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馮起炎家境貧困，難以娶妻，卻暗暗相中了自己張三姨母家和杜五姨母家的兩位分別叫“小女”和“小鳳”的表妹，暗戀已久，想效仿娥皇女英之故事，把兩位佳人都娶到家中為妻。在案卷中，他是這樣交代的：“臣……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嚐到臣張三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自己家庭貧窮，科舉又不順，此願當然難遂。此人平日酷愛佳人才子之書，乃是一名文學青年，頭腦中充滿羅曼蒂克的幻想。在種種辦法都行不通後，他腦筋急轉彎，想逞露才華，獻書皇帝。說不定皇帝一見，就驚呼他為奇才。然後他趁機把心中夙願向皇帝傾訴，皇帝一高興，就會賜他銀冠玉帶，命他奉旨成婚。
在挨了許多板子要被送進大牢之前，馮起炎還期待著皇帝會可憐他的一片癡情，償了他的夙願，請審案官員轉告皇帝：“若以陛下之力，差幹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克日長驅到臨邑”，去為他說媒，“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願畢矣”。
想必幹隆皇帝登基四十一年來，還沒有遇到過如此可笑之事。在開懷大笑並且把這個笑話轉告給後宮寵妃之後，皇帝表現出了難得的慈祥和善良。當然，說慈祥，不是說皇帝真的派人去給馮秀才娶小女和小鳳，而是少見地沒有取他的腦袋。起炎先生幸運地保留了性命，以“癡心迷妄”“欲瀆聖聰”之罪，“刺字發遣”，發配到黑龍江的冰天雪地裏，“給披甲人為奴”，在北大荒裏終老此身。
除了這類“逞才獲咎”型文字獄案外，幹隆朝還有一種文字獄，更為令人難解，那就是“瘋子文字獄”。
幹隆十八年（1753年），一個麵黃肌瘦、衣衫破舊的人來到山東孔府，叩門投書，自稱是孔家的親戚。此人自稱浙江人，叫丁文彬，說前日上帝臨凡託夢，把孔府衍聖公的兩個女兒許配給了他，他今天來做上門女婿。他自稱不是平凡人，別看窮，可是學富五車，寫了許多文章，“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學”，請衍聖公過目。孔府將此事報官，審得此人實係一精神病患者，從小父母雙亡，年紀老大還沒有成親，因此精神越來越不正常，時常聽到一個小人，自稱上帝，在他耳邊說話，指點他改寫《洪範》和《春秋》，並且說已經命他當了天子，管理天下之人，用年號為“天元”，並且偷偷把自己的哥哥封為夏文公，族叔封為太宰。
山東巡撫楊應琚在奏摺中對丁的得病原因進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彬乃是一至貧極賤之人，一旦識了幾個字，就自認為身懷奇才異能，無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貴美色，癡心目識，結為幻影，審不可破”，他說，“聽其所言，不論何人俱知其妄”。
楊應琚的分析很有道理，符合現代心理學的補償原理。當然，他進行深入分析，是為了證明丁氏並沒有其他黨羽，不是真正的逆案，而不是為了寬恕丁文彬本人。這位深知幹隆心理的大臣建議皇帝把丁文彬殺掉。
幹隆皇帝也認為此人是個瘋子無疑。楊的奏摺中提到丁氏身體不好，經過大刑，已經奄奄一息。皇帝對此非常重視。他掐指一算，這個案子按正常程序，經三法司會審，再行文到山東，先後要近一個月時間，即使再加急，也要旬餘。如果丁文彬這期間死在獄中，可就太便宜他了。於是他立刻傳諭楊應琚，根據丁的身體情況，自行決定丁的行刑日期，如果丁氏確實病危，即可將丁文彬提前淩遲處死。
楊應琚受命之下，當即親赴大獄察看丁文彬的健康情況。他發現丁氏說話時氣短，精神極度萎靡，恐怕支撐不了幾天，於是立刻命令濟南知府等當天布置法場。幹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午時，丁文彬被架上囚車，押赴法場，在萬頭攢動中被綁上木樁，接受千刀萬剮，在身上的肉一片片被割下來之時，他口中尚且喃喃有詞，念叨上帝的恩諭。
據不完全統計，幹隆一朝，類似丁文彬這樣的瘋子文字獄多達21起。前麵提到的王肇基，也是一個精神不正常之人，所獻詩聯詞句不通，思維混亂，連幹隆都認為“竟是瘋人而已”。然而這些瘋人沒有一個逃過了皇帝的法網。其中7起案件，瘋子被淩遲處死，瘋子的親屬也被連坐，或者處以斬監候，或者被賞給功臣人家為奴隸。另外14起被從輕處理，不過即使從輕，也基本都是“斬立決”或者“立斃杖下”。
幹隆朝另一類超出了普通讀者理解能力的文字獄是“圖碑類”文字獄。
幹隆三十三年（1768年）八月，福建的一個小販李浩，來到浙江省販賣圖文碑記，被浙江瑞安“城管”也就是差役搜查，繳獲了他所販賣的《結盟圖》《懲匪安良圖》《孔明碑記》，報給縣令。其實販賣這些東西，就像販賣財神像一樣普遍，並不存在什麽風險，因為這些東西無非是民間勸人向善的宣傳品。《結盟圖》是勸世人遵聖守法的，《懲匪安良圖》勸壞人棄惡向善，那《孔明碑記》中除了一句“兩兩相爭不見天”略覺刺耳之外，也不過是一些荒誕不經的預言，並沒有什麽犯上作亂之意。據李浩稱，這《孔明碑記》的來頭可不小。據說這一年二月二十八，狂風大作，暴雨傾盆。風雨過後，廣東東山寺院裏出現了一塊石碑，碑文是諸葛亮所題，內容是預測未來吉凶之事。百姓都說是諸葛亮顯靈，因而紛紛傳抄。
按理，販賣勸善文字之事本不值一問，然而官員們都知道在幹隆朝既然案子事涉文字，就要寧左勿右，否則皇帝怪罪下來吃不消，於是經巡撫、總督，直報到皇帝那裏。皇帝果然對這件事十分重視，批示“知道了，從重定擬，不可姑息”。
掌握了皇帝意圖，地方官立刻興起大案，追查數省，牽連多人。在辦案過程中，皇帝還特意囑咐，“絕不能叫一個罪犯漏網或者自殺”，可見其草木皆兵之心態。
這個案子的最後處理結果，在檔案中並沒有記載。但是以幹隆處理文字獄的一貫手法，我們不難想像又有許多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幹隆朝的這些文字獄乍一看來實在無法理解。幹隆的處理方式，似乎隻能用“喪心病狂”四個字來形容。閱讀這些文字獄檔案，讓人不禁懷疑瘋了的到底是幹隆還是“案犯”。
對幹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個人本身並不荒唐。他性格理智堅毅，處事精明細緻，智商情商都很高。這樣一個人，何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事來？
其實在文字獄問題上，幹隆曾經非常通達理性，甚至還稱得上寬容大度。
眾所周知，幹隆的父親雍正在位期間曾經製造了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比如呂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就像對父親的許多其他做法不以為然一樣，對這些文字大獄幹隆也一直腹誹不已，即位後立刻撥亂反正。雍正誅殺汪景祺，一直把汪的頭顱懸於菜市口示眾。幹隆以京師首善之區，懸掛人頭“有礙觀瞻”為由，命人取下掩埋。接著，他又赦免了呂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中許多被牽連之人，放還了查嗣庭、汪景祺的親屬，一時天下讀書人如沐春風，感激涕零。
在挨了許多板子要被送進大牢之前，馮起炎還期待著皇帝會可憐他的一片癡情，償了他的夙願，請審案官員轉告皇帝：“若以陛下之力，差幹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克日長驅到臨邑”，去為他說媒，“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願畢矣”。
想必幹隆皇帝登基四十一年來，還沒有遇到過如此可笑之事。在開懷大笑並且把這個笑話轉告給後宮寵妃之後，皇帝表現出了難得的慈祥和善良。當然，說慈祥，不是說皇帝真的派人去給馮秀才娶小女和小鳳，而是少見地沒有取他的腦袋。起炎先生幸運地保留了性命，以“癡心迷妄”“欲瀆聖聰”之罪，“刺字發遣”，發配到黑龍江的冰天雪地裏，“給披甲人為奴”，在北大荒裏終老此身。
除了這類“逞才獲咎”型文字獄案外，幹隆朝還有一種文字獄，更為令人難解，那就是“瘋子文字獄”。
幹隆十八年（1753年），一個麵黃肌瘦、衣衫破舊的人來到山東孔府，叩門投書，自稱是孔家的親戚。此人自稱浙江人，叫丁文彬，說前日上帝臨凡託夢，把孔府衍聖公的兩個女兒許配給了他，他今天來做上門女婿。他自稱不是平凡人，別看窮，可是學富五車，寫了許多文章，“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學”，請衍聖公過目。孔府將此事報官，審得此人實係一精神病患者，從小父母雙亡，年紀老大還沒有成親，因此精神越來越不正常，時常聽到一個小人，自稱上帝，在他耳邊說話，指點他改寫《洪範》和《春秋》，並且說已經命他當了天子，管理天下之人，用年號為“天元”，並且偷偷把自己的哥哥封為夏文公，族叔封為太宰。
山東巡撫楊應琚在奏摺中對丁的得病原因進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彬乃是一至貧極賤之人，一旦識了幾個字，就自認為身懷奇才異能，無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貴美色，癡心目識，結為幻影，審不可破”，他說，“聽其所言，不論何人俱知其妄”。
楊應琚的分析很有道理，符合現代心理學的補償原理。當然，他進行深入分析，是為了證明丁氏並沒有其他黨羽，不是真正的逆案，而不是為了寬恕丁文彬本人。這位深知幹隆心理的大臣建議皇帝把丁文彬殺掉。
幹隆皇帝也認為此人是個瘋子無疑。楊的奏摺中提到丁氏身體不好，經過大刑，已經奄奄一息。皇帝對此非常重視。他掐指一算，這個案子按正常程序，經三法司會審，再行文到山東，先後要近一個月時間，即使再加急，也要旬餘。如果丁文彬這期間死在獄中，可就太便宜他了。於是他立刻傳諭楊應琚，根據丁的身體情況，自行決定丁的行刑日期，如果丁氏確實病危，即可將丁文彬提前淩遲處死。
楊應琚受命之下，當即親赴大獄察看丁文彬的健康情況。他發現丁氏說話時氣短，精神極度萎靡，恐怕支撐不了幾天，於是立刻命令濟南知府等當天布置法場。幹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午時，丁文彬被架上囚車，押赴法場，在萬頭攢動中被綁上木樁，接受千刀萬剮，在身上的肉一片片被割下來之時，他口中尚且喃喃有詞，念叨上帝的恩諭。
據不完全統計，幹隆一朝，類似丁文彬這樣的瘋子文字獄多達21起。前麵提到的王肇基，也是一個精神不正常之人，所獻詩聯詞句不通，思維混亂，連幹隆都認為“竟是瘋人而已”。然而這些瘋人沒有一個逃過了皇帝的法網。其中7起案件，瘋子被淩遲處死，瘋子的親屬也被連坐，或者處以斬監候，或者被賞給功臣人家為奴隸。另外14起被從輕處理，不過即使從輕，也基本都是“斬立決”或者“立斃杖下”。
幹隆朝另一類超出了普通讀者理解能力的文字獄是“圖碑類”文字獄。
幹隆三十三年（1768年）八月，福建的一個小販李浩，來到浙江省販賣圖文碑記，被浙江瑞安“城管”也就是差役搜查，繳獲了他所販賣的《結盟圖》《懲匪安良圖》《孔明碑記》，報給縣令。其實販賣這些東西，就像販賣財神像一樣普遍，並不存在什麽風險，因為這些東西無非是民間勸人向善的宣傳品。《結盟圖》是勸世人遵聖守法的，《懲匪安良圖》勸壞人棄惡向善，那《孔明碑記》中除了一句“兩兩相爭不見天”略覺刺耳之外，也不過是一些荒誕不經的預言，並沒有什麽犯上作亂之意。據李浩稱，這《孔明碑記》的來頭可不小。據說這一年二月二十八，狂風大作，暴雨傾盆。風雨過後，廣東東山寺院裏出現了一塊石碑，碑文是諸葛亮所題，內容是預測未來吉凶之事。百姓都說是諸葛亮顯靈，因而紛紛傳抄。
按理，販賣勸善文字之事本不值一問，然而官員們都知道在幹隆朝既然案子事涉文字，就要寧左勿右，否則皇帝怪罪下來吃不消，於是經巡撫、總督，直報到皇帝那裏。皇帝果然對這件事十分重視，批示“知道了，從重定擬，不可姑息”。
掌握了皇帝意圖，地方官立刻興起大案，追查數省，牽連多人。在辦案過程中，皇帝還特意囑咐，“絕不能叫一個罪犯漏網或者自殺”，可見其草木皆兵之心態。
這個案子的最後處理結果，在檔案中並沒有記載。但是以幹隆處理文字獄的一貫手法，我們不難想像又有許多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幹隆朝的這些文字獄乍一看來實在無法理解。幹隆的處理方式，似乎隻能用“喪心病狂”四個字來形容。閱讀這些文字獄檔案，讓人不禁懷疑瘋了的到底是幹隆還是“案犯”。
對幹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個人本身並不荒唐。他性格理智堅毅，處事精明細緻，智商情商都很高。這樣一個人，何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事來？
其實在文字獄問題上，幹隆曾經非常通達理性，甚至還稱得上寬容大度。
眾所周知，幹隆的父親雍正在位期間曾經製造了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比如呂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就像對父親的許多其他做法不以為然一樣，對這些文字大獄幹隆也一直腹誹不已，即位後立刻撥亂反正。雍正誅殺汪景祺，一直把汪的頭顱懸於菜市口示眾。幹隆以京師首善之區，懸掛人頭“有礙觀瞻”為由，命人取下掩埋。接著，他又赦免了呂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中許多被牽連之人，放還了查嗣庭、汪景祺的親屬，一時天下讀書人如沐春風，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