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幹隆卻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奸臣”固然並非國家幸事，“名臣”的出現其實也不是什麽好事。幹隆認為，臣權的上升就必然意味著君權的低落。“名臣”往往出現在國家出現危機，君主大權不獨攬之際。許多名臣做出了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扶國家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但同時，名臣的出現也從一個側麵說明了君主的無能和朝綱的混亂。對張居正這位明代的名臣，史評大抵功大於過，他卻大不以為然，說：“大臣強辭立威，逆行罔忌，實為弁國紀。神宗竟爾任其施為，雖童昏不應若是。”
為了消除尹嘉銓所做《名臣言行錄》的影響，幹隆特下長詔斥責尹嘉銓的“名臣論”。他說，“朕以為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幹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意思就是，在真正有作為的皇帝統治下，不應該有為患作亂的奸臣，同時，也不應該有彪炳史冊的名臣，隻可以有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
雍正皇帝既深刻陰鷙，又有天真淋漓的一麵，冷起來一塊冰，熱起來一團火。嚴肅起來，誰也不敢喘氣；高興起來，有時又沒大沒小。他在李衛的奏摺上批過這樣的話：“好事好事！此等事覽而不嘉悅者除非呆皇帝也！”給年羹堯的硃批有這樣的話：“從來君臣之遇合……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他對大臣固然以苛刻聞名，但對某些投脾氣的人也有熱情如火、視如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麵。比如對鄂爾泰和張廷玉。
但幹隆卻極重君臣之別，總是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麵孔，從來沒有與大臣們建立起什麽私交。也許晚年的和砷算是唯一的例外。
對於大臣的“好名”之習，幹隆和父親一樣向來痛恨。幹隆十九年（1754年）他訓斥陝西巡撫陳宏謀：“嗣後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飾，仍蹈沽名釣譽之惡習，必不能逃朕洞鑒，恩再邀寬典也。”
在打擊限製大臣“好名之習”方麵，幹隆不但學習了父親製造冤獄的辦法，還有所創新。
傳統社會有一個不成文的政治習慣，就是那些政績卓著的地方官離任後，當地官民往往會通過送萬民傘、立碑、建祠等形式加以表彰和紀念。然而幹隆皇帝卻通令各省，將各地的去思德政碑“概行撲毀”，並嚴禁為官員建造生祠。在他的嚴令下，全國各地紛紛將康、雍以來所建祠堂、石碑摧毀，僅雲南、山西兩省，就近六百座。幹隆認為應該由皇帝壟斷所有的偉大、光榮、正確，不給其他人留一點榮譽空間。幹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著的大寫的人，而僅僅是工具和奴才。
幹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十七日，尹嘉銓案審結。在“妄比大賢，託名講學，謬多著述，以圖欺世盜名，又復妄列名臣，顛倒是非，隱啟朋黨之漸”的罪名之外，幹隆還審得尹嘉銓犯有許多其他不可饒恕的“大罪”：
尹嘉銓在書中寫有“為帝者師”四個字。幹隆嘲笑他學習淺陋，讓大臣們評論，他“能為朕師傅否”？
尹嘉銓自號“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詩“人生七十古來稀”。不巧幹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壽，自稱“古稀天子”，又寫了《古稀說》頒示天下，把“古稀”壟斷了。年逾七十的尹氏以此自號，被認為是“僭妄”。
幹隆十分欣賞明太祖廢除相權之舉，認為這一劃時代的創舉，大大提高了君權的穩定性，實在是造福百世萬代帝王，因此，他十分反感人們把清代的大學士習慣性地稱為相國。尹嘉銓在自己的著作中屢稱大學士為“相國”，幹隆批評說，宰相之名久已廢置，本朝自皇祖、皇考以至朕，太阿在握，權柄不移。在朝大學士，作用不過是承旨記錄，有哪件事曾藉助大學士的襄贊？
既然尹氏犯了如此多的“大罪”，大學士、九卿等在反覆審訊後，奏請將尹照大逆律淩遲處死，親屬照律緣坐，也就是說，16歲以上的子孫都要殺頭，家中的女人們以及16歲以下的子孫要發配為奴。不過幹隆大仁大德，加恩免其淩遲，改為絞立決，親屬一併加恩免其緣坐。
同時命各省查繳銷毀尹著述或編輯的著作，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鏟削磨毀。對此，魯迅說：“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計應‘銷毀’者有書籍八十六種，石刻七種，都是著作；應‘撤毀’者有書籍六種，都是古書，而有他的序跋。《小學大全》雖不過‘疏輯’，然而是在‘銷毀’之列的。”這項工作牽涉各省，一直進行了半年之久。
不論尹嘉銓是“真道學”還是“假道學”，本來都不幹王法。生活在除幹隆之外的任何一個時代，他都會安享天年，壽終正寢。然而很不幸，他遇到了幹隆。
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麵。幹隆極力擴張君權，雖一時收到穩定之效，卻造成了一個更為嚴重的後果，那就是清代後期士大夫道德與精神的迅速墮落。
儒學既有強調等級秩序的一麵，也有高標社會正義的一麵。社會正義是整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歷代以來，士人都以守護社會良心為己任，能夠在傳統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幹隆卻以虎視之態，粗暴剝奪了儒學賦予讀書人的立誌求名之心，守護良心之責，隻給他們為稻粱謀這一個生存任務。從那時候起，士人群體便被抽空了靈魂，無法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本來，進入清朝之後，士節士氣較之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代已經大為降低，幹隆中期以後，士大夫道德自律更為鬆弛。幹隆朝的大臣，雖然不乏能臣，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有才華而無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汙，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
幹隆之後的中國，一蹶不振，人心淪喪，在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麵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說與幹隆打斷了官員和士人的脊骨表裏相關。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如果說專政政治的經濟原則是剝削與壓榨，那麽操作秘訣就是控製與壓迫。皇帝控製著官僚體係，官僚體係壓迫著整個社會。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隨著官僚體係的廢弛，幹隆晚年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一 尹壯圖的奏摺
文字獄的消失和它的興起一樣猝然。
幹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國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體陷入了亢奮乃至瘋狂狀態。他們放下日常工作，晝夜不息地審查著帝國內所有的漢字，而皇帝卻在這個時候不動聲色地轉向了。
這年年初，河南光州祝萬青被人舉報。舉報者稱他家祠堂所懸的匾額對聯有嚴重問題。其匾額曰“豆登常新”。其對聯是“吾祖吾宗，貽厥孫謀；若裔若子，增其式廓”，這類氣勢宏大的文字隻有皇帝用起來才合適，平民百姓怎麽可以妄用？
為了消除尹嘉銓所做《名臣言行錄》的影響，幹隆特下長詔斥責尹嘉銓的“名臣論”。他說，“朕以為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幹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意思就是，在真正有作為的皇帝統治下，不應該有為患作亂的奸臣，同時，也不應該有彪炳史冊的名臣，隻可以有唯命是從、辦事敏捷的奴才。
雍正皇帝既深刻陰鷙，又有天真淋漓的一麵，冷起來一塊冰，熱起來一團火。嚴肅起來，誰也不敢喘氣；高興起來，有時又沒大沒小。他在李衛的奏摺上批過這樣的話：“好事好事！此等事覽而不嘉悅者除非呆皇帝也！”給年羹堯的硃批有這樣的話：“從來君臣之遇合……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他對大臣固然以苛刻聞名，但對某些投脾氣的人也有熱情如火、視如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麵。比如對鄂爾泰和張廷玉。
但幹隆卻極重君臣之別，總是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麵孔，從來沒有與大臣們建立起什麽私交。也許晚年的和砷算是唯一的例外。
對於大臣的“好名”之習，幹隆和父親一樣向來痛恨。幹隆十九年（1754年）他訓斥陝西巡撫陳宏謀：“嗣後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飾，仍蹈沽名釣譽之惡習，必不能逃朕洞鑒，恩再邀寬典也。”
在打擊限製大臣“好名之習”方麵，幹隆不但學習了父親製造冤獄的辦法，還有所創新。
傳統社會有一個不成文的政治習慣，就是那些政績卓著的地方官離任後，當地官民往往會通過送萬民傘、立碑、建祠等形式加以表彰和紀念。然而幹隆皇帝卻通令各省，將各地的去思德政碑“概行撲毀”，並嚴禁為官員建造生祠。在他的嚴令下，全國各地紛紛將康、雍以來所建祠堂、石碑摧毀，僅雲南、山西兩省，就近六百座。幹隆認為應該由皇帝壟斷所有的偉大、光榮、正確，不給其他人留一點榮譽空間。幹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著的大寫的人，而僅僅是工具和奴才。
幹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十七日，尹嘉銓案審結。在“妄比大賢，託名講學，謬多著述，以圖欺世盜名，又復妄列名臣，顛倒是非，隱啟朋黨之漸”的罪名之外，幹隆還審得尹嘉銓犯有許多其他不可饒恕的“大罪”：
尹嘉銓在書中寫有“為帝者師”四個字。幹隆嘲笑他學習淺陋，讓大臣們評論，他“能為朕師傅否”？
尹嘉銓自號“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詩“人生七十古來稀”。不巧幹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壽，自稱“古稀天子”，又寫了《古稀說》頒示天下，把“古稀”壟斷了。年逾七十的尹氏以此自號，被認為是“僭妄”。
幹隆十分欣賞明太祖廢除相權之舉，認為這一劃時代的創舉，大大提高了君權的穩定性，實在是造福百世萬代帝王，因此，他十分反感人們把清代的大學士習慣性地稱為相國。尹嘉銓在自己的著作中屢稱大學士為“相國”，幹隆批評說，宰相之名久已廢置，本朝自皇祖、皇考以至朕，太阿在握，權柄不移。在朝大學士，作用不過是承旨記錄，有哪件事曾藉助大學士的襄贊？
既然尹氏犯了如此多的“大罪”，大學士、九卿等在反覆審訊後，奏請將尹照大逆律淩遲處死，親屬照律緣坐，也就是說，16歲以上的子孫都要殺頭，家中的女人們以及16歲以下的子孫要發配為奴。不過幹隆大仁大德，加恩免其淩遲，改為絞立決，親屬一併加恩免其緣坐。
同時命各省查繳銷毀尹著述或編輯的著作，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鏟削磨毀。對此，魯迅說：“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計應‘銷毀’者有書籍八十六種，石刻七種，都是著作；應‘撤毀’者有書籍六種，都是古書，而有他的序跋。《小學大全》雖不過‘疏輯’，然而是在‘銷毀’之列的。”這項工作牽涉各省，一直進行了半年之久。
不論尹嘉銓是“真道學”還是“假道學”，本來都不幹王法。生活在除幹隆之外的任何一個時代，他都會安享天年，壽終正寢。然而很不幸，他遇到了幹隆。
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麵。幹隆極力擴張君權，雖一時收到穩定之效，卻造成了一個更為嚴重的後果，那就是清代後期士大夫道德與精神的迅速墮落。
儒學既有強調等級秩序的一麵，也有高標社會正義的一麵。社會正義是整個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礎。歷代以來，士人都以守護社會良心為己任，能夠在傳統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幹隆卻以虎視之態，粗暴剝奪了儒學賦予讀書人的立誌求名之心，守護良心之責，隻給他們為稻粱謀這一個生存任務。從那時候起，士人群體便被抽空了靈魂，無法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本來，進入清朝之後，士節士氣較之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代已經大為降低，幹隆中期以後，士大夫道德自律更為鬆弛。幹隆朝的大臣，雖然不乏能臣，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有才華而無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祿外無所關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汙，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
幹隆之後的中國，一蹶不振，人心淪喪，在農民起義和外敵入侵麵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說與幹隆打斷了官員和士人的脊骨表裏相關。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如果說專政政治的經濟原則是剝削與壓榨，那麽操作秘訣就是控製與壓迫。皇帝控製著官僚體係，官僚體係壓迫著整個社會。一旦高壓減輕，則社會秩序必然出現劇烈反彈。隨著官僚體係的廢弛，幹隆晚年社會治安迅速惡化。
一 尹壯圖的奏摺
文字獄的消失和它的興起一樣猝然。
幹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國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體陷入了亢奮乃至瘋狂狀態。他們放下日常工作，晝夜不息地審查著帝國內所有的漢字，而皇帝卻在這個時候不動聲色地轉向了。
這年年初，河南光州祝萬青被人舉報。舉報者稱他家祠堂所懸的匾額對聯有嚴重問題。其匾額曰“豆登常新”。其對聯是“吾祖吾宗，貽厥孫謀；若裔若子，增其式廓”，這類氣勢宏大的文字隻有皇帝用起來才合適，平民百姓怎麽可以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