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類精神創造的歷史表明，孤獨更重要的價值在於孕育、喚醒和激發了精神的創造力。我們難以斷定，這一點是否對所有的人都適用，抑或僅僅適用於那些有創造天賦的人。我們至少應該相信，凡正常人皆有創造力的潛質，區別僅在量的大小而已。
一般而論，人的天性是不願忍受長期的孤獨的，長期的孤獨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獨中，有的人的創造力意外地得到了發展的機會。一種情形是牢獄之災，文化史上的許多傳世名作就誕生在牢獄裏。例如，波伊提烏斯的《哲學的慰藉》，莫爾的《紓解憂愁之對話》，雷利的《世界史》，都是作者在被處死刑之前的囚禁期內寫作的。班揚的《天路歷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也是在牢獄裏醞釀的。另一種情形是疾病。斯托爾舉了耳聾造成的孤獨的例子，這種孤獨反而激發了貝多芬、戈雅的藝術想像力。在疾病促進創作方麵，我們可以續上一個包括尼采、普魯斯特在內的長長的名單。太史公所說“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等等，也涉及了牢獄和疾病之災與創作的關係，雖然他更多地著眼於苦難中的發憤。強製的孤獨不隻是造成了一種必要，迫使人把被壓抑的精力投於創作，而且我相信，由於牢獄或疾病把人同紛繁的世俗生活拉開了距離，人是會因此獲得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種新的眼光的，而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條件。
不過，對於大多數天才來說，他們之陷於孤獨不是因為外在的強製，而是由於自身的氣質。大體說來，藝術的天才，例如作者所舉的卡夫卡、吉卜林，多是憂鬱型氣質，而孤獨中的寫作則是一種自我治療的方式。如同一位作家所說：“我寫憂鬱，是為了使自己無暇憂鬱。”隻是一開始作為一種補償的寫作，後來便獲得了獨立的價值，成了他們樂在其中的生活方式。創作過程無疑能夠抵禦憂鬱，所以，據精神科醫生們說，隻有那些創作力衰竭的作家才會找他們去治病。但是，據我所知，這時候的憂鬱往往是不治的，這類作家的結局不是潦倒便是自殺。另一類是思想的天才，例如作者所舉的牛頓、康德、維根斯坦，則相當自覺地選擇了孤獨，以便保護自己的內在世界，可以不受他人幹擾地專注於意義和秩序的尋求。這種專注和氣功狀態有類似之處，所以，包括這三人在內的許多哲學家都長壽，也許不是偶然的。
讓我回到前麵所引的亞裏士多德的名言。一方麵，孤獨的精神創造者的確是野獸，也就是說，他們在社會交往的領域裏明顯地低於一般人的水平，不但相當無能，甚至有著難以克服的精神障礙。在社交場合，他們往往笨拙而且不安。有趣的是，人們觀察到，他們倒比較容易與小孩或者動物相處，那時侯他們會感到輕鬆自在。另一方麵，他們卻同時又是神靈，也就是說，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超出和不很需要通常的人際交往了，對於他們來說，創造而不是親密的依戀關係成了生活意義的主要源泉。所以，還是尼采說得貼切，他在引用了“離群索居者不是野獸，便是神靈”一語之後指出：亞裏士多德“忽略了第三種情形：必須同時是二者？？哲學家……”
四
孤獨之為人生的重要體驗，不僅是因為唯有在孤獨中，人才能與自己的靈魂相遇，而且是因為唯有在孤獨中，人的靈魂才能與上帝、與神秘、與宇宙的無限之謎相遇。正如托爾斯泰所說，在交往中，人麵對的是部分和人群，而在獨處時，人麵對的是整體和萬物之源。這種麵對整體和萬物之源的體驗，便是一種廣義的宗教體驗。
在世界三大宗教的創立過程中，孤獨的經驗都起了關鍵作用。釋迦牟尼的成佛，不但是在出家以後，而且是在離開林中的那些苦行者以後，他是獨自在雅那河畔的菩提樹下連日冥思，而後豁然徹悟的。耶穌也是在曠野度過了四十天，然後才向人宣示救世的消息。穆罕默德在每年的齋月期間，都要到希拉山的洞窟裏隱居。
我相信這些宗教領袖決非故弄玄虛。斯托爾所舉的例子表明，在自願的或被迫的長久獨居中，一些普通人同樣會產生一種與宇宙融合的“忘形的一體感”，一種“與存在本身交談”的體驗。而且，曾經有過這種體驗的人都表示，那些時刻是一生中最美妙的，對於他們的生活觀念發生著永久的影響。一個人未必因此就要歸依某一宗教，其實今日的許多教徒並沒有真正的宗教體驗，一個確鑿的證據是，他們不是在孤獨中、而必須是在寺廟和教堂裏，在一種實質上是公眾場合的儀式中，方能領會一點宗教的感覺。然而，這種所謂的宗教感，與始祖們在孤獨中感悟的境界已經風馬牛不相及了。
真正的宗教體驗把人超拔出俗世瑣事，倘若一個人一生中從來沒有過類似的體驗，他的精神視野就未免狹隘。尤其是對於一個思想家來說，這肯定是一種精神上的缺陷。一個恰當的例子是弗洛伊德。在與他的通信中，羅曼？羅蘭指出：宗教感情的真正來源是“對永恆的一種感動，也就是一種無邊無際的大洋似的感覺”。弗洛伊德承認他毫無此種體驗，而按照他的解釋，所謂與世界合為一體的感覺僅是一種逃避現實的自欺，猶如嬰兒在母懷中尋求安全感一樣，屬於精神退化現象。這位目光銳利的醫生總是習慣於把一切精神現象還原成心理現象，所以，他誠然是一位心理分析大師，卻終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思想家。
五
在斯托爾的書中，孤獨的最後一種價值好像是留給人生的最後一個階段的。他寫道：“雖然疾病和傷殘使老年人在肉體上必須依賴他人，但是感情上的依賴卻逐漸減少。老年人對人際關係經常不大感興趣，較喜歡獨處，而且漸漸地較專注於自己的內心。”作者顯然是讚賞這一變化的，因為它有助於老年人擺脫對人世的依戀，為死亡做好準備。
中國的讀者也許會提出異議。我們目睹的事實是，今天中國的老年人比年輕人更喜歡集體活動，他們聚在一起扭秧歌，跳交誼舞，活得十分熱鬧，成為中國街頭一大景觀。然而，凡是到過歐美的人都知道，斯托爾的描述至少對於西方人是準確的，那裏的老年人都很安靜，絕無紮堆喧鬧的癖好。他們或老夫老妻作伴，或單獨一人，坐在公園裏曬太陽，或者作為旅遊者去看某處的自然風光。當然，我們不必在中西養老方式之間進行褒貶。老年人害怕孤獨或許是情有可原的，孤獨使他們清醒地麵對死亡的前景，而熱鬧則可使他們獲得暫時的忘卻和逃避。問題在於，死亡終究不可逃避，而有尊嚴地正視死亡是人生最後的一項光榮。所以，我個人比較欣賞西方人那種平靜度過晚年的方式。
對於精神創造者來說，如果他們能夠活到老年，老年的孤獨心境就不但有助於他們與死亡和解，而且會使他們的創作進入一個新的境界。斯托爾舉了貝多芬、李斯特、巴赫、勃拉姆斯等一係列作曲家的例子，證明他們的晚年作品都具有更加深入自己的精神領域、不太關心聽眾的接受的特點。一般而言，天才晚年的作品是更空靈、更超脫、更形而上的，那時候他們的靈魂已經抵達天國的門口，人間的好惡和批評與他們無關了。歌德從三十八歲開始創作《浮士德》，直到臨死前夕即他八十二歲時才完成，應該不是偶然的。
人類精神創造的歷史表明，孤獨更重要的價值在於孕育、喚醒和激發了精神的創造力。我們難以斷定，這一點是否對所有的人都適用，抑或僅僅適用於那些有創造天賦的人。我們至少應該相信，凡正常人皆有創造力的潛質，區別僅在量的大小而已。
一般而論，人的天性是不願忍受長期的孤獨的，長期的孤獨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獨中，有的人的創造力意外地得到了發展的機會。一種情形是牢獄之災，文化史上的許多傳世名作就誕生在牢獄裏。例如，波伊提烏斯的《哲學的慰藉》，莫爾的《紓解憂愁之對話》，雷利的《世界史》，都是作者在被處死刑之前的囚禁期內寫作的。班揚的《天路歷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也是在牢獄裏醞釀的。另一種情形是疾病。斯托爾舉了耳聾造成的孤獨的例子，這種孤獨反而激發了貝多芬、戈雅的藝術想像力。在疾病促進創作方麵，我們可以續上一個包括尼采、普魯斯特在內的長長的名單。太史公所說“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等等，也涉及了牢獄和疾病之災與創作的關係，雖然他更多地著眼於苦難中的發憤。強製的孤獨不隻是造成了一種必要，迫使人把被壓抑的精力投於創作，而且我相信，由於牢獄或疾病把人同紛繁的世俗生活拉開了距離，人是會因此獲得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種新的眼光的，而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條件。
不過，對於大多數天才來說，他們之陷於孤獨不是因為外在的強製，而是由於自身的氣質。大體說來，藝術的天才，例如作者所舉的卡夫卡、吉卜林，多是憂鬱型氣質，而孤獨中的寫作則是一種自我治療的方式。如同一位作家所說：“我寫憂鬱，是為了使自己無暇憂鬱。”隻是一開始作為一種補償的寫作，後來便獲得了獨立的價值，成了他們樂在其中的生活方式。創作過程無疑能夠抵禦憂鬱，所以，據精神科醫生們說，隻有那些創作力衰竭的作家才會找他們去治病。但是，據我所知，這時候的憂鬱往往是不治的，這類作家的結局不是潦倒便是自殺。另一類是思想的天才，例如作者所舉的牛頓、康德、維根斯坦，則相當自覺地選擇了孤獨，以便保護自己的內在世界，可以不受他人幹擾地專注於意義和秩序的尋求。這種專注和氣功狀態有類似之處，所以，包括這三人在內的許多哲學家都長壽，也許不是偶然的。
讓我回到前麵所引的亞裏士多德的名言。一方麵，孤獨的精神創造者的確是野獸，也就是說，他們在社會交往的領域裏明顯地低於一般人的水平，不但相當無能，甚至有著難以克服的精神障礙。在社交場合，他們往往笨拙而且不安。有趣的是，人們觀察到，他們倒比較容易與小孩或者動物相處，那時侯他們會感到輕鬆自在。另一方麵，他們卻同時又是神靈，也就是說，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超出和不很需要通常的人際交往了，對於他們來說，創造而不是親密的依戀關係成了生活意義的主要源泉。所以，還是尼采說得貼切，他在引用了“離群索居者不是野獸，便是神靈”一語之後指出：亞裏士多德“忽略了第三種情形：必須同時是二者？？哲學家……”
四
孤獨之為人生的重要體驗，不僅是因為唯有在孤獨中，人才能與自己的靈魂相遇，而且是因為唯有在孤獨中，人的靈魂才能與上帝、與神秘、與宇宙的無限之謎相遇。正如托爾斯泰所說，在交往中，人麵對的是部分和人群，而在獨處時，人麵對的是整體和萬物之源。這種麵對整體和萬物之源的體驗，便是一種廣義的宗教體驗。
在世界三大宗教的創立過程中，孤獨的經驗都起了關鍵作用。釋迦牟尼的成佛，不但是在出家以後，而且是在離開林中的那些苦行者以後，他是獨自在雅那河畔的菩提樹下連日冥思，而後豁然徹悟的。耶穌也是在曠野度過了四十天，然後才向人宣示救世的消息。穆罕默德在每年的齋月期間，都要到希拉山的洞窟裏隱居。
我相信這些宗教領袖決非故弄玄虛。斯托爾所舉的例子表明，在自願的或被迫的長久獨居中，一些普通人同樣會產生一種與宇宙融合的“忘形的一體感”，一種“與存在本身交談”的體驗。而且，曾經有過這種體驗的人都表示，那些時刻是一生中最美妙的，對於他們的生活觀念發生著永久的影響。一個人未必因此就要歸依某一宗教，其實今日的許多教徒並沒有真正的宗教體驗，一個確鑿的證據是，他們不是在孤獨中、而必須是在寺廟和教堂裏，在一種實質上是公眾場合的儀式中，方能領會一點宗教的感覺。然而，這種所謂的宗教感，與始祖們在孤獨中感悟的境界已經風馬牛不相及了。
真正的宗教體驗把人超拔出俗世瑣事，倘若一個人一生中從來沒有過類似的體驗，他的精神視野就未免狹隘。尤其是對於一個思想家來說，這肯定是一種精神上的缺陷。一個恰當的例子是弗洛伊德。在與他的通信中，羅曼？羅蘭指出：宗教感情的真正來源是“對永恆的一種感動，也就是一種無邊無際的大洋似的感覺”。弗洛伊德承認他毫無此種體驗，而按照他的解釋，所謂與世界合為一體的感覺僅是一種逃避現實的自欺，猶如嬰兒在母懷中尋求安全感一樣，屬於精神退化現象。這位目光銳利的醫生總是習慣於把一切精神現象還原成心理現象，所以，他誠然是一位心理分析大師，卻終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思想家。
五
在斯托爾的書中，孤獨的最後一種價值好像是留給人生的最後一個階段的。他寫道：“雖然疾病和傷殘使老年人在肉體上必須依賴他人，但是感情上的依賴卻逐漸減少。老年人對人際關係經常不大感興趣，較喜歡獨處，而且漸漸地較專注於自己的內心。”作者顯然是讚賞這一變化的，因為它有助於老年人擺脫對人世的依戀，為死亡做好準備。
中國的讀者也許會提出異議。我們目睹的事實是，今天中國的老年人比年輕人更喜歡集體活動，他們聚在一起扭秧歌，跳交誼舞，活得十分熱鬧，成為中國街頭一大景觀。然而，凡是到過歐美的人都知道，斯托爾的描述至少對於西方人是準確的，那裏的老年人都很安靜，絕無紮堆喧鬧的癖好。他們或老夫老妻作伴，或單獨一人，坐在公園裏曬太陽，或者作為旅遊者去看某處的自然風光。當然，我們不必在中西養老方式之間進行褒貶。老年人害怕孤獨或許是情有可原的，孤獨使他們清醒地麵對死亡的前景，而熱鬧則可使他們獲得暫時的忘卻和逃避。問題在於，死亡終究不可逃避，而有尊嚴地正視死亡是人生最後的一項光榮。所以，我個人比較欣賞西方人那種平靜度過晚年的方式。
對於精神創造者來說，如果他們能夠活到老年，老年的孤獨心境就不但有助於他們與死亡和解，而且會使他們的創作進入一個新的境界。斯托爾舉了貝多芬、李斯特、巴赫、勃拉姆斯等一係列作曲家的例子，證明他們的晚年作品都具有更加深入自己的精神領域、不太關心聽眾的接受的特點。一般而言，天才晚年的作品是更空靈、更超脫、更形而上的，那時候他們的靈魂已經抵達天國的門口，人間的好惡和批評與他們無關了。歌德從三十八歲開始創作《浮士德》，直到臨死前夕即他八十二歲時才完成，應該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