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此地無銀三百兩，這道諭旨，正向天下公布了雍正皇帝的真正死因。如此迫不及待，可見幹隆對雍正信用術士這種背離傳統帝王之道行為的鄙夷與反感。雍正時期，大肆崇佛尚道，他曾經親自在宮中舉行法會，自稱“釋主”，法號“破塵居士”。他請和尚文覺禪師住在宮中，參與國家機密的事務，“倚之如左右手”，甚至親自撰寫《揀魔辨異錄》，介入宗教學術鬥爭。在他的大力支持下，雍正一朝佛道兩教人數眾多，未免泥沙俱下。
幹隆皇帝信奉儒家正統思想，對異端之教不感興趣，對父親崇佛信道更是腹誹不已。借驅趕道士的契機，幹隆宣布，今後出家，必須由官方給予度牒，以此來控製僧尼數量的過度增長。
雍正皇帝一生酷好祥瑞。在他統治期間，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種差不多都出齊了，什麽嘉禾、瑞繭、蓍草、靈芝、麒麟、鳳鳥、甘露、五星連珠、黃河清、卿雲現，一樣接一樣出現在官員的奏摺裏，雍正說這是自己“敬誠所感，仁者所孚”，證明自己統治合法，治理有成。這自然是對篡位說的一種變相回應。（《清世宗實錄》）
在幹隆看來，搞這一套太小兒科並且太可笑了。他一上任就下旨說，如果百姓安居樂業，雖無祥瑞，“亦無損於太平之象”。相反，國家治理不好，“即使休嘉疊告”，也毫無用處。他還告誡臣工，應該以“實心實政保守承平大業，切不可務瑞應之虛名，致啟頌揚之飾說也”。因此他在繼位當年九月宣布：“凡慶雲、嘉穀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清高宗實錄》）
雍正生時，一項惹人議論的政策是“奏開墾”。雍正鼓勵百姓開荒田地，以各地開荒畝數來衡量地方官政績。結果各地官員紛紛虛報開荒數字，他們升官發財走了，但留下的卻是賦稅隨畝數同步增長的局麵，變相增加了百姓的負擔。幹隆即位後馬上詔諭各省督撫：“凡造報開墾畝數，務必詳加查核，實係墾荒，然後具奏，不得絲毫假飾，以政閭閶之優異。”對以前捏報的數字，要求一一“據實題請開除”。
幹隆即位不久，基於國家財政狀況良好，下令免於徵收百姓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所欠的賦稅銀。這是貨真價實的惠民措施，一下子大麵積減輕了底層貧困百姓的生活負擔。（《清高宗實錄》）
當然，在雍正的所有作為裏，最為人詬病的，是對手足兄弟的殘酷無情。
“阿其那”“塞思黑”之獄，是愛新覺羅家族史上最大的隱痛和尷尬。在雍正以前，滿洲皇族內部雖然也紛爭不斷，但從來也沒有撕破臉到親兄弟相殺、相囚，把親兄弟連同其子孫後代一起開除出族籍的程度。雍正上台後的手足相殘，不管有多少必要性，手段確實過於殘忍，處理方式確實過於駭人耳目。大哥、二哥都在雍正任內被監禁至死，老八、老九被禁錮削籍，秘密處死。三哥和老十、老十四也永遠囚禁。其他宗室被殺、被關、被流放的更是不計其數。這不僅是雍正的恥辱，也是整個愛新覺羅家族的恥辱，甚至是整個大清王朝的恥辱。在崇尚孝悌的宗法社會，無論雍正有多少苦衷，這些行為都是無法讓人原諒的。13年來，雖然無人敢對此提出指責，但幹隆非常清楚這一過分的舉動反而使雍正的政敵贏得了幾乎所有人的同情，包括幹隆自己。為了理順政治高端的關係，贏得皇室內部和中上層王公對自己的支持，他必須改正父親的這個錯誤。
在即位一個多月後，幹隆發出了一道震動天下的諭旨：
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孽由自作，萬無可矜，而其子若孫實聖祖仁皇帝之支派也，若俱屏除宗牒之外，則將來子孫，與庶民無異。當初辦理此事，乃諸王大臣再三固請，實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處理之處，著諸王滿漢文武大臣……各抒己見，確議具奏。（《清高宗實錄》）
意思是說，允禩、允禟等人，雖然孽由自作，已經死去，但是他們的子孫的血管裏流的畢竟是愛新覺羅的血。如果繼續把他們開除於宗籍之外，與普通百姓一樣，實在不妥。之所以當初開除他們的宗籍，是出於辦理這件事的王公大臣再三固請，而非我皇考雍正的本意。這件事到底如何處理為好，請諸王滿漢文武大臣各抒己見，拿出一個方案來報給我。
允禩、允禟，即雍正當日所稱的“阿其那”“塞思黑”。這道諭旨一下，分明是要給雍正的這些政敵平反，一時之間，朝野上下對新皇帝的膽魄無不驚訝。
皇帝旨意一下，大臣們當然知道應該怎麽做。他們建議皇帝恢復這些人的宗室身份。不久，幾乎所有因為儲位鬥爭而被摒出宗籍之外的人又恢復了天潢貴胄的身份，那些被圈禁高牆的宗室王公重見了天日。皇帝下令，給“阿其那”“塞思黑”的子孫撥付相當豐厚的產業，以資生活。就連最重要的案犯，父親當日最大的競爭對手前十四阿哥允禵，也被放了出來，並且賜給公爵，給予優越的生活待遇，以讓他安養晚年。據朝鮮史料記載，幹隆還想把允禵被囚13年的俸祿一一給還，因允禵堅辭不受而作罷。（《朝鮮李朝實錄》）
這一重大舉動一下子掃除了皇室王公之中對雍正幹隆一支的怨恨之情，新皇帝的“寬仁”確實如春風一樣，讓他們重獲新生。
下一個舉動就要爭取官僚集團對自己的效忠了。
帝位更替之際，新皇帝的為人和作風當然是全天下關注的焦點。令大家欣喜的是，新皇帝的性格溫文爾雅，與老皇帝明顯不同。
雍正時期的君臣關係，是典型的貓鼠關係。雍正皇帝總是以惡意去忖度自己的臣子，對他們一舉一動都苛刻明察，一絲錯誤也不放過。
新皇帝卻讓人一望就感覺即之也溫。
一般來說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代君主即位之初，都要罷黜一批舊臣，起用一批新人，以推行自己的執政理念。幹隆卻沒有這樣做。他十分尊重父皇時期留下的張廷玉、鄂爾泰等老臣，即位之初對他們稱呼“先生”“卿”而不名，並且動不動就施恩賞賜，“恩逾常格”。在政治上他畢竟是一個新手，在很多問題上缺乏經驗。他處處效仿唐太宗麵對諫臣的優美風度，凡有自己拿不準的事，他無不向老臣虛心請教；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國務即由他們處理和轉達。
他效仿祖父，以寬大待下，每每從大臣的角度出發替他們考慮問題，解決困難。在雍正的嚴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員待罪獄中，更有很多官員因為要追賠貪汙款項而傾家蕩產四處流離。從“寬則得眾”的原則出發，幹隆對那些受罰過重的官員都予開釋，比如著名將領傅爾丹、嶽鍾琪都因貽誤軍機被判死刑，幹隆給予釋放。查嗣庭、汪景祺這樣令人同情的文字獄要犯，已經被雍正處決，幹隆放回了他們被流放的家屬。雍正去世時正因追賠贓款而傾家蕩產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員一律獲得寬大，賠款到此為止，不許株連親友。他即位三個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員的欠款。他下令清查歷年的虧空案，“其情罪有一線可寬者，悉予豁免，即已經入官之房產，未曾變價者，亦令該管衙門查奏給還”。總計幹隆初年，從輕處理的官員，多達2100多名。（《清高宗實錄》）
幹隆皇帝信奉儒家正統思想，對異端之教不感興趣，對父親崇佛信道更是腹誹不已。借驅趕道士的契機，幹隆宣布，今後出家，必須由官方給予度牒，以此來控製僧尼數量的過度增長。
雍正皇帝一生酷好祥瑞。在他統治期間，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種差不多都出齊了，什麽嘉禾、瑞繭、蓍草、靈芝、麒麟、鳳鳥、甘露、五星連珠、黃河清、卿雲現，一樣接一樣出現在官員的奏摺裏，雍正說這是自己“敬誠所感，仁者所孚”，證明自己統治合法，治理有成。這自然是對篡位說的一種變相回應。（《清世宗實錄》）
在幹隆看來，搞這一套太小兒科並且太可笑了。他一上任就下旨說，如果百姓安居樂業，雖無祥瑞，“亦無損於太平之象”。相反，國家治理不好，“即使休嘉疊告”，也毫無用處。他還告誡臣工，應該以“實心實政保守承平大業，切不可務瑞應之虛名，致啟頌揚之飾說也”。因此他在繼位當年九月宣布：“凡慶雲、嘉穀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清高宗實錄》）
雍正生時，一項惹人議論的政策是“奏開墾”。雍正鼓勵百姓開荒田地，以各地開荒畝數來衡量地方官政績。結果各地官員紛紛虛報開荒數字，他們升官發財走了，但留下的卻是賦稅隨畝數同步增長的局麵，變相增加了百姓的負擔。幹隆即位後馬上詔諭各省督撫：“凡造報開墾畝數，務必詳加查核，實係墾荒，然後具奏，不得絲毫假飾，以政閭閶之優異。”對以前捏報的數字，要求一一“據實題請開除”。
幹隆即位不久，基於國家財政狀況良好，下令免於徵收百姓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所欠的賦稅銀。這是貨真價實的惠民措施，一下子大麵積減輕了底層貧困百姓的生活負擔。（《清高宗實錄》）
當然，在雍正的所有作為裏，最為人詬病的，是對手足兄弟的殘酷無情。
“阿其那”“塞思黑”之獄，是愛新覺羅家族史上最大的隱痛和尷尬。在雍正以前，滿洲皇族內部雖然也紛爭不斷，但從來也沒有撕破臉到親兄弟相殺、相囚，把親兄弟連同其子孫後代一起開除出族籍的程度。雍正上台後的手足相殘，不管有多少必要性，手段確實過於殘忍，處理方式確實過於駭人耳目。大哥、二哥都在雍正任內被監禁至死，老八、老九被禁錮削籍，秘密處死。三哥和老十、老十四也永遠囚禁。其他宗室被殺、被關、被流放的更是不計其數。這不僅是雍正的恥辱，也是整個愛新覺羅家族的恥辱，甚至是整個大清王朝的恥辱。在崇尚孝悌的宗法社會，無論雍正有多少苦衷，這些行為都是無法讓人原諒的。13年來，雖然無人敢對此提出指責，但幹隆非常清楚這一過分的舉動反而使雍正的政敵贏得了幾乎所有人的同情，包括幹隆自己。為了理順政治高端的關係，贏得皇室內部和中上層王公對自己的支持，他必須改正父親的這個錯誤。
在即位一個多月後，幹隆發出了一道震動天下的諭旨：
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孽由自作，萬無可矜，而其子若孫實聖祖仁皇帝之支派也，若俱屏除宗牒之外，則將來子孫，與庶民無異。當初辦理此事，乃諸王大臣再三固請，實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處理之處，著諸王滿漢文武大臣……各抒己見，確議具奏。（《清高宗實錄》）
意思是說，允禩、允禟等人，雖然孽由自作，已經死去，但是他們的子孫的血管裏流的畢竟是愛新覺羅的血。如果繼續把他們開除於宗籍之外，與普通百姓一樣，實在不妥。之所以當初開除他們的宗籍，是出於辦理這件事的王公大臣再三固請，而非我皇考雍正的本意。這件事到底如何處理為好，請諸王滿漢文武大臣各抒己見，拿出一個方案來報給我。
允禩、允禟，即雍正當日所稱的“阿其那”“塞思黑”。這道諭旨一下，分明是要給雍正的這些政敵平反，一時之間，朝野上下對新皇帝的膽魄無不驚訝。
皇帝旨意一下，大臣們當然知道應該怎麽做。他們建議皇帝恢復這些人的宗室身份。不久，幾乎所有因為儲位鬥爭而被摒出宗籍之外的人又恢復了天潢貴胄的身份，那些被圈禁高牆的宗室王公重見了天日。皇帝下令，給“阿其那”“塞思黑”的子孫撥付相當豐厚的產業，以資生活。就連最重要的案犯，父親當日最大的競爭對手前十四阿哥允禵，也被放了出來，並且賜給公爵，給予優越的生活待遇，以讓他安養晚年。據朝鮮史料記載，幹隆還想把允禵被囚13年的俸祿一一給還，因允禵堅辭不受而作罷。（《朝鮮李朝實錄》）
這一重大舉動一下子掃除了皇室王公之中對雍正幹隆一支的怨恨之情，新皇帝的“寬仁”確實如春風一樣，讓他們重獲新生。
下一個舉動就要爭取官僚集團對自己的效忠了。
帝位更替之際，新皇帝的為人和作風當然是全天下關注的焦點。令大家欣喜的是，新皇帝的性格溫文爾雅，與老皇帝明顯不同。
雍正時期的君臣關係，是典型的貓鼠關係。雍正皇帝總是以惡意去忖度自己的臣子，對他們一舉一動都苛刻明察，一絲錯誤也不放過。
新皇帝卻讓人一望就感覺即之也溫。
一般來說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代君主即位之初，都要罷黜一批舊臣，起用一批新人，以推行自己的執政理念。幹隆卻沒有這樣做。他十分尊重父皇時期留下的張廷玉、鄂爾泰等老臣，即位之初對他們稱呼“先生”“卿”而不名，並且動不動就施恩賞賜，“恩逾常格”。在政治上他畢竟是一個新手，在很多問題上缺乏經驗。他處處效仿唐太宗麵對諫臣的優美風度，凡有自己拿不準的事，他無不向老臣虛心請教；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國務即由他們處理和轉達。
他效仿祖父，以寬大待下，每每從大臣的角度出發替他們考慮問題，解決困難。在雍正的嚴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員待罪獄中，更有很多官員因為要追賠貪汙款項而傾家蕩產四處流離。從“寬則得眾”的原則出發，幹隆對那些受罰過重的官員都予開釋，比如著名將領傅爾丹、嶽鍾琪都因貽誤軍機被判死刑，幹隆給予釋放。查嗣庭、汪景祺這樣令人同情的文字獄要犯，已經被雍正處決，幹隆放回了他們被流放的家屬。雍正去世時正因追賠贓款而傾家蕩產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員一律獲得寬大，賠款到此為止，不許株連親友。他即位三個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員的欠款。他下令清查歷年的虧空案，“其情罪有一線可寬者，悉予豁免，即已經入官之房產，未曾變價者，亦令該管衙門查奏給還”。總計幹隆初年，從輕處理的官員，多達2100多名。（《清高宗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