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恐怖，殺一儆百，是皇帝的慣用手段。在幹隆一朝政治中，經常可以見到出其不意、輕罪重罰的事例。
除了情緒和性格因素外，幹隆行政之忽寬忽嚴，更主要是策略的考慮。
幾乎所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深懂恐怖的妙用。恐怖使官僚機構更有效率，使底層民眾更有紀律，使統治者的仁慈更容易讓人們記住，因而也使統治者更安全。馬基雅弗利說，“令人畏懼比受人愛戴更安全”。一個不懂得“殺人立威”的君主，早晚會受到被統治者的輕視。而仁慈和寬容，隻有在恐怖和嚴厲的背景下才更為人們所珍惜和頌揚。所以成功的統治者必須具有兩麵：一麵是聖人一樣的仁慈，另一麵是獅子一樣的殘暴。
對於極端珍視權力的幹隆來說，不讓人掌握他的統治定勢，是極為重要的事。使人們永遠處於戰戰兢兢不知斧頭何時落下的心理狀態，是他既定的統治目標。幹隆一貫認為，適時製造一兩起出奇的、出格的大案，才能最有效地起到震懾、恐嚇的作用。這是破除阻力，推進某項政策的事半功倍之策。他非常喜歡史馬遷的這段話：“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意思是說，商鞅對在道路上扔垃圾者施以重刑，是治國的好辦法。把灰倒在道路上，這是小小的過錯。對此小錯而施以重罰，可以起到更好的宣傳效果。幹隆認為，為了達到這種效果，冤枉幾個小民，甚至幾個官僚，都是無足計較的成本。因為他胸懷的，是整個國家，整個社稷。
皇帝果然達到了目的。“字貫案”有力地推動了禁書運動。在此案之後，各省的禁書工作都雷厲風行地開展起來，各地先後設立“書局”，專門負責查繳“不法違礙”書籍。各地官員放下手頭其他工作，把禁書當作當前最重要的核心工作來抓。他們在地方廣貼告示，恫嚇藏書之人，如果再不交出違礙之書，將“貽累及身，更累及於子孫”。許多地方官員充分發揮創造性，想出了種種陰毒的辦法。比如浙江巡撫三寶說，他將全省的教職人員都分派回老家，讓他們深入各自的親戚家裏，“因親及友，細加訪詢檢查”，並且把繳書的成績作為將來升官的依據：“將來即以繳書之多寡為補用名次先後。”在三寶的啟發下，各地官員也命令工作人員深入居民家中，甚至窮鄉僻壤的農民家中，逐戶搜查。整個大清王朝幾乎被掀了個底朝天。
隨著禁書運動轟轟烈烈地進行，越來越多的違禁圖書被送到北京。成果是如此豐碩，以致朝廷原來暫時存放不法書籍的方略館居然書滿為患，無法容納，甚至院子裏也堆積如山。
那麽，這些如山如海的書籍中到底都有些什麽內容，讓皇帝如此興師動眾去搜羅並消滅呢？
康雍兩代，禁書大約有以下兩類：
一是有反清思想的書籍。漢人歷來有狹隘的民族觀。黃宗羲說：“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猶人不可雜之於獸，獸不可雜之於人也。”那些宣傳“華夷之分，大過於君臣之倫”的傳統歷史觀，以及宣傳“夷狄異類，近於禽獸”的狹隘民族主義的圖書當然是犯忌諱的。
二是記錄了滿族人征服中國過程中種種暴行的野史。明末清初的書籍中，記載滿人暴行，咒罵詆毀者，為數頗多，這都是清代統治者十分在意的禁書。
而到了幹隆朝，文字獄的範圍在這個基礎上又大大擴展。幹隆皇帝做事的特點是通盤考慮，斬草除根。康熙、雍正所針對的，主要是已故作者的作品，而幹隆卻把矛頭擴大到了所有活人的“違礙文字”。他要修正的，不僅是反滿情緒，還包括漢族人對所有少數民族政權的“錯誤看法”。所以，他要禁絕的，不隻是明末清初的野史，而且還包括宋元明時代所有指斥少數民族的字句。
因此，在幹隆的標準下，文字禁忌可謂多如牛毛：要忌虜、忌戎、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偽、忌賊、忌犯闕……對於事涉“女真”“滿洲”字樣的書當然要求更嚴。女真在中國歷史上活動很長時間，從宋至清，凡書中有涉“女真”“女直”“滿洲”，甚至“遼東”字樣的書籍，哪怕隻提一個地名，都有違礙的可能。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忌諱”文字當然比比皆是，不法圖書當然也就處處都有了。在寧左勿右心態的支配下，各地官員凡遇涉嫌“忌諱”的圖書，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收繳，請示“一體送毀”“概毀全書”。
皇帝為什麽對民族情緒視如大敵呢？原因是清王朝與歷代漢人王朝的建立過程不同。
清代帝王最愛說的一句話是“我大清得天下之正”，也就是說大清之取天下，是有史以來最光明正大、順理成章的。
清代君臣這樣解釋這個“正”。他們說，曹魏、西晉、唐、宋諸朝，都是原來的臣子趁著混亂從孤兒寡母手中搶得了政權，有偷和騙之嫌，實在稱不上光明正大。至於漢朝和元朝，則是赤裸裸憑頭顱和鮮血建立的，比前述諸朝實在硬氣得多。“然漢自滅秦，元自滅宋，雖未嚐不正，而與鼎革相接。”（章學誠《丙辰劄記》）比如宋朝本來沒有過錯，元朝強搶，是不是有點不好意思？再比如明太祖雖然是一介平民，但畢竟是元朝的子民，“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竊之罪”？（《大義覺迷錄》）
隻有清代皇帝不存在這個心理負擔，因為他們的天下是得之於“流賊”，而非得之於明朝。他們與明朝本是“鄰國”，見鄰國奴才起來造反殺了主子，出於義憤出兵鎮壓了奴才，替這家主人報了仇，“明朝天下亡於流賊李自成之手，是強盜劫去家財，趕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我朝驅逐流寇，應天順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強盜，明罰敕法之天吏也”。（《大義覺迷錄》）“於故明但有存恤之德，毫無鼎革之嫌”。所以說起來，別人得天下都是靠搶和騙，而“我大清”則是因為“見義勇為”而順理成章地得了這麽大一片家業，實在是“正”得沒法再“正”了。
槍桿子在手，什麽謊話都可以說得理直氣壯，甚至能把說謊者自己感動得一塌糊塗，這本是中國政治的一個通例。不過清王朝統治者的巧言佞辯還是出人意料。
其實，歷代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背後的心理動力都是對財富的掠奪。而清王朝建立過程中的血腥、野蠻和殘暴在許多方麵都創造了少數民族征服過程中的歷史紀錄。
滿洲人入關，並非像他們自己所說，是看到天下無主，才來“為內地人民服務”。明代滿族本來處於奴隸社會時期，經濟落後。從明朝初年開始，他們就經常從漢地和朝鮮掠奪人口，充當奴隸。明宣德八年（1433年），錦衣衛指揮吳良出使海西，親見當時的“女真野人家，多中國人，驅使耕作”。到了明末，女真人更是不事生產，全民皆兵。對外搶劫，成了後金國最主要的經濟來源。
除了情緒和性格因素外，幹隆行政之忽寬忽嚴，更主要是策略的考慮。
幾乎所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深懂恐怖的妙用。恐怖使官僚機構更有效率，使底層民眾更有紀律，使統治者的仁慈更容易讓人們記住，因而也使統治者更安全。馬基雅弗利說，“令人畏懼比受人愛戴更安全”。一個不懂得“殺人立威”的君主，早晚會受到被統治者的輕視。而仁慈和寬容，隻有在恐怖和嚴厲的背景下才更為人們所珍惜和頌揚。所以成功的統治者必須具有兩麵：一麵是聖人一樣的仁慈，另一麵是獅子一樣的殘暴。
對於極端珍視權力的幹隆來說，不讓人掌握他的統治定勢，是極為重要的事。使人們永遠處於戰戰兢兢不知斧頭何時落下的心理狀態，是他既定的統治目標。幹隆一貫認為，適時製造一兩起出奇的、出格的大案，才能最有效地起到震懾、恐嚇的作用。這是破除阻力，推進某項政策的事半功倍之策。他非常喜歡史馬遷的這段話：“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意思是說，商鞅對在道路上扔垃圾者施以重刑，是治國的好辦法。把灰倒在道路上，這是小小的過錯。對此小錯而施以重罰，可以起到更好的宣傳效果。幹隆認為，為了達到這種效果，冤枉幾個小民，甚至幾個官僚，都是無足計較的成本。因為他胸懷的，是整個國家，整個社稷。
皇帝果然達到了目的。“字貫案”有力地推動了禁書運動。在此案之後，各省的禁書工作都雷厲風行地開展起來，各地先後設立“書局”，專門負責查繳“不法違礙”書籍。各地官員放下手頭其他工作，把禁書當作當前最重要的核心工作來抓。他們在地方廣貼告示，恫嚇藏書之人，如果再不交出違礙之書，將“貽累及身，更累及於子孫”。許多地方官員充分發揮創造性，想出了種種陰毒的辦法。比如浙江巡撫三寶說，他將全省的教職人員都分派回老家，讓他們深入各自的親戚家裏，“因親及友，細加訪詢檢查”，並且把繳書的成績作為將來升官的依據：“將來即以繳書之多寡為補用名次先後。”在三寶的啟發下，各地官員也命令工作人員深入居民家中，甚至窮鄉僻壤的農民家中，逐戶搜查。整個大清王朝幾乎被掀了個底朝天。
隨著禁書運動轟轟烈烈地進行，越來越多的違禁圖書被送到北京。成果是如此豐碩，以致朝廷原來暫時存放不法書籍的方略館居然書滿為患，無法容納，甚至院子裏也堆積如山。
那麽，這些如山如海的書籍中到底都有些什麽內容，讓皇帝如此興師動眾去搜羅並消滅呢？
康雍兩代，禁書大約有以下兩類：
一是有反清思想的書籍。漢人歷來有狹隘的民族觀。黃宗羲說：“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猶人不可雜之於獸，獸不可雜之於人也。”那些宣傳“華夷之分，大過於君臣之倫”的傳統歷史觀，以及宣傳“夷狄異類，近於禽獸”的狹隘民族主義的圖書當然是犯忌諱的。
二是記錄了滿族人征服中國過程中種種暴行的野史。明末清初的書籍中，記載滿人暴行，咒罵詆毀者，為數頗多，這都是清代統治者十分在意的禁書。
而到了幹隆朝，文字獄的範圍在這個基礎上又大大擴展。幹隆皇帝做事的特點是通盤考慮，斬草除根。康熙、雍正所針對的，主要是已故作者的作品，而幹隆卻把矛頭擴大到了所有活人的“違礙文字”。他要修正的，不僅是反滿情緒，還包括漢族人對所有少數民族政權的“錯誤看法”。所以，他要禁絕的，不隻是明末清初的野史，而且還包括宋元明時代所有指斥少數民族的字句。
因此，在幹隆的標準下，文字禁忌可謂多如牛毛：要忌虜、忌戎、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偽、忌賊、忌犯闕……對於事涉“女真”“滿洲”字樣的書當然要求更嚴。女真在中國歷史上活動很長時間，從宋至清，凡書中有涉“女真”“女直”“滿洲”，甚至“遼東”字樣的書籍，哪怕隻提一個地名，都有違礙的可能。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忌諱”文字當然比比皆是，不法圖書當然也就處處都有了。在寧左勿右心態的支配下，各地官員凡遇涉嫌“忌諱”的圖書，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收繳，請示“一體送毀”“概毀全書”。
皇帝為什麽對民族情緒視如大敵呢？原因是清王朝與歷代漢人王朝的建立過程不同。
清代帝王最愛說的一句話是“我大清得天下之正”，也就是說大清之取天下，是有史以來最光明正大、順理成章的。
清代君臣這樣解釋這個“正”。他們說，曹魏、西晉、唐、宋諸朝，都是原來的臣子趁著混亂從孤兒寡母手中搶得了政權，有偷和騙之嫌，實在稱不上光明正大。至於漢朝和元朝，則是赤裸裸憑頭顱和鮮血建立的，比前述諸朝實在硬氣得多。“然漢自滅秦，元自滅宋，雖未嚐不正，而與鼎革相接。”（章學誠《丙辰劄記》）比如宋朝本來沒有過錯，元朝強搶，是不是有點不好意思？再比如明太祖雖然是一介平民，但畢竟是元朝的子民，“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竊之罪”？（《大義覺迷錄》）
隻有清代皇帝不存在這個心理負擔，因為他們的天下是得之於“流賊”，而非得之於明朝。他們與明朝本是“鄰國”，見鄰國奴才起來造反殺了主子，出於義憤出兵鎮壓了奴才，替這家主人報了仇，“明朝天下亡於流賊李自成之手，是強盜劫去家財，趕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我朝驅逐流寇，應天順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強盜，明罰敕法之天吏也”。（《大義覺迷錄》）“於故明但有存恤之德，毫無鼎革之嫌”。所以說起來，別人得天下都是靠搶和騙，而“我大清”則是因為“見義勇為”而順理成章地得了這麽大一片家業，實在是“正”得沒法再“正”了。
槍桿子在手，什麽謊話都可以說得理直氣壯，甚至能把說謊者自己感動得一塌糊塗，這本是中國政治的一個通例。不過清王朝統治者的巧言佞辯還是出人意料。
其實，歷代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背後的心理動力都是對財富的掠奪。而清王朝建立過程中的血腥、野蠻和殘暴在許多方麵都創造了少數民族征服過程中的歷史紀錄。
滿洲人入關，並非像他們自己所說，是看到天下無主，才來“為內地人民服務”。明代滿族本來處於奴隸社會時期，經濟落後。從明朝初年開始，他們就經常從漢地和朝鮮掠奪人口，充當奴隸。明宣德八年（1433年），錦衣衛指揮吳良出使海西，親見當時的“女真野人家，多中國人，驅使耕作”。到了明末，女真人更是不事生產，全民皆兵。對外搶劫，成了後金國最主要的經濟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