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說，雖然大清現在撫有四海，國力強大，但是祖先艱苦奮鬥的精神一日不可丟。八旗官兵，當常思當初滿族軍隊是如何吃苦耐勞，奮發進取，力改“武務不振，軍務廢弛”的現狀。全體文臣，當經常想想現在的生活要好於祖先創業時多少倍，清廉自持，儉樸為政，這樣，才能永遠保持大清的統治。
嘉慶皇帝的這一決定，在今天看來也許不好理解。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回望，可以清晰地看到，嘉慶麵臨的問題，用“祖製舊法”，是不可能解決的。
站在康幹盛世肩膀上的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範圍。康幹盛世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也是最大的一個盛世。這個盛世，幾乎在所有方麵都達到了傳統政治治理水平所能達到的極限：無論是從權力製度的穩定性，還是物質財富的豐盈程度，還是國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經達到了傳統政治的理想化境界。這一傳統盛世的形成，已經耗竭了傳統社會製度的所有動力。
凡事物極必反，這個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帶來了史無前例的一係列問題，最主要的就是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猛增使傳統社會機製的承受能力達到臨界點。要把這個盛世延續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傳統政治經驗的範疇，在“祖製舊法”之外尋找全新的出路。事實上，任何挑戰，同時都是機遇。比如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當時不僅困擾中國一國，也是世界各國遇到的普遍問題。自地理大發現之後，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種由新大陸向舊大陸傳播，導致了一個多世紀時間裏世界人口幾乎同步增長。18世紀，世界人口從6.41億增至9.19億，增幅比例為43.37%；中國人口則從1.5億增至3.13億，增幅為108.67%。
亙古未見的人口問題對世界各國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推動了發展。世界許多國家的歷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往往會推動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歐洲國家正是通過大力發展工商業來吸納過剩人口，以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人口壓力，從而逐步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國能夠順應歷史潮流，把發展對外貿易，發展工商業，發展海外殖民作為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法，那麽中國完全有可能搭上剛剛開起的全球化之車，主動打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大門。
因此，歷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麵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但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的大旗。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麽，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它們就像一套套早已經準備好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裏。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後，別的事放在一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一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
針對腐敗問題、財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祖先們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後，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說》中明確宣布了他選擇人才的標準：“夫才德全備之人上也；德優於才者次也；才過於德者又其次也。德優於才猶不失為君子，若才過於德，終恐流為小人矣……寧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確歉也。”
皇帝認為，通過思想教育可以扭轉風氣。皇帝說，“小民皆有天良”，官員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惡者”“貪者”，根本原因在於“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抓好教育，官員們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歸善。因此，選好朝廷的中樞大臣，樹立一係列良好的榜樣，上行下效，來帶動整個朝廷政治風氣的轉變，是他整頓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慶一朝的中樞大臣們，突出的特點是道德操守不錯，辦事謹慎小心。幹隆留下的老臣王傑因“忠清直勁，老成端謹”被嘉慶十分欣賞，稱讚他“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劉墉也因向稱“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誥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書稱其“父子歷事三朝，未嚐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則“性清通，無聲色之好，辦事謹飭清慎”。
然而，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缺乏傑出的政治才華，少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創新精神。對於嘉慶一朝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決辦法。寧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無德”或者“躁進好動”之人，是嘉慶的用人原則。雖然號稱法祖，實際上這一用人標準與他的先祖們並不相同。且不說清朝興起時大量任用“操守有虧”的漢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幹時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節，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輝煌。鹹豐年間，大臣張集馨與鹹豐皇帝縱談幹隆年間事，有一段有趣的對話。鹹豐說，“老輩督撫要錢厲害”。意思是說，幹隆年間的方麵大臣都很腐敗。張集馨卻認為，幹隆年間，督撫雖不免貪黷，然其才具皆係大開大闔手筆，每遇地方事體，無不舉辦；今則督撫才具似不如老輩，而操守似亦勝於老輩。這一說法，也適用於嘉慶時期。
教育式的反腐，其實是緣木求魚。因為大清王朝此時的腐敗是典型的製度性腐敗。
僵化的財政製度、失靈的監督體係、貪瀆文化傳統是嘉慶時政治腐敗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財政製度。如前所述，從雍正時期到嘉慶時期，由於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按道理，物價上漲之後，官員的俸祿起碼也應該同步上漲。然而自雍正養廉製製定之後一直到嘉慶年間，幹隆和嘉慶以“守祖製”為由，沒有給官員們加過一次薪。幹隆五十八年（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英國人斯當東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大量白銀從歐洲流入中國，因此中國物價顯著提高。物價提高了，但官員們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這就使他們的收入同應有的開支比例失調”，“中國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們容易接受禮物的引誘”，“據說大部分衙門裏都還有貪汙，中國官吏薪俸很低，但許多貪官汙吏可以弄到巨大家產”。因此，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與財政改革結合起來，擺脫祖製“不加賦”的桎梏，大幅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給官員加薪，把灰色收入變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財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明代萬曆皇帝為了戰爭加派“三餉”，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朝歷代皇帝一再強調，明朝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這一點，嘉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決心恪守“不加賦”的祖訓。不但不加賦，甚至由於經常豁免災荒地區的稅收，嘉慶年間的稅收比祖製還有所減少。雖然人口增長了近一倍，但嘉慶十七年（1812年）的田賦、鹽課、雜賦收入，隻有4004.4萬兩，同幹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後60年間隻增加6.3%。財政收入嚴重入不敷出。
嘉慶皇帝的這一決定，在今天看來也許不好理解。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回望，可以清晰地看到，嘉慶麵臨的問題，用“祖製舊法”，是不可能解決的。
站在康幹盛世肩膀上的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範圍。康幹盛世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也是最大的一個盛世。這個盛世，幾乎在所有方麵都達到了傳統政治治理水平所能達到的極限：無論是從權力製度的穩定性，還是物質財富的豐盈程度，還是國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經達到了傳統政治的理想化境界。這一傳統盛世的形成，已經耗竭了傳統社會製度的所有動力。
凡事物極必反，這個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帶來了史無前例的一係列問題，最主要的就是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猛增使傳統社會機製的承受能力達到臨界點。要把這個盛世延續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傳統政治經驗的範疇，在“祖製舊法”之外尋找全新的出路。事實上，任何挑戰，同時都是機遇。比如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當時不僅困擾中國一國，也是世界各國遇到的普遍問題。自地理大發現之後，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種由新大陸向舊大陸傳播，導致了一個多世紀時間裏世界人口幾乎同步增長。18世紀，世界人口從6.41億增至9.19億，增幅比例為43.37%；中國人口則從1.5億增至3.13億，增幅為108.67%。
亙古未見的人口問題對世界各國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推動了發展。世界許多國家的歷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往往會推動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歐洲國家正是通過大力發展工商業來吸納過剩人口，以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人口壓力，從而逐步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國能夠順應歷史潮流，把發展對外貿易，發展工商業，發展海外殖民作為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法，那麽中國完全有可能搭上剛剛開起的全球化之車，主動打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大門。
因此，歷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麵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但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的大旗。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麽，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它們就像一套套早已經準備好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裏。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後，別的事放在一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一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
針對腐敗問題、財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祖先們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後，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說》中明確宣布了他選擇人才的標準：“夫才德全備之人上也；德優於才者次也；才過於德者又其次也。德優於才猶不失為君子，若才過於德，終恐流為小人矣……寧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確歉也。”
皇帝認為，通過思想教育可以扭轉風氣。皇帝說，“小民皆有天良”，官員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惡者”“貪者”，根本原因在於“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抓好教育，官員們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歸善。因此，選好朝廷的中樞大臣，樹立一係列良好的榜樣，上行下效，來帶動整個朝廷政治風氣的轉變，是他整頓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慶一朝的中樞大臣們，突出的特點是道德操守不錯，辦事謹慎小心。幹隆留下的老臣王傑因“忠清直勁，老成端謹”被嘉慶十分欣賞，稱讚他“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劉墉也因向稱“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誥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書稱其“父子歷事三朝，未嚐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則“性清通，無聲色之好，辦事謹飭清慎”。
然而，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缺乏傑出的政治才華，少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創新精神。對於嘉慶一朝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決辦法。寧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無德”或者“躁進好動”之人，是嘉慶的用人原則。雖然號稱法祖，實際上這一用人標準與他的先祖們並不相同。且不說清朝興起時大量任用“操守有虧”的漢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幹時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節，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輝煌。鹹豐年間，大臣張集馨與鹹豐皇帝縱談幹隆年間事，有一段有趣的對話。鹹豐說，“老輩督撫要錢厲害”。意思是說，幹隆年間的方麵大臣都很腐敗。張集馨卻認為，幹隆年間，督撫雖不免貪黷，然其才具皆係大開大闔手筆，每遇地方事體，無不舉辦；今則督撫才具似不如老輩，而操守似亦勝於老輩。這一說法，也適用於嘉慶時期。
教育式的反腐，其實是緣木求魚。因為大清王朝此時的腐敗是典型的製度性腐敗。
僵化的財政製度、失靈的監督體係、貪瀆文化傳統是嘉慶時政治腐敗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財政製度。如前所述，從雍正時期到嘉慶時期，由於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按道理，物價上漲之後，官員的俸祿起碼也應該同步上漲。然而自雍正養廉製製定之後一直到嘉慶年間，幹隆和嘉慶以“守祖製”為由，沒有給官員們加過一次薪。幹隆五十八年（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英國人斯當東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大量白銀從歐洲流入中國，因此中國物價顯著提高。物價提高了，但官員們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這就使他們的收入同應有的開支比例失調”，“中國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們容易接受禮物的引誘”，“據說大部分衙門裏都還有貪汙，中國官吏薪俸很低，但許多貪官汙吏可以弄到巨大家產”。因此，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與財政改革結合起來，擺脫祖製“不加賦”的桎梏，大幅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給官員加薪，把灰色收入變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財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明代萬曆皇帝為了戰爭加派“三餉”，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朝歷代皇帝一再強調，明朝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這一點，嘉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決心恪守“不加賦”的祖訓。不但不加賦，甚至由於經常豁免災荒地區的稅收，嘉慶年間的稅收比祖製還有所減少。雖然人口增長了近一倍，但嘉慶十七年（1812年）的田賦、鹽課、雜賦收入，隻有4004.4萬兩，同幹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後60年間隻增加6.3%。財政收入嚴重入不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