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上，收受門包一直是一個小小的痼疾。說起來似乎為害不大，但實際上卻極損政體之尊嚴，啟腐敗之先聲。因此幹隆五年（1740年），皇帝規定，奉旨出差巡查的官員，凡到州縣地方，有敢藉機收受門包的，“與者照鑽營請託例治罪，受者照婪贓納賄例治罪”。幹隆四十六年（1781年），皇帝又通諭各省，從督撫到道府，要嚴格管理家人，“概不許收受屬員門包，各督撫傳事稟話，交中軍巡捕等官傳稟，不許另設立管門家人”。史上第一回，皇帝的懲貪規定細化到了大臣們的家人。（《清會典事例》）
人們的普遍印象是幹隆比雍正仁慈，但實際上，幹隆朝對貪官的懲處遠嚴厲於雍正朝。幹隆以前，懲貪實行“完贓減等條例”。該條例規定，凡貪汙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內將所貪的公款全部補賠，就可以免死減罪發落。如果一年之內沒有全部補上，還可以再寬限一年，讓官員自己在監外繼續籌款賠補。第二年還沒能全部補賠的，犯官進監，而其妻子仍可幫他補賠。直到家產盡絕，才被處死。這樣拖來拖去，貪官汙吏沒有幾個被明正典刑的。
經過長時期的醞釀，幹隆二十三年（1758年），皇帝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廢除了“完贓減等條例”，代之以“完贓不準減等”的新例。不管你家裏多有錢，貪汙白銀隻要滿了1000兩（相當於今天的20萬元人民幣）即判處斬首，決不寬貸。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懲貪力度上了一個極大的台階，使無數貪官人頭落地，家破人亡。凡貪汙或受賄案件，承辦大員一旦查有實據，立即請旨將犯官革職、查抄，籍沒家產異常迅速、嚴密而徹底，貪官汙吏的下場不僅身首異處，而且家產無論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幹淨！在中國歷史上，懲貪嚴厲者，在朱元璋之後，幹隆可排第二名。
立法如此之嚴，執法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幹隆懲貪舉措，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防範嚴密，明察秋毫。幹隆皇帝充分利用密折製度，廣布耳目，充分監察大臣們的一舉一動。而且對同一個人，他往往命多人秘密考察，以免偏聽偏信。這樣就掌握了大量真實情況。比如幹隆十一年（1746年），幹隆命令湖北巡撫開泰秘密考察湖廣總督鄂彌達的官品操守。開泰回稟說，鄂氏年老體衰，不過尚能正常辦公。其家人聞有收受門包之事，不過數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皇帝看後批示，鄂氏的問題不僅如此，你反映的並不全麵：“非但此也！鄂彌達往查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屬員，亦間有收受禮物者，操兵全不閱看……”通過這種方式，所有高級官員時刻感覺自己處於四周同僚的監察之中，時時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謹慎。
二是執法從嚴，決不姑息。高級官員如果事涉腐敗，即使情節輕微，數量不多，也決不輕恕。
雲南總督恆文是幹隆喜歡和信任的大臣之一，他頭腦靈活，能力突出，善於處理各種複雜關係。幹隆說他“歷任封疆，受恩最重”。幹隆二十二年（1757年），恆文按各地慣例為皇帝準備“土貢”。他因雲南產金，擬購買黃金製作幾個金手爐獻給皇帝。當時黃金市價為每兩金子換14兩銀子，而恆文為了占便宜，隻給10兩銀子。這當然是以購買為名，行勒索之實，確實相當卑鄙，不過占這麽點小小便宜，情節也確實談不上重大。
此事被揭發後，幹隆頗感意外，立即派尚書劉統勛為欽差大臣前往嚴查。雖然案情輕微，皇帝卻決定立刻賜恆文自盡。後來因查出此事之緣起是經下屬慫恿，情有可原之處，遂改為終身監禁。給恆文買金子幫過忙的雲南巡撫、雲南布政使、雲南按察使一併被革職，其他56名州縣官員都受到了相應的處罰。皇帝對涉及貪腐之案毫不寬假的堅決態度於此可見。
幹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布政使楊灝借工作之便，侵占3000多兩白銀案發，楊灝被處以斬監候，伺二十二年秋後處決。幹隆二十二年秋審，也就是覆核死刑犯時，繼任湖南巡撫蔣炳認為楊灝已經在一年內把贓銀全部彌補，建議判他死緩，九卿科道及三法司對此都無異議。案卷進呈，幹隆皇帝“閱之不勝駭然”，氣得手直打戰，“不勝手戰憤栗”，當天之內連下四道上諭，連篇累牘，痛斥這一建議之荒唐。他說，楊灝身為三品大員，乃剋扣至3000餘兩，本應立行斬首，“監候已係朕格外之恩”。對如此惡劣的犯罪情形，皇帝以為大臣們自然會建議處死，不料居然大臣們一致認為應改判死緩。狼藉至此，猶得寬免一死，“則凡督撫大吏，皆可視婪贓虧帑為尋常事，侵漁剋扣，肆無忌憚”。“其何以飭官方而肅法紀耶”！
楊灝被立即處死，提出改判動議之湖南巡撫蔣炳被罷官抄家，發往軍台效力贖罪。附和此議之尚書、侍郎、給事中，禦史趙弘恩、鄂彌達、蔣溥、李元亮、王際華、李清芳、王和、勒爾森、舒明、董邦達、金德瑛、劉綸等68人，分別處以革職留任、降級留任、銷級、銷紀錄、降級、註冊等處分。
第二天，皇帝仍然氣不能平，又下達長諭，痛斥官官相護之風。幹隆說：
夫明刑弼教，乃國家刑政之大綱……近日內外問刑衙門習氣，不求其情罪之允當，惟事婦寺之仁……至儼然服官從政，自當知凜遵憲典，而猶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寬，則誰不蔑法營私，小民將必深受其害……豈有方嶽大員，婪贓累累，而尚藉口完贓，俾得偷生視息，有是理乎！……九卿科道，每於秋審棚內嘵嘵致辯，不過求寬一命，或為自己積福地，而於此等要案，則無一人見及，雷同附和，公為矯誣，此而不加懲儆，紀綱安在！……
在諭旨的最後，皇帝堅定地表示：
為官相護之痼習，朕必力革而後已！
三是不避皇親國戚。
慧賢皇貴妃是大學士高斌的女兒，雍正年間即成為寶親王的側福晉。幹隆登基後冊立為貴妃，幹隆十年（1745年）去世後追晉為皇貴妃。她生前受寵程度僅在孝賢皇後之下，是四位得以入葬地宮的後妃之一。
慧賢皇貴妃的親弟弟高恆沾了姐姐的光，仕途頗為順利，幹隆二十二年（1757年）出任兩淮鹽政這個肥缺。然而此人就任不久，就“收受商人所繳銀兩至十三萬之多”。案發之後，皇帝毫不寬貸，以其“辜負聖恩，罪無可逭”，將這位小舅子立即處死。
不過畢竟是自己的至親，殺掉高恆之後，皇帝對高恆的後人相當照顧。十年之後，高恆之子高樸得以出任葉爾羌辦事大臣。不料此人頗紹祖風，到任不久就私役回民開採玉石，轉往內地私賣，把錢裝入自己的腰包。事發之後，皇帝一麵痛惜不已，一麵又以高樸“貪婪無忌，罔顧法紀，較其父高恆尤甚，不能念為慧賢皇貴妃侄而稍矜宥也”，降旨將高樸即於當地正法。
後世評論幹隆，幾乎一致肯定其前期執法之嚴。晚清薛福成說過：“高宗遣諸貪吏，身大辟，家籍沒，僇及子孫。凡所連染，窮治不稍貸，可謂嚴矣！”總結幹隆年間，封疆大吏以侵貪立案查處者多達三十幾起，其中明正典刑或賜令自盡的有二十餘名，平均一兩年即有一名省級軍政大員因侵貪或徇庇侵貪而正法，這是前代所罕見的，也是有清一代所僅見的。
人們的普遍印象是幹隆比雍正仁慈，但實際上，幹隆朝對貪官的懲處遠嚴厲於雍正朝。幹隆以前，懲貪實行“完贓減等條例”。該條例規定，凡貪汙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內將所貪的公款全部補賠，就可以免死減罪發落。如果一年之內沒有全部補上，還可以再寬限一年，讓官員自己在監外繼續籌款賠補。第二年還沒能全部補賠的，犯官進監，而其妻子仍可幫他補賠。直到家產盡絕，才被處死。這樣拖來拖去，貪官汙吏沒有幾個被明正典刑的。
經過長時期的醞釀，幹隆二十三年（1758年），皇帝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廢除了“完贓減等條例”，代之以“完贓不準減等”的新例。不管你家裏多有錢，貪汙白銀隻要滿了1000兩（相當於今天的20萬元人民幣）即判處斬首，決不寬貸。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懲貪力度上了一個極大的台階，使無數貪官人頭落地，家破人亡。凡貪汙或受賄案件，承辦大員一旦查有實據，立即請旨將犯官革職、查抄，籍沒家產異常迅速、嚴密而徹底，貪官汙吏的下場不僅身首異處，而且家產無論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幹淨！在中國歷史上，懲貪嚴厲者，在朱元璋之後，幹隆可排第二名。
立法如此之嚴，執法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幹隆懲貪舉措，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防範嚴密，明察秋毫。幹隆皇帝充分利用密折製度，廣布耳目，充分監察大臣們的一舉一動。而且對同一個人，他往往命多人秘密考察，以免偏聽偏信。這樣就掌握了大量真實情況。比如幹隆十一年（1746年），幹隆命令湖北巡撫開泰秘密考察湖廣總督鄂彌達的官品操守。開泰回稟說，鄂氏年老體衰，不過尚能正常辦公。其家人聞有收受門包之事，不過數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皇帝看後批示，鄂氏的問題不僅如此，你反映的並不全麵：“非但此也！鄂彌達往查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屬員，亦間有收受禮物者，操兵全不閱看……”通過這種方式，所有高級官員時刻感覺自己處於四周同僚的監察之中，時時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謹慎。
二是執法從嚴，決不姑息。高級官員如果事涉腐敗，即使情節輕微，數量不多，也決不輕恕。
雲南總督恆文是幹隆喜歡和信任的大臣之一，他頭腦靈活，能力突出，善於處理各種複雜關係。幹隆說他“歷任封疆，受恩最重”。幹隆二十二年（1757年），恆文按各地慣例為皇帝準備“土貢”。他因雲南產金，擬購買黃金製作幾個金手爐獻給皇帝。當時黃金市價為每兩金子換14兩銀子，而恆文為了占便宜，隻給10兩銀子。這當然是以購買為名，行勒索之實，確實相當卑鄙，不過占這麽點小小便宜，情節也確實談不上重大。
此事被揭發後，幹隆頗感意外，立即派尚書劉統勛為欽差大臣前往嚴查。雖然案情輕微，皇帝卻決定立刻賜恆文自盡。後來因查出此事之緣起是經下屬慫恿，情有可原之處，遂改為終身監禁。給恆文買金子幫過忙的雲南巡撫、雲南布政使、雲南按察使一併被革職，其他56名州縣官員都受到了相應的處罰。皇帝對涉及貪腐之案毫不寬假的堅決態度於此可見。
幹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布政使楊灝借工作之便，侵占3000多兩白銀案發，楊灝被處以斬監候，伺二十二年秋後處決。幹隆二十二年秋審，也就是覆核死刑犯時，繼任湖南巡撫蔣炳認為楊灝已經在一年內把贓銀全部彌補，建議判他死緩，九卿科道及三法司對此都無異議。案卷進呈，幹隆皇帝“閱之不勝駭然”，氣得手直打戰，“不勝手戰憤栗”，當天之內連下四道上諭，連篇累牘，痛斥這一建議之荒唐。他說，楊灝身為三品大員，乃剋扣至3000餘兩，本應立行斬首，“監候已係朕格外之恩”。對如此惡劣的犯罪情形，皇帝以為大臣們自然會建議處死，不料居然大臣們一致認為應改判死緩。狼藉至此，猶得寬免一死，“則凡督撫大吏，皆可視婪贓虧帑為尋常事，侵漁剋扣，肆無忌憚”。“其何以飭官方而肅法紀耶”！
楊灝被立即處死，提出改判動議之湖南巡撫蔣炳被罷官抄家，發往軍台效力贖罪。附和此議之尚書、侍郎、給事中，禦史趙弘恩、鄂彌達、蔣溥、李元亮、王際華、李清芳、王和、勒爾森、舒明、董邦達、金德瑛、劉綸等68人，分別處以革職留任、降級留任、銷級、銷紀錄、降級、註冊等處分。
第二天，皇帝仍然氣不能平，又下達長諭，痛斥官官相護之風。幹隆說：
夫明刑弼教，乃國家刑政之大綱……近日內外問刑衙門習氣，不求其情罪之允當，惟事婦寺之仁……至儼然服官從政，自當知凜遵憲典，而猶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寬，則誰不蔑法營私，小民將必深受其害……豈有方嶽大員，婪贓累累，而尚藉口完贓，俾得偷生視息，有是理乎！……九卿科道，每於秋審棚內嘵嘵致辯，不過求寬一命，或為自己積福地，而於此等要案，則無一人見及，雷同附和，公為矯誣，此而不加懲儆，紀綱安在！……
在諭旨的最後，皇帝堅定地表示：
為官相護之痼習，朕必力革而後已！
三是不避皇親國戚。
慧賢皇貴妃是大學士高斌的女兒，雍正年間即成為寶親王的側福晉。幹隆登基後冊立為貴妃，幹隆十年（1745年）去世後追晉為皇貴妃。她生前受寵程度僅在孝賢皇後之下，是四位得以入葬地宮的後妃之一。
慧賢皇貴妃的親弟弟高恆沾了姐姐的光，仕途頗為順利，幹隆二十二年（1757年）出任兩淮鹽政這個肥缺。然而此人就任不久，就“收受商人所繳銀兩至十三萬之多”。案發之後，皇帝毫不寬貸，以其“辜負聖恩，罪無可逭”，將這位小舅子立即處死。
不過畢竟是自己的至親，殺掉高恆之後，皇帝對高恆的後人相當照顧。十年之後，高恆之子高樸得以出任葉爾羌辦事大臣。不料此人頗紹祖風，到任不久就私役回民開採玉石，轉往內地私賣，把錢裝入自己的腰包。事發之後，皇帝一麵痛惜不已，一麵又以高樸“貪婪無忌，罔顧法紀，較其父高恆尤甚，不能念為慧賢皇貴妃侄而稍矜宥也”，降旨將高樸即於當地正法。
後世評論幹隆，幾乎一致肯定其前期執法之嚴。晚清薛福成說過：“高宗遣諸貪吏，身大辟，家籍沒，僇及子孫。凡所連染，窮治不稍貸，可謂嚴矣！”總結幹隆年間，封疆大吏以侵貪立案查處者多達三十幾起，其中明正典刑或賜令自盡的有二十餘名，平均一兩年即有一名省級軍政大員因侵貪或徇庇侵貪而正法，這是前代所罕見的，也是有清一代所僅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