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天下承平日久，自由講學之習在幹隆朝又有所抬頭。特別是尹嘉銓這樣以道學自命的“道學家”，更認為自己獲得了聖人的“獨傳心法”，不傳授給他人實在是一種損失，因此私下裏仍然大肆收徒聚眾，退休之後，更是奔走於各書院之間，宣揚自己的獨特見解。幹隆認為，這是“盛世”的一大威脅。
清初統治者反對講學，主要是怕漢人藉此進行陰謀集會。及至幹隆時期，這種威脅幾乎已經不存在。幹隆認為，講學的最大威脅在於容易滋生朋黨傾向。對於提倡綱常名教的道學本身，幹隆是堅定支持的。但是對於大小臣工學程、朱、陸、王諸大儒的樣子，要求學術自由，百花齊放，自由辯論，他則絕不允許。正如魯迅所說，“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於是而有學說，於是而有門徒，於是而有門戶，於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蓋黨內有黨，派內有派，是宗教和學術的共同規律。儒學內部並非鐵板一塊，儒學思想的生長點也是多源的，許多儒學大家往往把自己視為儒家正統，而把他人視為異端或非正統。自由講學、自由辯論很容易導致一些不同學術派別的爭執甚至衝突，而科舉出身的朝中官員無不是儒學信徒，學術上的分門別類極容易引發政治上的矛盾鬥爭。比如宋代朱熹與陸象山就曾經勢如水火，彼此辨別不休，在朝大臣也捲入其中，分成派別門戶，門戶之爭又發展成朝臣的朋分角立，引發了朋黨之爭，不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如此，“小則紊亂朝政，大則顛覆宗社”。
所以，幹隆在斥責尹氏的聖旨中說：“古來以講學為名，致開朋黨之漸，如明季東林諸人講學，以致國是日非，可為鑑戒。乃尹嘉銓反以朋黨為是，顛倒是非，顯悖聖製。”
專製政治發展到極致，就要打破一切民間自發組織的可能，把一切社會能量納入政治控製之下。讀書人因講學而聚會，因聚會而議論，正是一種人主無法完全駕馭的力量，是必須禁止的。他訓誡大小臣工、讀書士子，對道學隻要埋頭潛修、躬行實踐就行了，不可以道統所在自居，大講其仁義道德。尹嘉銓自己講學還罷了，又不知深淺地奏請皇帝推崇一係列道學名臣，企圖重新挑起“正統”之爭，煽動講學之風，幹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興起這場大獄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狠狠打擊有所抬頭的民間自由講學之風，把一切不利於專製統治的民間力量消滅於萌芽之中。
掌握了尹嘉銓的“罪證”，幹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帝欽命以大學士三寶為首組成專案組，對尹嘉銓進行審訊。
審訊進行得極有特點。在皇帝的授意下，審案大臣並不拷問尹嘉銓的“大逆”實跡。他們知道，這個“道學家”、書呆子，一輩子隻知道讀書做文，想成為大聖大賢，“永垂青史”，因此不可能有什麽實質性的“反動問題”。他們審問的重點，是尹氏的家庭隱私。
會審尹嘉銓時，審案大臣絲毫不顧這位前“三品大員”的麵子，為了“泄公憤而快人心”，將其“嚴加夾訊，多受刑法”，以拷問“其究屬何心”。在夾棍之下，這位聖人之徒沒有挺住，採取了要什麽給什麽的態度。請看以下幾段審訊記錄：
當年尹氏當麵討要花翎的事，皇帝一直念念不忘。所以承審官首先追問：你當時在皇上跟前討賞翎子，說是沒有翎子，就回去見不得你妻小。你這假道學怕老婆，到底皇上沒有給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據供：我當初在家時，曾向我妻子說過，要見皇上討翎子，所以我彼時不辭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誇耀。後來皇上沒有賞我，我回到家裏，實在覺得害羞，難見妻子。這都是我假道學，怕老婆，是實。
自打嘴巴，承認自己“怕老婆”“假道學”，承審官並不滿足，又追問起他要娶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處女為妾未果的事。
承審官問：尹嘉銓！你所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說“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聞而賢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辭不就”等語。這處女既立誌不嫁，已年過五旬，你為何叫你女人遣媒說合，要她做妾？這樣沒廉恥的事，難道是正經人幹的麽？
據供：我說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間知道雄縣有個姓李的女子，守貞不字。吾女人要聘她為妾，我那時在京候補，並不知道；後來我女人告訴我，才知道的，所以替她做了這篇文字，要表揚她，實在我並沒有見過她的麵。但她年過五十，我還將要她做妾的話，做在文字內，這就是我廉恥喪盡，還有何辯。
已經承認自己廉恥喪盡，承審官卻還有更尖刻的問題。
承審官問：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這五十歲女人給你，知道這女人斷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總是你這假道學居常做慣這欺世盜名之事，你女人也學了你欺世盜名。你難道不知道麽？
據供：我女人要替我討妾，這五十歲李氏女子既已立誌不嫁，斷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藉此要得不妒之名。總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係欺世盜名，所以我女人也學做此欺世盜名之事，難逃皇上洞鑒。
承審官的刻薄真是到家了。然而，沒有皇帝的授意，他們是不敢把審理“國家要犯”的嚴肅之地變成嬉笑怒罵的娛樂場所的。
那麽，幹隆皇帝為什麽對“道學家”尹嘉銓如此刻薄呢？
康、雍、幹三朝政治的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反對“假道學”。三代皇帝表麵上對“道學”尊崇備至，但用人行政中，卻都秉“重能不重德”之旨。對於那些以繼承孔孟“道統”為職誌，成天致力於“為賢作聖”的書呆子其實不屑一顧。
應該說，“道學”確實有真假之分。“道學”一名流行之後，“假道學”這三個字就應運而生，如影隨形。儒家理想主義所懸標準過高，為庸常人性所難堪，而學做聖人又是儒家的最高目標，因此有的人不免虛偽迂闊，最下者甚至流於欺世盜名，為世人所詬病。有些道學家，不注意力行實踐，而致力於把自己打扮成一副“聖人”模樣，峨冠，闊袖，芒鞋，修容，端坐，粗飯，菜羹，在家靜坐不語，出門則平步闊視，旁人一望便知是“道學”先生。還有的道學家，表麵上滿口天理流行，行動中卻處處人慾為先。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這種人的作風有精彩的描寫：“有兩塾師鄰村居，皆以道學自任。一日，相邀會講，生徒侍坐者十餘人。方辯論性天，剖析理欲，嚴詞正色，如對聖賢。忽微風颯然，吹片紙落階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視之，則二人謀奪一寡婦田，往來密商之劄也。”
假道學的特點就是言行不一，沒有修到大聖境界，卻妄圖進入歷史。尹嘉銓為人行事，就頗多假道學的嫌疑。他的倒黴，有他自取的一麵。
清初統治者反對講學，主要是怕漢人藉此進行陰謀集會。及至幹隆時期，這種威脅幾乎已經不存在。幹隆認為，講學的最大威脅在於容易滋生朋黨傾向。對於提倡綱常名教的道學本身，幹隆是堅定支持的。但是對於大小臣工學程、朱、陸、王諸大儒的樣子，要求學術自由，百花齊放，自由辯論，他則絕不允許。正如魯迅所說，“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於是而有學說，於是而有門徒，於是而有門戶，於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蓋黨內有黨，派內有派，是宗教和學術的共同規律。儒學內部並非鐵板一塊，儒學思想的生長點也是多源的，許多儒學大家往往把自己視為儒家正統，而把他人視為異端或非正統。自由講學、自由辯論很容易導致一些不同學術派別的爭執甚至衝突，而科舉出身的朝中官員無不是儒學信徒，學術上的分門別類極容易引發政治上的矛盾鬥爭。比如宋代朱熹與陸象山就曾經勢如水火，彼此辨別不休，在朝大臣也捲入其中，分成派別門戶，門戶之爭又發展成朝臣的朋分角立，引發了朋黨之爭，不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如此，“小則紊亂朝政，大則顛覆宗社”。
所以，幹隆在斥責尹氏的聖旨中說：“古來以講學為名，致開朋黨之漸，如明季東林諸人講學，以致國是日非，可為鑑戒。乃尹嘉銓反以朋黨為是，顛倒是非，顯悖聖製。”
專製政治發展到極致，就要打破一切民間自發組織的可能，把一切社會能量納入政治控製之下。讀書人因講學而聚會，因聚會而議論，正是一種人主無法完全駕馭的力量，是必須禁止的。他訓誡大小臣工、讀書士子，對道學隻要埋頭潛修、躬行實踐就行了，不可以道統所在自居，大講其仁義道德。尹嘉銓自己講學還罷了，又不知深淺地奏請皇帝推崇一係列道學名臣，企圖重新挑起“正統”之爭，煽動講學之風，幹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興起這場大獄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狠狠打擊有所抬頭的民間自由講學之風，把一切不利於專製統治的民間力量消滅於萌芽之中。
掌握了尹嘉銓的“罪證”，幹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帝欽命以大學士三寶為首組成專案組，對尹嘉銓進行審訊。
審訊進行得極有特點。在皇帝的授意下，審案大臣並不拷問尹嘉銓的“大逆”實跡。他們知道，這個“道學家”、書呆子，一輩子隻知道讀書做文，想成為大聖大賢，“永垂青史”，因此不可能有什麽實質性的“反動問題”。他們審問的重點，是尹氏的家庭隱私。
會審尹嘉銓時，審案大臣絲毫不顧這位前“三品大員”的麵子，為了“泄公憤而快人心”，將其“嚴加夾訊，多受刑法”，以拷問“其究屬何心”。在夾棍之下，這位聖人之徒沒有挺住，採取了要什麽給什麽的態度。請看以下幾段審訊記錄：
當年尹氏當麵討要花翎的事，皇帝一直念念不忘。所以承審官首先追問：你當時在皇上跟前討賞翎子，說是沒有翎子，就回去見不得你妻小。你這假道學怕老婆，到底皇上沒有給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據供：我當初在家時，曾向我妻子說過，要見皇上討翎子，所以我彼時不辭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誇耀。後來皇上沒有賞我，我回到家裏，實在覺得害羞，難見妻子。這都是我假道學，怕老婆，是實。
自打嘴巴，承認自己“怕老婆”“假道學”，承審官並不滿足，又追問起他要娶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處女為妾未果的事。
承審官問：尹嘉銓！你所書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說“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聞而賢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辭不就”等語。這處女既立誌不嫁，已年過五旬，你為何叫你女人遣媒說合，要她做妾？這樣沒廉恥的事，難道是正經人幹的麽？
據供：我說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間知道雄縣有個姓李的女子，守貞不字。吾女人要聘她為妾，我那時在京候補，並不知道；後來我女人告訴我，才知道的，所以替她做了這篇文字，要表揚她，實在我並沒有見過她的麵。但她年過五十，我還將要她做妾的話，做在文字內，這就是我廉恥喪盡，還有何辯。
已經承認自己廉恥喪盡，承審官卻還有更尖刻的問題。
承審官問：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這五十歲女人給你，知道這女人斷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總是你這假道學居常做慣這欺世盜名之事，你女人也學了你欺世盜名。你難道不知道麽？
據供：我女人要替我討妾，這五十歲李氏女子既已立誌不嫁，斷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藉此要得不妒之名。總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係欺世盜名，所以我女人也學做此欺世盜名之事，難逃皇上洞鑒。
承審官的刻薄真是到家了。然而，沒有皇帝的授意，他們是不敢把審理“國家要犯”的嚴肅之地變成嬉笑怒罵的娛樂場所的。
那麽，幹隆皇帝為什麽對“道學家”尹嘉銓如此刻薄呢？
康、雍、幹三朝政治的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反對“假道學”。三代皇帝表麵上對“道學”尊崇備至，但用人行政中，卻都秉“重能不重德”之旨。對於那些以繼承孔孟“道統”為職誌，成天致力於“為賢作聖”的書呆子其實不屑一顧。
應該說，“道學”確實有真假之分。“道學”一名流行之後，“假道學”這三個字就應運而生，如影隨形。儒家理想主義所懸標準過高，為庸常人性所難堪，而學做聖人又是儒家的最高目標，因此有的人不免虛偽迂闊，最下者甚至流於欺世盜名，為世人所詬病。有些道學家，不注意力行實踐，而致力於把自己打扮成一副“聖人”模樣，峨冠，闊袖，芒鞋，修容，端坐，粗飯，菜羹，在家靜坐不語，出門則平步闊視，旁人一望便知是“道學”先生。還有的道學家，表麵上滿口天理流行，行動中卻處處人慾為先。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這種人的作風有精彩的描寫：“有兩塾師鄰村居，皆以道學自任。一日，相邀會講，生徒侍坐者十餘人。方辯論性天，剖析理欲，嚴詞正色，如對聖賢。忽微風颯然，吹片紙落階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視之，則二人謀奪一寡婦田，往來密商之劄也。”
假道學的特點就是言行不一，沒有修到大聖境界，卻妄圖進入歷史。尹嘉銓為人行事，就頗多假道學的嫌疑。他的倒黴，有他自取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