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設計這樣一個邏輯圈套，本意當然是要堵一切可能的反駁者的口。既然他之為吳宓的密友和吳宓之改造日記均是唯有他和吳宓知道的秘密，而吳宓已死，則任何人都不能以沒有證人或證據為由加以反駁了。他未嚐想到的是，這樣一來，他同時也剝奪了任何人為這兩個神話充當證人的可能。因此，金文雖刻意為他辯護，也不能理直氣壯地以證人自居，而隻能默認或重申兩個神話的前提罷了。事實上，在金文中，關於“密友”之說的確沒有提供任何證詞，而關於改造日記之說，原是此文的主題，竟也隻能虛張聲勢，含糊其詞。其據以證明吳宓修改日記的理由共三條。一是強調日記已“損毀”，是“劫後餘稿”，但損毀與吳宓自己修改顯然是兩碼事。二是強調五十年代鎮反、肅反的“恐慌”背景，但從這背景不能推斷吳宓必定修改日記。三是搬出周錫光的“證詞”，說吳宓“曾明示過周錫光，宓修改日記，為保護他人”。讀者本可期待金文在此處多費些筆墨，沒想到隻是虛晃一槍，緊接著的話是：“關鍵在，據周先生說，吳宓修日記，多用了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的手法。”請注意，“修改日記”變成了“修日記”，話題已被偷換。金文中多此類詞義閃爍之語，想來不隻是文風的問題罷。
相反，要堵反駁者的口卻不太容易。問題在於，《祭吳宓》一書設計的邏輯圈套之成立僅是抽象的，在具體編造兩個神話本身的內容時不能不涉及事實，於是難免露出破綻。何況作者在編造時實在粗心，你可以說他大膽到了盲目的地步，留下太多的硬傷。例如，關於第一個神話，作者所自吹的拜師於吳之英的經歷是他得以結交於右任、又經於右任結交吳宓父子的王牌資本，在所謂“異姓手足”之緣起中據有重要地位。可是，唐振常先生的文章（載於《文匯讀書周報》6月21日）業已指出，吳之英死於1918年，而據張紫葛著《在宋美齡身邊的日子》一書的“作者簡介”，張紫葛生於1920年。張紫葛的辯護者們恐怕永遠不會有勇氣來向我們解釋，張是如何能夠拜師於一個在他出生兩年前已經死去的人的。又如，關於第二個神話，《祭吳宓》所舉吳宓改造日記的一個主要例子是：1944年吳宓受成都燕京大學之聘，從昆明先乘飛機到重慶，與他“一起相處往還了6天”，而在日記中卻改寫為坐汽車離昆明，經貴陽、遵義、重慶到成都。可是，在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回憶吳宓先生》一書中，至少有三篇文章憶及吳宓的這次進川，其中，關懿嫻談到當時與吳宓在貴陽的相見，繆鉞、王樹仁談到當時在遵義浙江大學聽吳宓作《紅樓夢人物分析》之演講，繆鉞還談到浙大教師們與吳宓歡聚的情景。作者及其辯護者再厚顏，恐怕也不敢說這些回憶文字是回憶者們在《祭吳宓》出籠七年前預先共同作的偽證吧。季石的文章（載於《文匯報》5月29日）已經提及這一材料，而金文卻對此避而不談，僅在當時昆渝交通多麽發達上說些不著邊際的話。
《祭吳宓》一書之偽，不僅在情節的編造上，更在吳宓形象的徹底歪曲和醜化上。凡是稍微了解吳宓的作品和為人的讀者，都很容易看出該書所描繪的那個“吳宓”與真實的吳宓風馬牛不相及。即使對吳宓無甚了解，隻要有基本的鑑賞力，也會受不了書中瀰漫著的惡俗趣味。隻要隨手翻一翻回憶和研究吳宓的文章，便可知吳宓的道德文章有口皆碑，其最顯著的特點是真誠，如馮至所總結的：“總觀吳先生的一生，他忠於他的主張，盡管他的主張不完全符合實際；他忠於愛情，盡管愛情遇到挫折和失敗；他忠於他的理想，盡管理想難以實現，但他始終如一，耿介執著，從未依附過任何權勢，或隨風向而轉移，？？這品格是十分可貴的。”（《第一屆吳宓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然而，在張紫葛筆下，吳宓卻成了一個熱心政治、見風使舵、工於心計、勾心鬥角的猥瑣小政客。當然，這並不奇怪，我們很可體諒作者隻能在其心靈水準所允許的範圍內進行編造。關於《祭吳宓》對吳宓形象之歪曲，我另文加以評論。在這裏，我隻想問一下周錫光，金文反覆抬舉他為《祭吳宓》一書的“真實性”的“最有發言權”的證人，他也自雲“文革”中曾與吳宓“朝夕相處，一座春風，聆聽教誨”，那麽，他是否敢站出來證明該書所描繪的吳宓形象的“真實性”？順便我還想問一下，吳宓家屬所收藏的吳宓文稿已經陸續發表，為人們研究吳宓提供了公開的資料，而吳宓託付他代為保管的文稿卻至今藏於密室，難見天日，隻在論戰中偶爾拋出沒頭沒尾的隻言片語，如此不光明磊落，究竟何為？
1997.7
一本沉渣泛起的偽劣書
??評《心香淚酒祭吳宓》
一
隨著對“五四”以來中國文化進程的反省的深入，若幹曾經被歷史遺忘的學者的名字越來越受到今日知識界的關注，其中便包括陳寅恪和吳宓。吳宓之女吳學昭所著《陳寅恪與吳宓》一書的出版，尤使人們對這兩位主流外文化誌士的學養人格及動人友誼有了深刻的印象。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到，在那文化專製的年代，這樣兩位忠於自己的文化理念的學者必定遭受了怎樣悲慘的磨難，並願知其詳情。於是有《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之出版，且受到了讀者的歡迎。在此之後，若有一本以吳宓為傳主的類似書籍出版，應該說是符合讀者的期望的。
無疑正是估計到了讀者的這種期望，張紫葛炮製的《心香淚酒祭吳宓》（以下簡稱《祭》）出籠了。然而，一讀之下，立刻讓人感到氣味不對。凡是稍微讀過吳宓的作品並了解其為人的讀者，都很容易看出該書所描繪的那個熱心政治、工於心計、見風使舵的“吳宓”，與真實的吳宓風馬牛不相及。即使對吳宓無甚了解，隻要有基本的鑑賞力，也會受不了書中瀰漫著的惡俗趣味。作者完全按照自己的趣味杜撰出了一個庸俗不堪的“吳宓”（以下凡提及作者虛構之“吳宓”均加引號），並借其口肆意吹捧自己，汙衊他人。令人驚奇的是，這樣一本憑常識即可察覺其偽劣的欺世之作，居然還被多種傳媒炒作，暢銷全國。好在吳宓的親人和學生尚有健在於世的，他們知根知底，已經紛紛發表文章和談話揭露事情的真相。由於該書的情節之偽、格調之劣是顯而易見的，我相信毋需太久，它必將像別的偽劣產品一樣遭到人們的唾棄。
二
其實，《祭》書的作偽意圖可說是赤裸裸的，它直接暴露在作者自以為高明、實則拙劣的那種編造手法中。該書的全部敘述皆建立在一個神話上，便是作者與“吳宓”的“三十八年異姓手足之交”，相交之深至於為“彼此生命中唯一無二的密友”。這個神話是全書的根本支點，是所述內容之可靠性的唯一擔保，難怪作者處處要加以渲染。他在書中多次安排“吳宓”專程異地訪他或兩人秘密會見的情節，並不斷借“吳宓”之口強調兩人的“特殊關係”。解放初，“吳宓”之所以不肯應清華之聘，離開重慶西師，據說是因為依戀他這個“異姓手足”和“知交”，不能割捨和他在一起的“推心置腹之快”。文革後期，“吳宓”在棄世前不久，竟預卜他“還有三十多年壽算”，密囑他將其遭遇“垂而為文，傳之千秋後世”。經過這樣一番鋪墊，《祭》在吳宓去世三十多年後的今日出籠不但是在履行亡友的遺囑，而且簡直是在應驗“吳宓”這個巫師的讖語了。
相反，要堵反駁者的口卻不太容易。問題在於，《祭吳宓》一書設計的邏輯圈套之成立僅是抽象的，在具體編造兩個神話本身的內容時不能不涉及事實，於是難免露出破綻。何況作者在編造時實在粗心，你可以說他大膽到了盲目的地步，留下太多的硬傷。例如，關於第一個神話，作者所自吹的拜師於吳之英的經歷是他得以結交於右任、又經於右任結交吳宓父子的王牌資本，在所謂“異姓手足”之緣起中據有重要地位。可是，唐振常先生的文章（載於《文匯讀書周報》6月21日）業已指出，吳之英死於1918年，而據張紫葛著《在宋美齡身邊的日子》一書的“作者簡介”，張紫葛生於1920年。張紫葛的辯護者們恐怕永遠不會有勇氣來向我們解釋，張是如何能夠拜師於一個在他出生兩年前已經死去的人的。又如，關於第二個神話，《祭吳宓》所舉吳宓改造日記的一個主要例子是：1944年吳宓受成都燕京大學之聘，從昆明先乘飛機到重慶，與他“一起相處往還了6天”，而在日記中卻改寫為坐汽車離昆明，經貴陽、遵義、重慶到成都。可是，在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回憶吳宓先生》一書中，至少有三篇文章憶及吳宓的這次進川，其中，關懿嫻談到當時與吳宓在貴陽的相見，繆鉞、王樹仁談到當時在遵義浙江大學聽吳宓作《紅樓夢人物分析》之演講，繆鉞還談到浙大教師們與吳宓歡聚的情景。作者及其辯護者再厚顏，恐怕也不敢說這些回憶文字是回憶者們在《祭吳宓》出籠七年前預先共同作的偽證吧。季石的文章（載於《文匯報》5月29日）已經提及這一材料，而金文卻對此避而不談，僅在當時昆渝交通多麽發達上說些不著邊際的話。
《祭吳宓》一書之偽，不僅在情節的編造上，更在吳宓形象的徹底歪曲和醜化上。凡是稍微了解吳宓的作品和為人的讀者，都很容易看出該書所描繪的那個“吳宓”與真實的吳宓風馬牛不相及。即使對吳宓無甚了解，隻要有基本的鑑賞力，也會受不了書中瀰漫著的惡俗趣味。隻要隨手翻一翻回憶和研究吳宓的文章，便可知吳宓的道德文章有口皆碑，其最顯著的特點是真誠，如馮至所總結的：“總觀吳先生的一生，他忠於他的主張，盡管他的主張不完全符合實際；他忠於愛情，盡管愛情遇到挫折和失敗；他忠於他的理想，盡管理想難以實現，但他始終如一，耿介執著，從未依附過任何權勢，或隨風向而轉移，？？這品格是十分可貴的。”（《第一屆吳宓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然而，在張紫葛筆下，吳宓卻成了一個熱心政治、見風使舵、工於心計、勾心鬥角的猥瑣小政客。當然，這並不奇怪，我們很可體諒作者隻能在其心靈水準所允許的範圍內進行編造。關於《祭吳宓》對吳宓形象之歪曲，我另文加以評論。在這裏，我隻想問一下周錫光，金文反覆抬舉他為《祭吳宓》一書的“真實性”的“最有發言權”的證人，他也自雲“文革”中曾與吳宓“朝夕相處，一座春風，聆聽教誨”，那麽，他是否敢站出來證明該書所描繪的吳宓形象的“真實性”？順便我還想問一下，吳宓家屬所收藏的吳宓文稿已經陸續發表，為人們研究吳宓提供了公開的資料，而吳宓託付他代為保管的文稿卻至今藏於密室，難見天日，隻在論戰中偶爾拋出沒頭沒尾的隻言片語，如此不光明磊落，究竟何為？
1997.7
一本沉渣泛起的偽劣書
??評《心香淚酒祭吳宓》
一
隨著對“五四”以來中國文化進程的反省的深入，若幹曾經被歷史遺忘的學者的名字越來越受到今日知識界的關注，其中便包括陳寅恪和吳宓。吳宓之女吳學昭所著《陳寅恪與吳宓》一書的出版，尤使人們對這兩位主流外文化誌士的學養人格及動人友誼有了深刻的印象。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到，在那文化專製的年代，這樣兩位忠於自己的文化理念的學者必定遭受了怎樣悲慘的磨難，並願知其詳情。於是有《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之出版，且受到了讀者的歡迎。在此之後，若有一本以吳宓為傳主的類似書籍出版，應該說是符合讀者的期望的。
無疑正是估計到了讀者的這種期望，張紫葛炮製的《心香淚酒祭吳宓》（以下簡稱《祭》）出籠了。然而，一讀之下，立刻讓人感到氣味不對。凡是稍微讀過吳宓的作品並了解其為人的讀者，都很容易看出該書所描繪的那個熱心政治、工於心計、見風使舵的“吳宓”，與真實的吳宓風馬牛不相及。即使對吳宓無甚了解，隻要有基本的鑑賞力，也會受不了書中瀰漫著的惡俗趣味。作者完全按照自己的趣味杜撰出了一個庸俗不堪的“吳宓”（以下凡提及作者虛構之“吳宓”均加引號），並借其口肆意吹捧自己，汙衊他人。令人驚奇的是，這樣一本憑常識即可察覺其偽劣的欺世之作，居然還被多種傳媒炒作，暢銷全國。好在吳宓的親人和學生尚有健在於世的，他們知根知底，已經紛紛發表文章和談話揭露事情的真相。由於該書的情節之偽、格調之劣是顯而易見的，我相信毋需太久，它必將像別的偽劣產品一樣遭到人們的唾棄。
二
其實，《祭》書的作偽意圖可說是赤裸裸的，它直接暴露在作者自以為高明、實則拙劣的那種編造手法中。該書的全部敘述皆建立在一個神話上，便是作者與“吳宓”的“三十八年異姓手足之交”，相交之深至於為“彼此生命中唯一無二的密友”。這個神話是全書的根本支點，是所述內容之可靠性的唯一擔保，難怪作者處處要加以渲染。他在書中多次安排“吳宓”專程異地訪他或兩人秘密會見的情節，並不斷借“吳宓”之口強調兩人的“特殊關係”。解放初，“吳宓”之所以不肯應清華之聘，離開重慶西師，據說是因為依戀他這個“異姓手足”和“知交”，不能割捨和他在一起的“推心置腹之快”。文革後期，“吳宓”在棄世前不久，竟預卜他“還有三十多年壽算”，密囑他將其遭遇“垂而為文，傳之千秋後世”。經過這樣一番鋪墊，《祭》在吳宓去世三十多年後的今日出籠不但是在履行亡友的遺囑，而且簡直是在應驗“吳宓”這個巫師的讖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