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創立了世襲家長製的繼承方式，把宗教當成了家族事業，教徒當成自己的“吃飯本兒”，這一教派成了劉家興旺發達的基礎。經過劉佐臣、劉儒漢父子兩代慘澹經營，劉家通過傳教已經獲得巨大的現實利益。
從康熙初年到幹隆三十幾年，八卦教存在了一百多年，劉家後代始終充當八卦教教首，傳承五代，幾如一個王朝。教徒眾多，組織嚴密，極為興盛。“輾轉煽惑”，已“蔓延數省”，“從其教者動輒千百人”，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地下秘密宗教王國。教內組織盤根錯節，已成不可解之勢。他們在掌握巨大資源的基礎上，產生野心，要“火焚幽燕”“平胡”也是自然的事。當然，還沒有等他們真正有所動作，就被“英明”的皇帝通過“文字大網”網了出來。幹隆“如梳如篦”的文字密網終於功效大顯。這件事更鼓勵皇帝對這類“文字之獄”不能放過。
歷代民間宗教教首中，都有一些人，通過“裝神弄鬼”的方式，來宣揚自己的神異，以獲眾人擁戴。他們或者說自己夢到了天神託言，或者說自己突然獲得了異能。也有些教首，本身是癔症患者，通過民間巫術來吸引信眾。
“農民屬於低度文化、淺層思維的社會群體。”（《晚清鄉土意識》）他們的生活方向，主要靠習俗、直覺、群體無意識、群體情緒為主導，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他們可以輕易相信他們的領袖具有神通，“刀槍不入”“撒豆成兵”，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藥”，相信“耳屎可以致人啞”，相信種種奇奇怪怪的偏方。因此，他們很容易被那些“心懷不軌”的人所利用，充當炮灰，成為社會動亂的主力。
基於對歷代農民起義的研究，以及精細求全的個性，幹隆對那些“瘋人造反案”，一律寧可信其真，不可信其瘋。即使審訊證明確實是瘋子，他也認為這樣的人留在地方，是不穩定因素，保不定什麽時候會為心懷不軌者所用。幹隆為了給自己的殘忍找藉口，還解釋自己的動機說：“此為瘋人之言。然此等無知妄作，病廢之時尚復如此作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知，豈可復容於光天化日之下？”就是說，這些瘋人好的時候必然也是不安分之人，所以病時才暴露內心的罪惡。因此，殺掉他們並沒有什麽不妥。
幹隆三十六年（1771年），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劉三元自稱漢朝後裔，“要天下官員扶持”，並將這些話寫在紙上，被官府查獲。據其親屬和鄉鄰招供，劉三元一向患瘋病。經過反覆研訊，湖北巡撫宋邦綏等雖認為“其瘋癲似非盡由捏飾”，但“恭逢聖世，膽敢假借夢語，肆行狂吠，不法已極”，奏請依照大逆律淩遲處死。奉旨準行。
同年八月，又有瘋人王宗訓以書寫“我有天神扶助”“可為天下之主”等“逆詞”而被盤獲。經查王宗訓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但承審官廣西巡撫馮鈐等仍以其膽敢妄造逆詞，不法已極，奏請照大逆律淩遲處死，親屬緣坐。
以上諸案，經過審實，與宗教和起義無關，幹隆仍然不放過。這固然是統治者的過度防禦，背後仍然有其他策略考慮。對幹隆來說，這是一種低成本的、省事而高效的處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個別心懷不軌者裝瘋賣傻，逃過法網。同時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製造恐怖，恫嚇“愚民”，“務必重處，以儆其餘”，使那些正常人越發不敢犯法。底層民眾的幾條性命，在他的“政治大局”中是不值一錢的。
我們不能不承認幹隆皇帝對農民起義規律的認識頗為深刻，防範的手段也確實老辣陰狠，然而這並不能阻止清代後期風起雲湧的一次次大起義。一味地迷信打壓和控製的統治者甚至自身就受到了懲罰，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擊民間宗教的過程中，白蓮教起義的怒潮差一點掀翻了他的統治。而在他故去五十年後，正是四次科舉沒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一次沉重打擊了大清朝。
三 消滅記憶
幹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江西新昌縣衙門口，一個目露凶光的中年人，挾著一本厚厚的大書來告狀。
告狀人叫王瀧南，是當地著名的“光棍”，平時橫行鄉裏，惡名遠揚。他所挾的書叫《字貫》，是鄉間舉人王錫侯新編的一本字典。他稟告縣令說，這本書“狂妄悖逆”，十分反動，應該嚴厲法辦。
縣令和王瀧南沒少打交道，知道他和王錫侯是仇人，所以早已心存警惕。縣令接過書，粗粗翻了一遍，皺著眉頭問：“這不過是一本普通的字典罷了，有什麽悖逆之處？”
王瀧南跪行幾步，上前指著這本書的序：“請看這幾句。”
縣令定睛一看，作者王錫侯在自序中寫道，《康熙字典》的檢索方式有問題：“《康熙字典》所收四萬六千字有奇，學者查此字遺彼字，每每苦於找遍全書，掩卷而仍茫然。”意思就是說，《康熙字典》排序，字與字之間沒有聯繫，查起來很不方便。他的這部《字貫》，則解決了這個問題，把同義之字，貫穿一處，便於查找。
縣令仍然大惑不解：“這有何悖逆？”
王瀧南急急地說：“《康熙字典》乃是聖祖皇帝禦製，王錫侯膽敢指斥聖祖皇帝所編字典不如他的好，這不是大逆是什麽？”
縣令啞然失笑：“哦，原來如此！這不是雞蛋裏挑骨頭嗎？”
剛說完，縣令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話不妥。他眼睛一轉，臉色突然變得陰沉起來：“不過既然你這麽說，如此文字大案，我就給你報到巡撫大人處。”
幹隆中期的官員們，對文字之案，一律寧左勿右。他們素知皇帝對文字問題看得極重，“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江西巡撫海成是旗人，文化水平不高，但對“文字之案”向來十分積極。幹隆三十九年（1774年），皇帝在全國開始推行“查辦禁書運動”，大多數省份表現不力，查出的禁書數量寥寥。江西卻成績突出，在海成的緊抓之下，兩年間查出“不法”禁書八千餘部，列全國之首。
雖然對文字習慣於雞蛋裏挑骨頭，海成也覺得《字貫》算不上什麽大案。王錫侯說的這句話，頂多算得上“狂妄”，怎麽能稱“悖逆”？不過事關文字，最為細小也要直接上達天聽。他把案子的原委寫成一道詳細的匯報，說這句序言畢竟語氣狂妄，建議將王錫侯的舉人頭銜革去，以便審擬定罪，當否，請皇帝批示。
海成覺得自己夠小心謹慎的了，他哪裏能料到，這道奏摺居然威脅到了他的性命。
奏摺加上樣書以六百裏加急的速度送到了皇帝的書房。這兩年皇帝流年不利。第二次金川戰爭進行多年，去年才勉強慘勝，大丟朝廷的麵子。今年年初，皇太後去世，孝心極重的皇帝悲痛不已。特別是推進“禁書運動”兩年多，各地督撫毫不用心，進展十分緩慢，令皇帝一籌莫展。心情不佳的皇帝拿起這本字典，讀了讀序文，感覺所謂“悖逆之處”確實也沒什麽了不起。漫不經心地讀到第十頁，皇帝的身子突然坐直了，鬚眉皆立，滿麵漲紅，提筆在海成的奏摺上批道：“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應照大逆律問擬！”
從康熙初年到幹隆三十幾年，八卦教存在了一百多年，劉家後代始終充當八卦教教首，傳承五代，幾如一個王朝。教徒眾多，組織嚴密，極為興盛。“輾轉煽惑”，已“蔓延數省”，“從其教者動輒千百人”，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地下秘密宗教王國。教內組織盤根錯節，已成不可解之勢。他們在掌握巨大資源的基礎上，產生野心，要“火焚幽燕”“平胡”也是自然的事。當然，還沒有等他們真正有所動作，就被“英明”的皇帝通過“文字大網”網了出來。幹隆“如梳如篦”的文字密網終於功效大顯。這件事更鼓勵皇帝對這類“文字之獄”不能放過。
歷代民間宗教教首中，都有一些人，通過“裝神弄鬼”的方式，來宣揚自己的神異，以獲眾人擁戴。他們或者說自己夢到了天神託言，或者說自己突然獲得了異能。也有些教首，本身是癔症患者，通過民間巫術來吸引信眾。
“農民屬於低度文化、淺層思維的社會群體。”（《晚清鄉土意識》）他們的生活方向，主要靠習俗、直覺、群體無意識、群體情緒為主導，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他們可以輕易相信他們的領袖具有神通，“刀槍不入”“撒豆成兵”，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藥”，相信“耳屎可以致人啞”，相信種種奇奇怪怪的偏方。因此，他們很容易被那些“心懷不軌”的人所利用，充當炮灰，成為社會動亂的主力。
基於對歷代農民起義的研究，以及精細求全的個性，幹隆對那些“瘋人造反案”，一律寧可信其真，不可信其瘋。即使審訊證明確實是瘋子，他也認為這樣的人留在地方，是不穩定因素，保不定什麽時候會為心懷不軌者所用。幹隆為了給自己的殘忍找藉口，還解釋自己的動機說：“此為瘋人之言。然此等無知妄作，病廢之時尚復如此作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知，豈可復容於光天化日之下？”就是說，這些瘋人好的時候必然也是不安分之人，所以病時才暴露內心的罪惡。因此，殺掉他們並沒有什麽不妥。
幹隆三十六年（1771年），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劉三元自稱漢朝後裔，“要天下官員扶持”，並將這些話寫在紙上，被官府查獲。據其親屬和鄉鄰招供，劉三元一向患瘋病。經過反覆研訊，湖北巡撫宋邦綏等雖認為“其瘋癲似非盡由捏飾”，但“恭逢聖世，膽敢假借夢語，肆行狂吠，不法已極”，奏請依照大逆律淩遲處死。奉旨準行。
同年八月，又有瘋人王宗訓以書寫“我有天神扶助”“可為天下之主”等“逆詞”而被盤獲。經查王宗訓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但承審官廣西巡撫馮鈐等仍以其膽敢妄造逆詞，不法已極，奏請照大逆律淩遲處死，親屬緣坐。
以上諸案，經過審實，與宗教和起義無關，幹隆仍然不放過。這固然是統治者的過度防禦，背後仍然有其他策略考慮。對幹隆來說，這是一種低成本的、省事而高效的處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個別心懷不軌者裝瘋賣傻，逃過法網。同時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製造恐怖，恫嚇“愚民”，“務必重處，以儆其餘”，使那些正常人越發不敢犯法。底層民眾的幾條性命，在他的“政治大局”中是不值一錢的。
我們不能不承認幹隆皇帝對農民起義規律的認識頗為深刻，防範的手段也確實老辣陰狠，然而這並不能阻止清代後期風起雲湧的一次次大起義。一味地迷信打壓和控製的統治者甚至自身就受到了懲罰，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擊民間宗教的過程中，白蓮教起義的怒潮差一點掀翻了他的統治。而在他故去五十年後，正是四次科舉沒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一次沉重打擊了大清朝。
三 消滅記憶
幹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江西新昌縣衙門口，一個目露凶光的中年人，挾著一本厚厚的大書來告狀。
告狀人叫王瀧南，是當地著名的“光棍”，平時橫行鄉裏，惡名遠揚。他所挾的書叫《字貫》，是鄉間舉人王錫侯新編的一本字典。他稟告縣令說，這本書“狂妄悖逆”，十分反動，應該嚴厲法辦。
縣令和王瀧南沒少打交道，知道他和王錫侯是仇人，所以早已心存警惕。縣令接過書，粗粗翻了一遍，皺著眉頭問：“這不過是一本普通的字典罷了，有什麽悖逆之處？”
王瀧南跪行幾步，上前指著這本書的序：“請看這幾句。”
縣令定睛一看，作者王錫侯在自序中寫道，《康熙字典》的檢索方式有問題：“《康熙字典》所收四萬六千字有奇，學者查此字遺彼字，每每苦於找遍全書，掩卷而仍茫然。”意思就是說，《康熙字典》排序，字與字之間沒有聯繫，查起來很不方便。他的這部《字貫》，則解決了這個問題，把同義之字，貫穿一處，便於查找。
縣令仍然大惑不解：“這有何悖逆？”
王瀧南急急地說：“《康熙字典》乃是聖祖皇帝禦製，王錫侯膽敢指斥聖祖皇帝所編字典不如他的好，這不是大逆是什麽？”
縣令啞然失笑：“哦，原來如此！這不是雞蛋裏挑骨頭嗎？”
剛說完，縣令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話不妥。他眼睛一轉，臉色突然變得陰沉起來：“不過既然你這麽說，如此文字大案，我就給你報到巡撫大人處。”
幹隆中期的官員們，對文字之案，一律寧左勿右。他們素知皇帝對文字問題看得極重，“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江西巡撫海成是旗人，文化水平不高，但對“文字之案”向來十分積極。幹隆三十九年（1774年），皇帝在全國開始推行“查辦禁書運動”，大多數省份表現不力，查出的禁書數量寥寥。江西卻成績突出，在海成的緊抓之下，兩年間查出“不法”禁書八千餘部，列全國之首。
雖然對文字習慣於雞蛋裏挑骨頭，海成也覺得《字貫》算不上什麽大案。王錫侯說的這句話，頂多算得上“狂妄”，怎麽能稱“悖逆”？不過事關文字，最為細小也要直接上達天聽。他把案子的原委寫成一道詳細的匯報，說這句序言畢竟語氣狂妄，建議將王錫侯的舉人頭銜革去，以便審擬定罪，當否，請皇帝批示。
海成覺得自己夠小心謹慎的了，他哪裏能料到，這道奏摺居然威脅到了他的性命。
奏摺加上樣書以六百裏加急的速度送到了皇帝的書房。這兩年皇帝流年不利。第二次金川戰爭進行多年，去年才勉強慘勝，大丟朝廷的麵子。今年年初，皇太後去世，孝心極重的皇帝悲痛不已。特別是推進“禁書運動”兩年多，各地督撫毫不用心，進展十分緩慢，令皇帝一籌莫展。心情不佳的皇帝拿起這本字典，讀了讀序文，感覺所謂“悖逆之處”確實也沒什麽了不起。漫不經心地讀到第十頁，皇帝的身子突然坐直了，鬚眉皆立，滿麵漲紅，提筆在海成的奏摺上批道：“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之事，罪不容誅，應照大逆律問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