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一代帝王的精明強幹還不夠。盛世的出現，都是幾代人的接力努力達到的結果。中國盛世出現的規律是，一個英明強悍的開國帝王為新王朝立定規模，打下基礎。開國帝王去世後，往往會出現一個小小的磨合動盪調整期，再由另一個精明強幹的子孫打開王朝發展的瓶頸期，將王朝推上盛世。漢代劉邦開國，確立了清靜無為的治國思路，但也留下了諸侯分裂的政治隱患。劉邦去世後，出現了呂後、惠帝時期的動盪。直到文帝、景帝，一方麵將“與民休息”的治國方略發揚光大，另一方麵又成功地打擊了同姓王侯的分裂勢力，消除了政治體製上的重大隱患，從而催生出武帝時代的極盛。唐代的盛世，經高祖、太宗開基立業，奠定基礎，再有高宗、武後、中宗、睿宗的短期動盪調整，直到玄宗時才達到高峰。清代的盛世，也是由多爾袞和順治打下基礎。而康熙繼位，解決了權臣和三藩這兩個發展的瓶頸問題，由此大清才走上盛世之路。
出現一個英明的帝王，在中國歷史上本來就是小概率事件，而連續幾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獎一樣難得，因此中國歷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難解釋了。
盛世難以出現，更難以保持。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結局也是衰世。
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而且，盛世的傾頹，往往在極短時間內定局。漢武帝前期是漢代統治達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極盛之後，鞭撲天下過甚，很快導致了衰敗。晚年更是天下大亂，起義遍及關東地區，大者數千人，小群數百人，起義烈火幾乎葬送大漢王朝。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際，號稱“全盛”，繁榮景象史所未見，但“安史之亂”的狂飆瞬間吹散了曠代繁華。752年，也就是唐天寶十一年，唐代人口達到頂峰，達5200萬。但八年之後的760年，也就是幹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1700萬。天寶年間最繁華的地區，從宜陽到武牢500裏，在籍人口居然隻剩下1000戶人家，“居無盡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王朝衰敗之迅速可以想見。
幹隆盛世的政治清明與全麵腐敗更是隻隔了瞬間。幹隆死前3年就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清朝從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
從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當然是這些盛世的出現依賴的是人治。中國歷史上的幾大盛世，隻在史書上留下了統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強大，卻沒有留下太多製度性的成就。
中國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說，“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則其政舉，朕有治人即有治法”。幾千年間，中國專製製度的框架和運轉規則沒有根本的突破和進步。統治績效如何，更多地依賴於統治者個人的精神振作與否。沒有內外條件的嚴厲製約，個人的英明與自製無法抵製環境的縱容與腐蝕。由勝而驕，由勞而逸，是人性不變的規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與昏聵集於一身，理智與膨脹合為一體。他們既是輝煌成績的創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禍首。
西方歷史上沒有盛世這個詞，這並不是說其他國家歷史上沒有過輝煌的時代，在西方歷史上，它們往往被稱為“黃金時代”，比如大英帝國的“伊莉莎白時期”。與中國的盛世比起來，西方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則沒有這麽短命。
伊莉莎白時代與幹隆時代有許多巧合。伊莉莎白女王與幹隆同是25歲即位，與幹隆一樣，她也是一位理智又靈活的政治家。她即位之初，英格蘭內部因宗教分裂而處於混亂狀態，對外則麵臨與法國的戰爭和與蘇格蘭及西班牙的緊張關係。她以高明的妥協策略使英國擺脫了宗教戰爭的陰影，又以靈活的外交與周圍大國周旋，結束了與法國的戰爭，為英國獲得了寶貴的發展時期。
伊莉莎白統治英國45年。她登基時英國還是個貧窮衰弱的二流小國，而當她逝世時，英國已經成為世界頭號海軍大國。因此，人們普遍認為她是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國王之一。她的統治期因此在英國歷史上被稱為“伊莉莎白時期”。
與中國的盛世不同的是，“黃金時代”之後，英國並沒有衰敗。“黃金時代”成了一個國家長久上升的起點，在那之後，英國國勢繼續蒸蒸日上，在隨後的幾百年間一直領先於世界。
原因是英國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隨著製度創新。一部英國政治史就是一部製度演進史，雖然英國社會始終存在種種無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於這種獨特的政治進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衝突都能夠得到及時的化解，英國也逐漸獲得了越來越強大的力量。
通過對歷史的回顧，我們會很容易發現，重提“盛世”二字，許多時候已經不合時宜。
第一，中國歷史上，“盛世”兩個字叫得最響的時代，往往問題重重。
一個蒸蒸日上、富於自信的政權並不需要通過自我宣傳來為自己壯膽。相反，在一些有問題的時代，人們卻常常會高唱盛世的調子。
因為“盛世”是傳統王朝統治合法性的有力證明。歷經暴力奪權後，一個政權就需要以“養民”“牧民”的成績來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現，當然是統治成績的最佳證明。
在一個王朝埋頭開拓進取的過程之中，統治者們並不會經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於發現和解決問題。漢代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中，從來沒有帝王和大臣自誇為盛世。相反，那些底氣不足的統治者卻常把“盛世”掛在嘴邊。宋高宗因動亂而幸得大寶，偷安一隅，大敵在側，卻無心進取。這種治績，無論如何與盛世不沾邊。然而宋高宗卻常常自詡為“中興”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勵下，大臣們稱頌盛世之聲鋪天蓋地，應接不暇。他們說皇帝“於皇睿明，運符中興，綿於肅清，幹夷坤寧”。“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過於堯禹”。他們誇秦檜“心潛於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聖賢一出五百歲，開闢以來能幾人”。這些當初精心撰寫的諛詞，今天聽起來隻是諷刺。
中國歷史上另一個“盛世”聲音叫得最響的時代是清代。眾所周知，清代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內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一代的詔書中，連篇累牘的內容是宣傳大清政權的“深仁厚澤”。
但是，在整個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響的又是兩個特殊階段，一個是身背篡位惡名的雍正統治時期，另一個是幹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經漸行漸遠之際。康熙時期，對盛世二字並不那麽感冒。康熙平定三藩後，群臣請上尊號，康熙明智地拒絕了，他說：“賊雖已平，瘡痍未復，君臣宜加修省，恤兵養民，布宜德化，務以廉潔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為功德，崇上尊稱，濫邀恩賞，實可恥也！”正是這種難得的清醒，才有了以後一係列正確政策的出台。
出現一個英明的帝王，在中國歷史上本來就是小概率事件，而連續幾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獎一樣難得，因此中國歷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難解釋了。
盛世難以出現，更難以保持。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結局也是衰世。
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極而衰”的結局。而且，盛世的傾頹，往往在極短時間內定局。漢武帝前期是漢代統治達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極盛之後，鞭撲天下過甚，很快導致了衰敗。晚年更是天下大亂，起義遍及關東地區，大者數千人，小群數百人，起義烈火幾乎葬送大漢王朝。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際，號稱“全盛”，繁榮景象史所未見，但“安史之亂”的狂飆瞬間吹散了曠代繁華。752年，也就是唐天寶十一年，唐代人口達到頂峰，達5200萬。但八年之後的760年，也就是幹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1700萬。天寶年間最繁華的地區，從宜陽到武牢500裏，在籍人口居然隻剩下1000戶人家，“居無盡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獸遊鬼哭”。王朝衰敗之迅速可以想見。
幹隆盛世的政治清明與全麵腐敗更是隻隔了瞬間。幹隆死前3年就爆發了白蓮教大起義，清朝從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
從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當然是這些盛世的出現依賴的是人治。中國歷史上的幾大盛世，隻在史書上留下了統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強大，卻沒有留下太多製度性的成就。
中國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說，“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則其政舉，朕有治人即有治法”。幾千年間，中國專製製度的框架和運轉規則沒有根本的突破和進步。統治績效如何，更多地依賴於統治者個人的精神振作與否。沒有內外條件的嚴厲製約，個人的英明與自製無法抵製環境的縱容與腐蝕。由勝而驕，由勞而逸，是人性不變的規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與昏聵集於一身，理智與膨脹合為一體。他們既是輝煌成績的創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禍首。
西方歷史上沒有盛世這個詞，這並不是說其他國家歷史上沒有過輝煌的時代，在西方歷史上，它們往往被稱為“黃金時代”，比如大英帝國的“伊莉莎白時期”。與中國的盛世比起來，西方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則沒有這麽短命。
伊莉莎白時代與幹隆時代有許多巧合。伊莉莎白女王與幹隆同是25歲即位，與幹隆一樣，她也是一位理智又靈活的政治家。她即位之初，英格蘭內部因宗教分裂而處於混亂狀態，對外則麵臨與法國的戰爭和與蘇格蘭及西班牙的緊張關係。她以高明的妥協策略使英國擺脫了宗教戰爭的陰影，又以靈活的外交與周圍大國周旋，結束了與法國的戰爭，為英國獲得了寶貴的發展時期。
伊莉莎白統治英國45年。她登基時英國還是個貧窮衰弱的二流小國，而當她逝世時，英國已經成為世界頭號海軍大國。因此，人們普遍認為她是英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國王之一。她的統治期因此在英國歷史上被稱為“伊莉莎白時期”。
與中國的盛世不同的是，“黃金時代”之後，英國並沒有衰敗。“黃金時代”成了一個國家長久上升的起點，在那之後，英國國勢繼續蒸蒸日上，在隨後的幾百年間一直領先於世界。
原因是英國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隨著製度創新。一部英國政治史就是一部製度演進史，雖然英國社會始終存在種種無法根本克服的矛盾，但是由於這種獨特的政治進步方式使得每一次的矛盾衝突都能夠得到及時的化解，英國也逐漸獲得了越來越強大的力量。
通過對歷史的回顧，我們會很容易發現，重提“盛世”二字，許多時候已經不合時宜。
第一，中國歷史上，“盛世”兩個字叫得最響的時代，往往問題重重。
一個蒸蒸日上、富於自信的政權並不需要通過自我宣傳來為自己壯膽。相反，在一些有問題的時代，人們卻常常會高唱盛世的調子。
因為“盛世”是傳統王朝統治合法性的有力證明。歷經暴力奪權後，一個政權就需要以“養民”“牧民”的成績來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現，當然是統治成績的最佳證明。
在一個王朝埋頭開拓進取的過程之中，統治者們並不會經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於發現和解決問題。漢代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中，從來沒有帝王和大臣自誇為盛世。相反，那些底氣不足的統治者卻常把“盛世”掛在嘴邊。宋高宗因動亂而幸得大寶，偷安一隅，大敵在側，卻無心進取。這種治績，無論如何與盛世不沾邊。然而宋高宗卻常常自詡為“中興”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勵下，大臣們稱頌盛世之聲鋪天蓋地，應接不暇。他們說皇帝“於皇睿明，運符中興，綿於肅清，幹夷坤寧”。“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過於堯禹”。他們誇秦檜“心潛於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聖賢一出五百歲，開闢以來能幾人”。這些當初精心撰寫的諛詞，今天聽起來隻是諷刺。
中國歷史上另一個“盛世”聲音叫得最響的時代是清代。眾所周知，清代統治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內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一代的詔書中，連篇累牘的內容是宣傳大清政權的“深仁厚澤”。
但是，在整個清代盛世之中，盛世叫得最響的又是兩個特殊階段，一個是身背篡位惡名的雍正統治時期，另一個是幹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經漸行漸遠之際。康熙時期，對盛世二字並不那麽感冒。康熙平定三藩後，群臣請上尊號，康熙明智地拒絕了，他說：“賊雖已平，瘡痍未復，君臣宜加修省，恤兵養民，布宜德化，務以廉潔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為功德，崇上尊稱，濫邀恩賞，實可恥也！”正是這種難得的清醒，才有了以後一係列正確政策的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