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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的正麵與側麵（公務員版） 作者：張宏傑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表麵上看曾國藩在這次衝突中取得大勝，實際上失敗的隱患已根植在這場“大勝”之中。
晚清官場最重要的潛規則是“官官相護”。常在河邊走，誰能不濕鞋？隻有彼此掩蓋，才能最大限度保證大家的集體安全。動輒咬人，足以令人人自危。湖南官員從此對曾國藩更加恨之入骨。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也就是駐湖南最高軍事長官鮑起豹更伺機報復，而機會也很快就來了。
綠營軍看著曾國藩招來的這些湘勇土包子怎麽看怎麽不順眼，經常藉故與湘勇發生械鬥。八月初四，鮑起豹的衛隊又尋釁攻打湘勇，雙方各有負傷。
軍隊沒有紀律，何以平賊，何以安民？曾國藩向鮑起豹發去文書，要求他逮捕帶頭鬧事的綠營兵，以杜私鬥之風。
鮑起豹決意要借這個機會好好教訓教訓曾國藩。他故意將幾名肇事士兵五花大綁捆起來，大張旗鼓地押送到曾國藩的公館，同時派人散布曾國藩要嚴懲這幾個綠營兵的消息，鼓動軍人鬧事。綠營一傳二、二傳三，人越聚越多，群情激憤，紛紛上街，遊行示威，要求曾國藩釋放綠營兵。長沙城中一時大亂。
張亮基調走之後，湖南通省官員都和曾國藩氣味不投。出了這個事，滿城官員都關起大門，袖手旁觀，心中暗喜。“營兵既日夜遊聚城中，文武官閉門不肯誰何。”等著要看曾國藩的笑話。綠營兵見狀，膽子更大，居然開始公然圍攻曾國藩的公館。
曾國藩的公館就臨時設在巡撫衙門的射圃裏，與巡撫駱秉章的辦公室僅一牆之隔。曾國藩以為綠營兵膽子再大，也絕不敢武裝攻擊他這個二品大員。所以被綠營兵包圍後，他還若無其事地處理公文。不料綠營兵竟然破門而入，連傷了他的幾個隨從。連曾國藩自己都差點挨刀。曾國藩奪門而逃，幾步躥到隔壁巡撫辦公室門前，連連急叩。
綠營在門外鬧事，巡撫駱秉章聽得一清二楚，卻裝聾作啞，暗暗發笑。他早應該出來調停，卻一直假做不知。直到曾國藩來叩門，他才故作驚訝，出來調停。綠營兵一見巡撫駕到，馬上規矩下來。
駱秉章的調處辦法是命人把鮑起豹捆送來的那幾個綠營兵帶過來，他親自上前鬆綁，還連連向他們道歉，說讓兄弟們受委屈了！
綠營兵麵子掙足，興高采烈地擁著這幾人而去。
隻剩下駱曾二人了，駱秉章一句安慰的話也沒對曾國藩說，隻淡淡地說了一句：“將來打仗，還要靠他們啊！”就轉身走了。
曾國藩氣得啞口無言。
湖南官員們眼見前一段飛揚跋扈的二品大員這次被狠狠地修理，個個眉開眼笑，把這事當成笑話，四處飛傳。一時間，滿城都是對曾國藩的譏笑之聲。“司道群官皆竊喜，以謂可懲多事矣。”
四
這是曾國藩出生以來，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進秀才的艱難，畫稿遭人嘲笑的尷尬，比起這次挫辱來，完全不在同一個檔次。堂堂副部級官員，差點讓鬧事的兵痞殺了，還沒處講理。這種難堪在整個大清朝的歷史上，也不多見。我們可以想像曾國藩是如何心血上沖，夜不成寐。
曾國藩的第一反應當然是向皇上控告。幹脆，借這個機會把到省辦事以來所受所有排擠委屈都痛快淋漓地向皇帝陳訴一番！
然而細一想，他就知道這種做法行不通。這一道奏摺上去，頂多打倒一個鮑起豹，能把湖南全省官員都搬倒嗎？如果搬不倒全省官員，那麽以後他在湖南的處境，豈不是更要寸步難行？
經過幾夜不眠的反思，曾國藩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好漢打脫牙和血吞。”他不再和長沙官場糾纏爭辯，而是捲起鋪蓋，帶著自己募來的湘軍，前往僻靜的衡陽。全省官員瞧不起我，我不爭一日之短長。等到我在衡陽練成一支勁旅，打幾個勝仗給你們看看，那時自會分出高下。這才是挽回麵子的最好辦法！
五
鹹豐三年八月，曾國藩帶著受傷的自尊心到達衡陽，開始赤手空拳創立湘軍。
確實是赤手空拳。
剛到衡陽，曾國藩麵臨著五無：
一是無辦公場所。
二是沒有名正言順的職權。開始他想掛上“統轄湖南湘軍總營務局”的牌子，寫好之後，又感到不妥：正是他過分張揚的言行使他與湖南官場呈現緊張狀態，這個牌子一掛出去，必然會引來湖南官場的再次攻擊。因為諭旨中明確寫明他的權力是“幫辦”，而不是“統轄”。想了想隻好把牌子摘了下來。
三是還沒有經驗。軍事是高度專業化的，進士出身的曾國藩沒有當過一天兵，對於行軍布陣，帶兵訓練，沒有一點實際經驗。如何招兵，如何籌餉，如何採購武器，如何編營，如何訓練，如何製定營規，如何選擇軍官，如何設定軍餉標準，如何排兵，如何布陣……太多環節要從頭學起。
四是沒有朋友前來幫忙。長沙之辱使曾國藩臉麵喪盡，人心離散。不但通省官員們不齒於他，甚至他的那些好友郭嵩燾、郭燾、劉蓉、左宗棠，也都認為他行事魯莽，難以成功，竟沒有一人願意前來幫他。
當然，這些都不算真正的困難，真正的困難是第五條：無製度保障。
文人練兵，這在大清史上是頭一遭兒。湘軍從出生這一天起，在舊體製內就沒有安身之處。它就像一個私生子一樣，不但被八旗綠營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體係所接納。它的最大敵人，不是太平軍，而是舊體製。這種體製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沒有軍餉來源。
按理說，皇帝交給曾國藩的任務是練兵，軍費自然應該由國家供給。問題是，當時國家財政收入用來供給綠營軍餉尚且不足，不可能為他專撥經費。湖南省官員既與他關係緊張，自然也不可能為他慷慨解囊。畢竟，練兵這個任務，是曾國藩自找多事，並非國家或者湖南省政府的計劃。曾國藩身為不倫不類的“幫辦大臣”，沒有財政權和稅收權，根本不可能開闢固定餉源。
然而對於一支建設中的軍隊來說，錢太重要了。錢就是空氣，錢就是生命，錢就是潤滑劑。沒有錢，大至招兵買馬，採購武器，小至辦公經費，日常吃喝拉撒，哪一步也推不動。曾國藩說：“籌餉更難於督兵”，“大抵軍政，吏治，非財用充足，竟無下手之處”。
六
可以說，如果沒有長沙之辱的刺激，曾國藩不可能克服這五難，開創湘軍。長沙之辱如同一根針紮在心裏，讓他時刻難以自安，終於苦苦支撐，慘澹經營，斬關奪隘，排除萬難。
沒有辦公場所，他就借住在一戶祠堂裏。
沒有名位，他隻好照舊用長沙時用過的“湖南審案局”五個字，來接送公文。
沒有經驗，曾國藩就自己在黑暗中探索。他精心果力，認真思考綠營兵種種弊端之原因，創造了許多嶄新的軍事原則，比如招兵不用城市浮滑之人，隻選樸實山農。比如“將必親選，兵必自募”，比如實行厚餉和長夫製度。這些創新，都是軍事門外漢曾國藩殫精竭慮集思廣益的結果。事實證明，曾國藩的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軍日後的成功正是基於這些製度基礎。
晚清官場最重要的潛規則是“官官相護”。常在河邊走，誰能不濕鞋？隻有彼此掩蓋，才能最大限度保證大家的集體安全。動輒咬人，足以令人人自危。湖南官員從此對曾國藩更加恨之入骨。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也就是駐湖南最高軍事長官鮑起豹更伺機報復，而機會也很快就來了。
綠營軍看著曾國藩招來的這些湘勇土包子怎麽看怎麽不順眼，經常藉故與湘勇發生械鬥。八月初四，鮑起豹的衛隊又尋釁攻打湘勇，雙方各有負傷。
軍隊沒有紀律，何以平賊，何以安民？曾國藩向鮑起豹發去文書，要求他逮捕帶頭鬧事的綠營兵，以杜私鬥之風。
鮑起豹決意要借這個機會好好教訓教訓曾國藩。他故意將幾名肇事士兵五花大綁捆起來，大張旗鼓地押送到曾國藩的公館，同時派人散布曾國藩要嚴懲這幾個綠營兵的消息，鼓動軍人鬧事。綠營一傳二、二傳三，人越聚越多，群情激憤，紛紛上街，遊行示威，要求曾國藩釋放綠營兵。長沙城中一時大亂。
張亮基調走之後，湖南通省官員都和曾國藩氣味不投。出了這個事，滿城官員都關起大門，袖手旁觀，心中暗喜。“營兵既日夜遊聚城中，文武官閉門不肯誰何。”等著要看曾國藩的笑話。綠營兵見狀，膽子更大，居然開始公然圍攻曾國藩的公館。
曾國藩的公館就臨時設在巡撫衙門的射圃裏，與巡撫駱秉章的辦公室僅一牆之隔。曾國藩以為綠營兵膽子再大，也絕不敢武裝攻擊他這個二品大員。所以被綠營兵包圍後，他還若無其事地處理公文。不料綠營兵竟然破門而入，連傷了他的幾個隨從。連曾國藩自己都差點挨刀。曾國藩奪門而逃，幾步躥到隔壁巡撫辦公室門前，連連急叩。
綠營在門外鬧事，巡撫駱秉章聽得一清二楚，卻裝聾作啞，暗暗發笑。他早應該出來調停，卻一直假做不知。直到曾國藩來叩門，他才故作驚訝，出來調停。綠營兵一見巡撫駕到，馬上規矩下來。
駱秉章的調處辦法是命人把鮑起豹捆送來的那幾個綠營兵帶過來，他親自上前鬆綁，還連連向他們道歉，說讓兄弟們受委屈了！
綠營兵麵子掙足，興高采烈地擁著這幾人而去。
隻剩下駱曾二人了，駱秉章一句安慰的話也沒對曾國藩說，隻淡淡地說了一句：“將來打仗，還要靠他們啊！”就轉身走了。
曾國藩氣得啞口無言。
湖南官員們眼見前一段飛揚跋扈的二品大員這次被狠狠地修理，個個眉開眼笑，把這事當成笑話，四處飛傳。一時間，滿城都是對曾國藩的譏笑之聲。“司道群官皆竊喜，以謂可懲多事矣。”
四
這是曾國藩出生以來，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進秀才的艱難，畫稿遭人嘲笑的尷尬，比起這次挫辱來，完全不在同一個檔次。堂堂副部級官員，差點讓鬧事的兵痞殺了，還沒處講理。這種難堪在整個大清朝的歷史上，也不多見。我們可以想像曾國藩是如何心血上沖，夜不成寐。
曾國藩的第一反應當然是向皇上控告。幹脆，借這個機會把到省辦事以來所受所有排擠委屈都痛快淋漓地向皇帝陳訴一番！
然而細一想，他就知道這種做法行不通。這一道奏摺上去，頂多打倒一個鮑起豹，能把湖南全省官員都搬倒嗎？如果搬不倒全省官員，那麽以後他在湖南的處境，豈不是更要寸步難行？
經過幾夜不眠的反思，曾國藩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好漢打脫牙和血吞。”他不再和長沙官場糾纏爭辯，而是捲起鋪蓋，帶著自己募來的湘軍，前往僻靜的衡陽。全省官員瞧不起我，我不爭一日之短長。等到我在衡陽練成一支勁旅，打幾個勝仗給你們看看，那時自會分出高下。這才是挽回麵子的最好辦法！
五
鹹豐三年八月，曾國藩帶著受傷的自尊心到達衡陽，開始赤手空拳創立湘軍。
確實是赤手空拳。
剛到衡陽，曾國藩麵臨著五無：
一是無辦公場所。
二是沒有名正言順的職權。開始他想掛上“統轄湖南湘軍總營務局”的牌子，寫好之後，又感到不妥：正是他過分張揚的言行使他與湖南官場呈現緊張狀態，這個牌子一掛出去，必然會引來湖南官場的再次攻擊。因為諭旨中明確寫明他的權力是“幫辦”，而不是“統轄”。想了想隻好把牌子摘了下來。
三是還沒有經驗。軍事是高度專業化的，進士出身的曾國藩沒有當過一天兵，對於行軍布陣，帶兵訓練，沒有一點實際經驗。如何招兵，如何籌餉，如何採購武器，如何編營，如何訓練，如何製定營規，如何選擇軍官，如何設定軍餉標準，如何排兵，如何布陣……太多環節要從頭學起。
四是沒有朋友前來幫忙。長沙之辱使曾國藩臉麵喪盡，人心離散。不但通省官員們不齒於他，甚至他的那些好友郭嵩燾、郭燾、劉蓉、左宗棠，也都認為他行事魯莽，難以成功，竟沒有一人願意前來幫他。
當然，這些都不算真正的困難，真正的困難是第五條：無製度保障。
文人練兵，這在大清史上是頭一遭兒。湘軍從出生這一天起，在舊體製內就沒有安身之處。它就像一個私生子一樣，不但被八旗綠營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體係所接納。它的最大敵人，不是太平軍，而是舊體製。這種體製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沒有軍餉來源。
按理說，皇帝交給曾國藩的任務是練兵，軍費自然應該由國家供給。問題是，當時國家財政收入用來供給綠營軍餉尚且不足，不可能為他專撥經費。湖南省官員既與他關係緊張，自然也不可能為他慷慨解囊。畢竟，練兵這個任務，是曾國藩自找多事，並非國家或者湖南省政府的計劃。曾國藩身為不倫不類的“幫辦大臣”，沒有財政權和稅收權，根本不可能開闢固定餉源。
然而對於一支建設中的軍隊來說，錢太重要了。錢就是空氣，錢就是生命，錢就是潤滑劑。沒有錢，大至招兵買馬，採購武器，小至辦公經費，日常吃喝拉撒，哪一步也推不動。曾國藩說：“籌餉更難於督兵”，“大抵軍政，吏治，非財用充足，竟無下手之處”。
六
可以說，如果沒有長沙之辱的刺激，曾國藩不可能克服這五難，開創湘軍。長沙之辱如同一根針紮在心裏，讓他時刻難以自安，終於苦苦支撐，慘澹經營，斬關奪隘，排除萬難。
沒有辦公場所，他就借住在一戶祠堂裏。
沒有名位，他隻好照舊用長沙時用過的“湖南審案局”五個字，來接送公文。
沒有經驗，曾國藩就自己在黑暗中探索。他精心果力，認真思考綠營兵種種弊端之原因，創造了許多嶄新的軍事原則，比如招兵不用城市浮滑之人，隻選樸實山農。比如“將必親選，兵必自募”，比如實行厚餉和長夫製度。這些創新，都是軍事門外漢曾國藩殫精竭慮集思廣益的結果。事實證明，曾國藩的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軍日後的成功正是基於這些製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