的惡名如何深重。
無論如何，天京之劫後，曾國荃的貪名惡名已經遍及天下，上至朝廷，下至百姓，都對他充滿惡感。李鴻章說：“沅翁百戰艱苦，而得此地，乃至婦孺怨詛。”
曾國藩提醒他注意名譽的那些規勸，此時看來成了先見之明。多年積累的不佳名聲，此時放大成“漫天箕口復縱橫”。早在天京之劫前，朝廷對他印象就很不好。同治二年曾國荃升任浙江巡撫後，本有單摺奏事之權，但當他上奏軍情時，居然遭到朝廷的批駁，以其尚未赴巡撫任，不準單摺奏事，以後如有事，仍由曾國藩轉奏，此事給了他一個大大的難堪。攻陷南京後，他當天夜裏就興興頭頭上奏報捷，滿以為會討到頭獎，不料又挨當頭一棒。上諭指責曾國荃破城之日晚間，不應立即返回雨花台大營，以致讓千餘太平軍突圍，語氣相當嚴厲。這顯然是朝廷節外生枝，有意苛求。事情並不到此為止，數日之後，又追查天京金銀下落，令曾國藩迅速查清，報明戶部，以備撥用。尤其嚴重的是，上諭中直接點了曾國荃的名，對他提出嚴重警告：“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歷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勛名。惟所部諸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而驕，庶可長承恩眷。”這無疑是說，曾國荃如不知禁忌，就難以“永保勛名”，“長承恩眷”了。寥寥數語，已經暗伏殺機。
特別是處死李秀成之後，“群言益歡，爭指目曾國荃”，大家都紛紛譏評曾國荃。“國荃自悲艱苦負時謗，諸宿將如多隆阿、楊嶽斌、彭玉麟、鮑超等欲告去，人輒疑與國荃不和，且言江寧貨盡入軍中，左宗棠、沈葆楨每上奏，多鐫譏江南軍。”曾國荃心情極差，而老將多隆阿等人慾告退時，人們都疑心是與曾國荃不和，紛紛傳揚曾國荃在金陵發了多少財。左宗棠、沈葆楨上奏之時，也屢屢批評曾國荃部的軍紀。朝廷因此想令曾國荃離開軍營，又不想讓他赴浙江巡撫任。
這幾次硬釘子，碰得暴脾氣的曾國荃大病一場。曾國藩隻好替他奏請開缺，回鄉調理。奏摺一上，朝廷立刻批準，這又給了曾國荃一次嚴重打擊。當曾國藩移駐江寧那天，曾國荃當著滿堂賓客的麵，大發怨言，使曾國藩狼狽萬狀，無地自容。後來對趙烈文回憶那天事說：“三年秋，吾進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撫任，不平見於辭色。時會者盈庭，吾直無地置麵目。”
不過，曾經幾度政海沉浮，曾國荃終於明白了老兄的苦心。我們閱讀曾國荃家書，可以明顯發現，從同治五年參劾官文闖了禍之後，他給曾國藩的信件，從文字到精神，都恭順了許多。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致曾國藩信中說：
承示引退之念宜熄，天道忌二宜儆，不肯認錯宜改，自當切記儆省。
六年正月初九日又說：
前日奉初二日手示，訓誨肫詳。悔字一訣，吉之所由生也。能站得住之謂立，能行得通之謂達，切實淺近，令人易於玩味。兄去年信內，隨時指點一二語，弟猶漫然不甚介意。今於憂患之後，一經提醒，始知一字一珠，均早誥誡於事端未發之先也。
同治六年正月初十信，則大談黃老，竟是一副乃兄口吻：
近觀世事，即色即空，旋生旋滅。老氏禍倚於福，福伏於禍之說，與聖人悔吝吉凶之理，互相發明，爭競之心稍平。而自強之焰亦漸減矣。進境乎，抑彌退乎？不自得而主，亦不得而知也。仍求兄隨時策勵為叩。
經過數次重大挫折，再回想起曾國藩的重重教誨，曾國荃為人處事風格亦發生一大變化，這一變化頗類於曾國藩的中年變法。然而畢竟修養功夫相去太遠，所以他學曾國藩，可謂肖虎不成反類犬。曾國藩之變，是由純陽至剛成為剛柔相濟，以剛為主，如同好鋼淬過火，變得更加鋒利。而曾國荃卻是由魯莽、操切而變為圓滑、退縮，從當初那個闖進瓷器店的公牛，變成一個不思進取、明哲保身的老官僚，成天求神問卜，不幹正事。他晚歲任兩江總督，以清靜無為為旨，對外自稱“臥治”，人稱“國荃晚任江督，軟滑不治事，誠無足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