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張廷玉辦事非常勤勉，為皇帝服務不惜心力。史載他晚上退朝後還要點雙燭治事，即使已經就寢，還經常在枕上思索所擬之文，或覺不妥，立即披衣起身改正。他心思縝密，記憶力極強，能將各部院大臣、全國疆吏的出身、經歷，以及各司員府縣甚至胥吏的姓名、籍貫絲毫不差地說出來，就像一個活檔案庫。對其辦事能力，雍正帝曾這樣稱讚：“爾一日所辦，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懷園語》卷一）
當然，這隻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則與才華無關。
張廷玉是康熙時期的大學士張英的兒子，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優越之處。張英是清代著名大臣，因為“縝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賞，被提拔為一朝“宰輔”，在政治高層數十年如魚得水。為了讓張廷玉繼續光大家門，張英言傳身教，傳授給他大量做官的獨門心法，所以剛剛進入仕途的張廷玉就將成熟老練的風姿展現在朝廷之上，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別注意，年紀輕輕，卻已深通“為臣之道”與“保身之術”。
熟讀經史而又得到父親獨門秘傳的張廷玉早就認識到，為臣之道不外兩個重點：一方麵要能從君主那裏成功地獵取功名富貴，另一方麵又要不為皇帝這隻猛虎所傷。
這就好比火中取栗，實在是一個高難度動作。
張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備的，是大臣的私心。在明主麵前，隻有以退為進，以無求為求，以無私來營私，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所以他為官數十年，處處事事都從皇帝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和判斷，從不露骨主動地為自己牟取私利。朝廷上下公認他為人淡泊寧靜，氣質和平。幹隆皇帝誇獎他“風度如九齡”。他平日生活無聲色之嗜，辦事出於公心，從來沒有貪瀆指控。他做主考官時，有人慾通關節，以微詞試探，他賦詩以辭道：“簾前月色明如晝，莫作人間幕夜看。”
當然，越是這樣皇帝越不會讓他吃虧。因為他清廉，雍正皇帝先後多次對他進行賞賜，賜銀動輒上萬兩，還給了一所當鋪，讓他補貼生活。因為他從不主動為自己的親人牟取私利，所以皇帝對於他的子弟親戚的仕進也多有照顧。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謙退，皇帝每有獎賞，他必盡力遜讓。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長子張若靄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張廷玉聞知“驚懼失措”，立刻麵見皇帝，“免冠叩首”，以自己家世受皇恩，科舉很盛，請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張廷玉說，“天下人才眾多，三年大比，莫不望為鼎甲，官宦之子不應占天下寒士之先”。雍正大為感動，經他懇請，特將張若靄改為二甲一名，並把此事前後情由在諭旨中加以公布，表揚張氏的公忠體國。（《張廷玉年譜》）
除了以上這些原因，張廷玉身上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柔”與“順”。
張廷玉對歷代大臣得禍之由深有研究。他認為，做高級大臣最忌諱的有以下幾點：
一是性格過於剛直，比如比幹和海瑞。他們不講方式方法地與天子作對，下場當然悲慘。
二是做事過於講原則，比如嶽飛。他隻從國家民族角度去考慮問題，卻不顧及帝王個人心理隱私，以社會正義去挑戰帝王的一己之私，終至非死不可。
三是權力過大，不知謹慎。歷史上倒黴的權臣多是由此。皇帝與大臣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同，性格氣質思維方式及個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與皇帝意見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積隙成仇。
第四點則比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於大臣們因為“好名”而獲罪。專製主義發展到清代，連儒學的人格追求，也成了專製極度擴張的妨礙。原因很簡單。儒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麵，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麵。儒學一方麵要求其信徒盡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統治術上大有創新。他們認為，一個大臣如果過於注重自身修養，也會妨礙他們不打折扣地為皇帝服務。為了徹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大臣們不但不能圖利，也不能“好名”。他說：“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與利，雖清濁不同，總是私心。”雍正朝和幹隆朝，都有大臣因為“好名”而被皇帝嚴厲打擊。比如雍正朝的楊名時，是一個有操守的政治家，在一些問題比如打擊科甲朋黨上與皇帝意見不同。他做了很多減輕農民負擔的好事，卻忘了推功給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惡感。雍正說他“性喜沽名釣譽”“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尋故將其抓入大牢。（郭成康《政治衝突與文化隔閡：楊名時案透視》）
張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錯誤。他的政治信條是絕不要因為政治思路的差異而與君主產生衝突。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隻做大秘書。不做思想者，隻做執行人。
張廷玉有一句名言，叫“萬言萬當，不如一默”。他一生為人，謹慎小心，緘默持重。這一特點直接遺傳自父親張英。《清史稿》稱“英性和易，不務表襮，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所居無赫赫名”。專製政治是充滿風險的絞肉機，稍有不慎，就會危及生命。每天退朝回到家裏，張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細細梳理一遍，看看有沒有說錯的話、做錯的事。他從不留片稿於私室，也不讓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為官多年“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雍正對他極為信任，人事決策多向他諮詢，他卻從來不會透漏任何一絲風聲。他以皇帝之心為心，以皇帝之意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張揚。許多人經他推薦而受重用，卻終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在雍正這樣一隻“喜怒不定”的猛虎身邊，張廷玉恰如一個走鋼絲的演員，全神貫注，始終緊張，沒有一分鍾鬆懈過。
他襄贊雍正十三年，幾乎雍正朝的每一項重要決策他都參與過。但是《清史稿》的列傳提及他的功績卻隻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議對守節十五年婦女加以表彰之類。對此，他的學生汪由敦有這樣的解釋。他說張廷玉主掌樞府二十四年，“凡軍國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經常與皇帝造膝密談，一商量就是很長時間。至於他所籌劃者，我們卻舉不出一件事可以具體歸到他名下，他為國操勞一生，卻沒有留下什麽明顯的記載”。他又說：“雍正以來數十年間，吏治肅清，人民安樂……張氏從容坐而論道，享極盛之世……那麽張氏的縝密周詳，略可想見也。”（《張廷玉墓誌銘》）那意思就是說，雍正以來的治績，多賴張廷玉的襄助。皇帝的軍功章裏，沒有張廷玉的一半，也有張廷玉的一塊。隻不過張氏自己不提而已，這正可見張氏的縝密周詳。
從康熙開始，三代皇帝都對他這點極為讚賞。幹隆描寫他這一特點時說：“不茹還不吐，既哲亦既明。”
當然，這隻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則與才華無關。
張廷玉是康熙時期的大學士張英的兒子，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優越之處。張英是清代著名大臣，因為“縝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賞，被提拔為一朝“宰輔”，在政治高層數十年如魚得水。為了讓張廷玉繼續光大家門，張英言傳身教，傳授給他大量做官的獨門心法，所以剛剛進入仕途的張廷玉就將成熟老練的風姿展現在朝廷之上，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別注意，年紀輕輕，卻已深通“為臣之道”與“保身之術”。
熟讀經史而又得到父親獨門秘傳的張廷玉早就認識到，為臣之道不外兩個重點：一方麵要能從君主那裏成功地獵取功名富貴，另一方麵又要不為皇帝這隻猛虎所傷。
這就好比火中取栗，實在是一個高難度動作。
張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備的，是大臣的私心。在明主麵前，隻有以退為進，以無求為求，以無私來營私，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所以他為官數十年，處處事事都從皇帝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和判斷，從不露骨主動地為自己牟取私利。朝廷上下公認他為人淡泊寧靜，氣質和平。幹隆皇帝誇獎他“風度如九齡”。他平日生活無聲色之嗜，辦事出於公心，從來沒有貪瀆指控。他做主考官時，有人慾通關節，以微詞試探，他賦詩以辭道：“簾前月色明如晝，莫作人間幕夜看。”
當然，越是這樣皇帝越不會讓他吃虧。因為他清廉，雍正皇帝先後多次對他進行賞賜，賜銀動輒上萬兩，還給了一所當鋪，讓他補貼生活。因為他從不主動為自己的親人牟取私利，所以皇帝對於他的子弟親戚的仕進也多有照顧。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謙退，皇帝每有獎賞，他必盡力遜讓。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長子張若靄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張廷玉聞知“驚懼失措”，立刻麵見皇帝，“免冠叩首”，以自己家世受皇恩，科舉很盛，請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張廷玉說，“天下人才眾多，三年大比，莫不望為鼎甲，官宦之子不應占天下寒士之先”。雍正大為感動，經他懇請，特將張若靄改為二甲一名，並把此事前後情由在諭旨中加以公布，表揚張氏的公忠體國。（《張廷玉年譜》）
除了以上這些原因，張廷玉身上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柔”與“順”。
張廷玉對歷代大臣得禍之由深有研究。他認為，做高級大臣最忌諱的有以下幾點：
一是性格過於剛直，比如比幹和海瑞。他們不講方式方法地與天子作對，下場當然悲慘。
二是做事過於講原則，比如嶽飛。他隻從國家民族角度去考慮問題，卻不顧及帝王個人心理隱私，以社會正義去挑戰帝王的一己之私，終至非死不可。
三是權力過大，不知謹慎。歷史上倒黴的權臣多是由此。皇帝與大臣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同，性格氣質思維方式及個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與皇帝意見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積隙成仇。
第四點則比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於大臣們因為“好名”而獲罪。專製主義發展到清代，連儒學的人格追求，也成了專製極度擴張的妨礙。原因很簡單。儒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麵，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麵。儒學一方麵要求其信徒盡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統治術上大有創新。他們認為，一個大臣如果過於注重自身修養，也會妨礙他們不打折扣地為皇帝服務。為了徹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大臣們不但不能圖利，也不能“好名”。他說：“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與利，雖清濁不同，總是私心。”雍正朝和幹隆朝，都有大臣因為“好名”而被皇帝嚴厲打擊。比如雍正朝的楊名時，是一個有操守的政治家，在一些問題比如打擊科甲朋黨上與皇帝意見不同。他做了很多減輕農民負擔的好事，卻忘了推功給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惡感。雍正說他“性喜沽名釣譽”“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尋故將其抓入大牢。（郭成康《政治衝突與文化隔閡：楊名時案透視》）
張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錯誤。他的政治信條是絕不要因為政治思路的差異而與君主產生衝突。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隻做大秘書。不做思想者，隻做執行人。
張廷玉有一句名言，叫“萬言萬當，不如一默”。他一生為人，謹慎小心，緘默持重。這一特點直接遺傳自父親張英。《清史稿》稱“英性和易，不務表襮，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所居無赫赫名”。專製政治是充滿風險的絞肉機，稍有不慎，就會危及生命。每天退朝回到家裏，張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細細梳理一遍，看看有沒有說錯的話、做錯的事。他從不留片稿於私室，也不讓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為官多年“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雍正對他極為信任，人事決策多向他諮詢，他卻從來不會透漏任何一絲風聲。他以皇帝之心為心，以皇帝之意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張揚。許多人經他推薦而受重用，卻終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在雍正這樣一隻“喜怒不定”的猛虎身邊，張廷玉恰如一個走鋼絲的演員，全神貫注，始終緊張，沒有一分鍾鬆懈過。
他襄贊雍正十三年，幾乎雍正朝的每一項重要決策他都參與過。但是《清史稿》的列傳提及他的功績卻隻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議對守節十五年婦女加以表彰之類。對此，他的學生汪由敦有這樣的解釋。他說張廷玉主掌樞府二十四年，“凡軍國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經常與皇帝造膝密談，一商量就是很長時間。至於他所籌劃者，我們卻舉不出一件事可以具體歸到他名下，他為國操勞一生，卻沒有留下什麽明顯的記載”。他又說：“雍正以來數十年間，吏治肅清，人民安樂……張氏從容坐而論道，享極盛之世……那麽張氏的縝密周詳，略可想見也。”（《張廷玉墓誌銘》）那意思就是說，雍正以來的治績，多賴張廷玉的襄助。皇帝的軍功章裏，沒有張廷玉的一半，也有張廷玉的一塊。隻不過張氏自己不提而已，這正可見張氏的縝密周詳。
從康熙開始，三代皇帝都對他這點極為讚賞。幹隆描寫他這一特點時說：“不茹還不吐，既哲亦既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