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位評論家對史鐵生的作品做了一番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斷言由癱瘓引起的性自卑是他的全部創作的真正秘密之所在。對於這一番分析，史鐵生相當豁達地寫了一段話：“隻是這些搞心理分析的人太可怕了！我擔心這樣發展下去人還有什麽謎可猜呢？而無謎可猜的世界才真正是一個可怕的世界呢！好在上帝比我們智商高，他將永遠提供給我們新謎語，我們一起來作這遊戲，世界就恰當了。開開玩笑，否則我說什麽呢？老窩已給人家掏了去。”讀這段話時，我不由得對史鐵生充滿敬意，知道他已經上升到了足夠的高度，作為一個以上帝為對手和夥伴的大猜謎者，他無須再去計較那些涉及他本人的小謎底的對錯。
史鐵生之走向猜謎，殘疾是最初的激因。但是，他沒有停留於此。人生困境之形成，身體的殘疾既非充分條件，亦非必要條件。憑他的敏於感受和精於思索，即使沒有殘疾，他也必能發現人生固有的困境，從而成為一個猜謎者。正如他所說，詩人麵對的是上帝布下的迷陣，之所以要猜斯芬克司之謎是為了在天定的困境中得救。這使人想起尼采的話：“倘若人不也是詩人，猜謎者，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人！”猜謎何以就能得救，就能忍受做人了呢？因為它使一個人獲得了一種看世界的新的眼光和角度，以一種自由的心態去麵對人生的困境，把困境變成了遊戲的場所。通過猜謎遊戲，猜謎者與自己的命運、也與一切命運拉開了一個距離，藉此與命運達成了和解。那時侯，他不再是一個為自己的不幸而哀嘆的傷感角色，也不再是一個站在人生的困境中抗議和嚎叫的悲劇英雄，他已從生命的悲劇走進了宇宙的喜劇之中。這就好比大病之後的復元，在經歷了絕望的掙紮之後，他大難不死，竟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健康。在史鐵生的作品中，我們便能鮮明地感覺到這種精神上的健康，而絕少上述那位評論家所渲染的陰鬱心理。那位評論家是從史鐵生的身體的殘疾推導出他必然會有陰鬱心理的，我願把這看作心理學和邏輯皆不具備哲學資格的一個具體證據。
命運的一個最不可思議的特點就是，一方麵，它好像是純粹的偶然性，另一方麵，這純粹的偶然性卻成了個人不可違抗的必然性。一個極偶然極微小的差異或變化，很可能會導致天壤之別的不同命運。命運意味著一個人在塵世的全部禍福，對於個人至關重要，卻被上帝極其漫不經心、不負責任地決定了。由個人的眼光看，這不能不說是荒謬的。為了驅除荒謬感，我們很容易走入一種思路，便是竭力給自己分配到的這一份命運尋找一個原因，一種解釋，例如，倘若遭到了不幸，我們便把這不幸解釋成上帝對我們的懲罰（“因果報應”之類）或考驗（“天降大任”之類）。在這種宿命論的亦即道德化的解釋中，上帝被看作一位公正的法官或英明的首領，他的分配永遠是公平合理的或深謀遠慮的。通過這樣的解釋，我們否認了命運的偶然性，從而使它變得似乎合理而易於接受了。這一思路基本上是停留在為一己的命運討個說法上，並且自以為討到了，於是感到安心。
命運之解釋還可以有另一種思路，便是承認命運的偶然性，而不妨揣摩一下上帝在分配人的命運時何以如此漫不經心的緣由。史鐵生的《小說三篇》之三《腳本構思》堪稱此種揣摩的一個傑作。人生境遇的荒謬原來是根源於上帝自身境遇的荒謬，關於這荒謬的境遇，史鐵生提供了一種極其巧妙的說法：上帝是無所不能的，獨獨不能做夢，因為唯有在願望不能達到時才有夢可做，而不能做夢卻又說明上帝不是無所不能。為了擺脫這個困境，上帝便令萬物入夢，藉此而自己也參與了一個如夢的遊戲。上帝因全能而無夢，因無夢而苦悶，因苦悶而被逼成了一個藝術家，偶然性便是他的自娛的遊戲，是他玩牌之前的洗牌，是他的即興的演奏，是他為自己編導的永恆的戲劇。這基本上是對世界的一種審美的解釋，通過這樣的解釋，我們在宇宙大戲劇的總體背景上接受了一切偶然性，而不必孜孜於為每一個具體的偶然性尋找一個牽強的解釋了。當一個人用這樣的審美眼光去看命運變幻之謎時，他自己也必然成了一個藝術家。這時他不會再特別在乎自己分配到了一份什麽命運，而是對上帝分配命運的過程格外好奇。他並不去深究上帝給某一角色分配某種命運有何道德的用意，因為他知道上帝不是道德家，上帝如此分配純屬心血來潮。於是令他感興趣的便是去捕捉上帝在分配命運時的種種動作，尤其是導致此種分配的那些極隨意也極關鍵的動作，並且分析倘若這些動作發生了改變，命運的分配會出現怎樣不同的情形，如此等等。他想要把上帝發出的這副牌以及被上帝洗掉的那些牌一一復原，把上帝的遊戲當作自己的研究對象，在這研究中獲得了一種超越於個人命運的遊戲者心態。
當我們試圖追溯任一事件的原因時，我們都將發現，因果關係是不可窮盡的，由一個結果可以追溯到許多原因，而這些原因又是更多的原因的結果，如此以至於無窮。因此，因果關係的描述必然隻能是一種簡化，在這簡化之中，大量的細節被忽略和遺忘了。一般人安於這樣的簡化，小說家卻不然，小說的使命恰恰是要抗拒對生活的簡化，盡可能復原那些被忽略和遺忘的細節。在被遺忘的細節中，也許會有那樣一種細節，其偶然的程度遠遠超過別的細節，仿佛與那個最後的結果全然無關，實際上卻正是它悄悄地改變了整個因果關係，對於結果的造成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以前的作品中，史鐵生對於這類細節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醉心於種種巧妙的設計。例如，在《宿命》中，主人公遭遇了一場令其致殘的車禍，車禍的原因竟然被追溯到一隻狗放了個響屁。通過這樣的設計，作者讓我們看到了結果之重大與原因之微小之間的不相稱，從而在一種戲謔的心情中緩解了沉重的命運之感。
在《務虛筆記》中，史鐵生對命運之偶然性的研究有了更加自覺的性質。命運之對於個人，不隻是一些事件或一種遭遇，而且也是他在人間戲劇中被分配的角色，他的人生的基本麵貌。因此，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命運即人。基於這樣的認識，史鐵生便格外注意去發現和探究生活中的那樣一些偶然性，它們看似微不足道，卻在不知不覺中開啟了不同的人生之路，造就了不同的人間角色。在這部小說中，作者把這樣的偶然性名之為人物的“生日”。不同的“生日”意味著人物從不同的角度進入世界，角度的微小差異往往導致人生方向的截然不同。這就好像兩扇緊挨著的門，你推開哪一扇也許純屬偶然，至少不是出於你自覺的選擇，但從兩扇門會走進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去。
小說以一個回憶開頭：與兩個孩子相遇在一座古園裏。所有的人都曾經是這樣的一個男孩或一個女孩，人世間形形色色的人物和迥然相異的命運都是從這個相似的起點分化出來的。那麽，分化的初始點在哪裏？這是作者的興趣之所在。他的方法大致是，以自己的若幹童年印象為基礎，來求解那些可能構成為初始點的微小差異。
史鐵生之走向猜謎，殘疾是最初的激因。但是，他沒有停留於此。人生困境之形成，身體的殘疾既非充分條件，亦非必要條件。憑他的敏於感受和精於思索，即使沒有殘疾，他也必能發現人生固有的困境，從而成為一個猜謎者。正如他所說，詩人麵對的是上帝布下的迷陣，之所以要猜斯芬克司之謎是為了在天定的困境中得救。這使人想起尼采的話：“倘若人不也是詩人，猜謎者，偶然的拯救者，我如何能忍受做人！”猜謎何以就能得救，就能忍受做人了呢？因為它使一個人獲得了一種看世界的新的眼光和角度，以一種自由的心態去麵對人生的困境，把困境變成了遊戲的場所。通過猜謎遊戲，猜謎者與自己的命運、也與一切命運拉開了一個距離，藉此與命運達成了和解。那時侯，他不再是一個為自己的不幸而哀嘆的傷感角色，也不再是一個站在人生的困境中抗議和嚎叫的悲劇英雄，他已從生命的悲劇走進了宇宙的喜劇之中。這就好比大病之後的復元，在經歷了絕望的掙紮之後，他大難不死，竟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健康。在史鐵生的作品中，我們便能鮮明地感覺到這種精神上的健康，而絕少上述那位評論家所渲染的陰鬱心理。那位評論家是從史鐵生的身體的殘疾推導出他必然會有陰鬱心理的，我願把這看作心理學和邏輯皆不具備哲學資格的一個具體證據。
命運的一個最不可思議的特點就是，一方麵，它好像是純粹的偶然性，另一方麵，這純粹的偶然性卻成了個人不可違抗的必然性。一個極偶然極微小的差異或變化，很可能會導致天壤之別的不同命運。命運意味著一個人在塵世的全部禍福，對於個人至關重要，卻被上帝極其漫不經心、不負責任地決定了。由個人的眼光看，這不能不說是荒謬的。為了驅除荒謬感，我們很容易走入一種思路，便是竭力給自己分配到的這一份命運尋找一個原因，一種解釋，例如，倘若遭到了不幸，我們便把這不幸解釋成上帝對我們的懲罰（“因果報應”之類）或考驗（“天降大任”之類）。在這種宿命論的亦即道德化的解釋中，上帝被看作一位公正的法官或英明的首領，他的分配永遠是公平合理的或深謀遠慮的。通過這樣的解釋，我們否認了命運的偶然性，從而使它變得似乎合理而易於接受了。這一思路基本上是停留在為一己的命運討個說法上，並且自以為討到了，於是感到安心。
命運之解釋還可以有另一種思路，便是承認命運的偶然性，而不妨揣摩一下上帝在分配人的命運時何以如此漫不經心的緣由。史鐵生的《小說三篇》之三《腳本構思》堪稱此種揣摩的一個傑作。人生境遇的荒謬原來是根源於上帝自身境遇的荒謬，關於這荒謬的境遇，史鐵生提供了一種極其巧妙的說法：上帝是無所不能的，獨獨不能做夢，因為唯有在願望不能達到時才有夢可做，而不能做夢卻又說明上帝不是無所不能。為了擺脫這個困境，上帝便令萬物入夢，藉此而自己也參與了一個如夢的遊戲。上帝因全能而無夢，因無夢而苦悶，因苦悶而被逼成了一個藝術家，偶然性便是他的自娛的遊戲，是他玩牌之前的洗牌，是他的即興的演奏，是他為自己編導的永恆的戲劇。這基本上是對世界的一種審美的解釋，通過這樣的解釋，我們在宇宙大戲劇的總體背景上接受了一切偶然性，而不必孜孜於為每一個具體的偶然性尋找一個牽強的解釋了。當一個人用這樣的審美眼光去看命運變幻之謎時，他自己也必然成了一個藝術家。這時他不會再特別在乎自己分配到了一份什麽命運，而是對上帝分配命運的過程格外好奇。他並不去深究上帝給某一角色分配某種命運有何道德的用意，因為他知道上帝不是道德家，上帝如此分配純屬心血來潮。於是令他感興趣的便是去捕捉上帝在分配命運時的種種動作，尤其是導致此種分配的那些極隨意也極關鍵的動作，並且分析倘若這些動作發生了改變，命運的分配會出現怎樣不同的情形，如此等等。他想要把上帝發出的這副牌以及被上帝洗掉的那些牌一一復原，把上帝的遊戲當作自己的研究對象，在這研究中獲得了一種超越於個人命運的遊戲者心態。
當我們試圖追溯任一事件的原因時，我們都將發現，因果關係是不可窮盡的，由一個結果可以追溯到許多原因，而這些原因又是更多的原因的結果，如此以至於無窮。因此，因果關係的描述必然隻能是一種簡化，在這簡化之中，大量的細節被忽略和遺忘了。一般人安於這樣的簡化，小說家卻不然，小說的使命恰恰是要抗拒對生活的簡化，盡可能復原那些被忽略和遺忘的細節。在被遺忘的細節中，也許會有那樣一種細節，其偶然的程度遠遠超過別的細節，仿佛與那個最後的結果全然無關，實際上卻正是它悄悄地改變了整個因果關係，對於結果的造成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以前的作品中，史鐵生對於這類細節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醉心於種種巧妙的設計。例如，在《宿命》中，主人公遭遇了一場令其致殘的車禍，車禍的原因竟然被追溯到一隻狗放了個響屁。通過這樣的設計，作者讓我們看到了結果之重大與原因之微小之間的不相稱，從而在一種戲謔的心情中緩解了沉重的命運之感。
在《務虛筆記》中，史鐵生對命運之偶然性的研究有了更加自覺的性質。命運之對於個人，不隻是一些事件或一種遭遇，而且也是他在人間戲劇中被分配的角色，他的人生的基本麵貌。因此，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命運即人。基於這樣的認識，史鐵生便格外注意去發現和探究生活中的那樣一些偶然性，它們看似微不足道，卻在不知不覺中開啟了不同的人生之路，造就了不同的人間角色。在這部小說中，作者把這樣的偶然性名之為人物的“生日”。不同的“生日”意味著人物從不同的角度進入世界，角度的微小差異往往導致人生方向的截然不同。這就好像兩扇緊挨著的門，你推開哪一扇也許純屬偶然，至少不是出於你自覺的選擇，但從兩扇門會走進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去。
小說以一個回憶開頭：與兩個孩子相遇在一座古園裏。所有的人都曾經是這樣的一個男孩或一個女孩，人世間形形色色的人物和迥然相異的命運都是從這個相似的起點分化出來的。那麽，分化的初始點在哪裏？這是作者的興趣之所在。他的方法大致是，以自己的若幹童年印象為基礎，來求解那些可能構成為初始點的微小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