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幸的是，在幹隆出生約二百年以前的1522年，麥哲倫就已經完成了環球航行。接著，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相繼來到中國南麵的海域，全球化進程從此開始。任何國家想永遠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
而幹隆所處的18世紀，更是人類歷史偉大的轉折點。在這以前，人類進步的腳步一直是遲緩的。而從這個世紀起，歷史開始跑步前進。“幹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國經歷了產業革命的全過程。”“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層蘊含著龐大的資源和能量，人們一直在探求而少收穫。18世紀，一下子得到了打開寶庫的鑰匙，新的生產力像蟄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噴湧迸射出來。工農業產值幾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質財富滾滾而來，源源不絕。”
而這個世紀政治文明的進步並不慢於物質文明。幹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鳩發表了名著《論法的精神》。幹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國宣布獨立。幹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國爆發資產階級大革命，提出了“主權在民原則”。幹隆皇帝退位後的第二年（1795年），華盛頓宣布拒絕擔任第三任總統，完善了美國的民主政體。18世紀，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過立憲製和代議製“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法律的籠子裏”。
五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幹隆皇帝卻在做著相反的事情。雖然幹隆的爺爺康熙皇帝已經知道地球是圓的，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知道有人環繞航行過整個地球。雖然幹隆年間西方傳教士已經向他介紹了日心說，雖然英國使團給他帶來了天體運行儀、地球儀、赫歇耳望遠鏡、帕克透鏡、巨型戰艦“君王”號艦艇模型，甚至還有熱氣球和復滑車表演，他卻對世界大勢的變化沒有絲毫敏感。他視民間社會的活力和自發精神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敵人，積六十餘年努力，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製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製統治的籠子裏。
大清社會各個層麵都處於他的強力控製之下：
他通過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段，杜絕了皇族、外戚幹政的可能，使他們隻能老老實實地安享俸祿，不敢亂說亂動一下。他以高明的權術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大臣們牢牢控製在自己的股掌之間，以確保君主的意誌在任何時候、任何領域都暢通無阻。
對敢於反抗的“刁民”，他的態度是一味鎮壓。在他眼中，皇帝、官員和百姓，是父親、兒子和孫子的關係。不管父親如何虐待兒子，兒子也不許有絲毫反抗。因此，老百姓無論被貪官汙吏如何壓榨剝削，走投無路，也隻能聽天由命，不得“越級上訪”。對於群眾聚眾抗議，維護自己的權利，他總是視如大敵，一再強調要“嚴加處置”，甚至“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對於知識分子，他更如臨大敵。他以超級恐怖為手段，掃除一切可能危及統治的思想萌芽。幹隆年間僅大的文字獄就出現了一百三十件。三十餘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裏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裏的全麵清潔，消滅了一切異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個他自認為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
六
因此，幹隆盛世是逆人類文明主流的產物。
幹隆盛世的功績是創造了空前的政治穩定，養活了數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圖。
然而幹隆時代給中華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創傷，遠大於這一時的成就。
橫向對比18世紀世界文明的發展，幹隆時代是一個隻有生存權沒有發展權的盛世。縱向對比中國歷史，幹隆時代也是中國歷史上民眾權利被剝奪得最幹淨、意誌被壓製得最靡弱的時代。幹隆盛世是一個飢餓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於少數統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設計出來的盛世。幹隆時代的中國人，是“做穩了的奴隸”，隻許有胃腸，不許有頭腦。隻有這樣，大清江山才能億萬斯年。
幹隆的盛世監獄精心塑造出來的國民，固然是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卻無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撲麵而來的世界大潮。
英國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接觸過中國人。在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檳榔嶼，“和其他我們東印度公司屬地”，中國移民的“誠實跟他們的溫順和勤奮一樣出色……在那些地方，他們的發明創造和聰敏似乎也跟學習模仿的精確一樣出色”。然而來到中國，他們卻發現生活在自己國家裏的中國人遠沒有海外中國人那樣活潑自然，也缺乏創造力。他們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更膽小，也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對公眾事務漠不關心。
使團的船經過運河時，一夥看熱鬧的人壓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許多人掉進河中。巴羅說：“雖然這一帶有不少船隻在行駛，卻沒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裏掙紮的人……勸說我們船上的人開過去援救也得不到響應。不錯，我們當時船速是1小時7英裏，這居然就成了他們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確信這些不幸的傢夥中有幾個一定是喪命了。”
英國人分析說，這種畸形的民族性格是中國統治者精心塑造的結果：“就現政權（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製之下。”
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製統治。”這種專製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七
雖然登峰造極，但幹隆的統治並沒有任何新意。幹隆盛世不過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大總結和大重複。不幸的是，這個盛世出現在不應該出現的時候，因此其成就如果燭火遇到了太陽，一下子暗淡無光。
麵對幾千年未有之世界大變局，如果專製統治不那麽密不透風，中國社會不那麽鐵板一塊，西方湧來的文明新潮就有可能自然地浸潤這片古老的土地。可惜，中國恰逢了一個執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以幹隆為代表的專製精神造成的中華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鴉片戰爭中中國失敗的原因，更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現代化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艱難曲折的原因之一。然而，在幹隆死去兩百多年後，仍然有許多人堅定地認為，隻有幹隆的風格和方法才適合這片獨特的土地。
隻有透徹了解了幹隆時代的另一麵，對這個時代的得與失進行一個全麵準確的評估，我們這個民族才算沒有白白經歷“幹隆盛世”。
第一章 帝國遺產的繼承人
幹隆皇帝的基因，得自他父親的那一半非常優秀自不待言。愛新覺羅家族的出色素質在此前歷代皇帝身上已經體現無餘。極高的智商、強大的自製力、無窮的精力、無比精明的頭腦、難以扼製的進取精神，幹隆身上這些素質主要應該都是得自父係。
而幹隆所處的18世紀，更是人類歷史偉大的轉折點。在這以前，人類進步的腳步一直是遲緩的。而從這個世紀起，歷史開始跑步前進。“幹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國經歷了產業革命的全過程。”“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層蘊含著龐大的資源和能量，人們一直在探求而少收穫。18世紀，一下子得到了打開寶庫的鑰匙，新的生產力像蟄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噴湧迸射出來。工農業產值幾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質財富滾滾而來，源源不絕。”
而這個世紀政治文明的進步並不慢於物質文明。幹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鳩發表了名著《論法的精神》。幹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國宣布獨立。幹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國爆發資產階級大革命，提出了“主權在民原則”。幹隆皇帝退位後的第二年（1795年），華盛頓宣布拒絕擔任第三任總統，完善了美國的民主政體。18世紀，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過立憲製和代議製“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法律的籠子裏”。
五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幹隆皇帝卻在做著相反的事情。雖然幹隆的爺爺康熙皇帝已經知道地球是圓的，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知道有人環繞航行過整個地球。雖然幹隆年間西方傳教士已經向他介紹了日心說，雖然英國使團給他帶來了天體運行儀、地球儀、赫歇耳望遠鏡、帕克透鏡、巨型戰艦“君王”號艦艇模型，甚至還有熱氣球和復滑車表演，他卻對世界大勢的變化沒有絲毫敏感。他視民間社會的活力和自發精神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敵人，積六十餘年努力，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製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製統治的籠子裏。
大清社會各個層麵都處於他的強力控製之下：
他通過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段，杜絕了皇族、外戚幹政的可能，使他們隻能老老實實地安享俸祿，不敢亂說亂動一下。他以高明的權術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大臣們牢牢控製在自己的股掌之間，以確保君主的意誌在任何時候、任何領域都暢通無阻。
對敢於反抗的“刁民”，他的態度是一味鎮壓。在他眼中，皇帝、官員和百姓，是父親、兒子和孫子的關係。不管父親如何虐待兒子，兒子也不許有絲毫反抗。因此，老百姓無論被貪官汙吏如何壓榨剝削，走投無路，也隻能聽天由命，不得“越級上訪”。對於群眾聚眾抗議，維護自己的權利，他總是視如大敵，一再強調要“嚴加處置”，甚至“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對於知識分子，他更如臨大敵。他以超級恐怖為手段，掃除一切可能危及統治的思想萌芽。幹隆年間僅大的文字獄就出現了一百三十件。三十餘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裏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裏的全麵清潔，消滅了一切異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個他自認為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
六
因此，幹隆盛世是逆人類文明主流的產物。
幹隆盛世的功績是創造了空前的政治穩定，養活了數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圖。
然而幹隆時代給中華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創傷，遠大於這一時的成就。
橫向對比18世紀世界文明的發展，幹隆時代是一個隻有生存權沒有發展權的盛世。縱向對比中國歷史，幹隆時代也是中國歷史上民眾權利被剝奪得最幹淨、意誌被壓製得最靡弱的時代。幹隆盛世是一個飢餓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於少數統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設計出來的盛世。幹隆時代的中國人，是“做穩了的奴隸”，隻許有胃腸，不許有頭腦。隻有這樣，大清江山才能億萬斯年。
幹隆的盛世監獄精心塑造出來的國民，固然是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卻無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撲麵而來的世界大潮。
英國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接觸過中國人。在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檳榔嶼，“和其他我們東印度公司屬地”，中國移民的“誠實跟他們的溫順和勤奮一樣出色……在那些地方，他們的發明創造和聰敏似乎也跟學習模仿的精確一樣出色”。然而來到中國，他們卻發現生活在自己國家裏的中國人遠沒有海外中國人那樣活潑自然，也缺乏創造力。他們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更膽小，也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對公眾事務漠不關心。
使團的船經過運河時，一夥看熱鬧的人壓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許多人掉進河中。巴羅說：“雖然這一帶有不少船隻在行駛，卻沒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裏掙紮的人……勸說我們船上的人開過去援救也得不到響應。不錯，我們當時船速是1小時7英裏，這居然就成了他們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確信這些不幸的傢夥中有幾個一定是喪命了。”
英國人分析說，這種畸形的民族性格是中國統治者精心塑造的結果：“就現政權（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製之下。”
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製統治。”這種專製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裏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七
雖然登峰造極，但幹隆的統治並沒有任何新意。幹隆盛世不過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大總結和大重複。不幸的是，這個盛世出現在不應該出現的時候，因此其成就如果燭火遇到了太陽，一下子暗淡無光。
麵對幾千年未有之世界大變局，如果專製統治不那麽密不透風，中國社會不那麽鐵板一塊，西方湧來的文明新潮就有可能自然地浸潤這片古老的土地。可惜，中國恰逢了一個執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以幹隆為代表的專製精神造成的中華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鴉片戰爭中中國失敗的原因，更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現代化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艱難曲折的原因之一。然而，在幹隆死去兩百多年後，仍然有許多人堅定地認為，隻有幹隆的風格和方法才適合這片獨特的土地。
隻有透徹了解了幹隆時代的另一麵，對這個時代的得與失進行一個全麵準確的評估，我們這個民族才算沒有白白經歷“幹隆盛世”。
第一章 帝國遺產的繼承人
幹隆皇帝的基因，得自他父親的那一半非常優秀自不待言。愛新覺羅家族的出色素質在此前歷代皇帝身上已經體現無餘。極高的智商、強大的自製力、無窮的精力、無比精明的頭腦、難以扼製的進取精神，幹隆身上這些素質主要應該都是得自父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