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問題是，如果你是一個有尊嚴的人，對方卻沒有，你和他還講不講誠信?我的回答是，仍然要講，在這種情況下，你的誠信就表現在明確告訴他：你是一個沒有尊嚴的人，我不和你打交道!決不能用欺詐對付欺詐，而應該形成一種氛圍，使那些不講誠信的人遭到蔑視和孤立，也許這正是走向誠信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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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意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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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談到：和崇高的靈魂周旋，奸人總是好脫身的，因為前者很容易受騙，一旦發覺，也僅限於表示高貴的鄙夷，而並不訴諸懲罰。
我相信，這樣一種經驗，是每一個稍有教養的人所熟悉的。輕信和寬容，是崇高的靈魂最容易犯的錯誤。輕信，是因為以己度人，不相信人性會那樣壞。寬容，倒不全是因為胸懷寬闊，更多地是因為一種精神上的潔癖，不屑於同奸人周旋，不願意讓這種太近的接觸汙染了自己的環境和心境。
舉一個很小的例子。在交通爭端中，一輛小汽車和一輛自行車互相擦撞，做出賠償的是哪一方?幾乎必是那比較有教養的一方。我的確曾經親歷，並且不止一次從別的文化人身上看到，如果你是駕車人，你會賠償，如果你是騎車人，你仍然會賠償。當然，這個例子未必貼切，因為有教養不等於靈魂崇高，而那索賠的一方也不一定是奸人，隻不過是比較蠻橫一些罷了。我隻是想以此說明，在短兵相接的場合，有教養的人比沒有教養的人更容易妥協，寧願遭受損失而不願意糾纏。
這並不意味著崇高的靈魂缺乏戰鬥性。一顆真正崇高的靈魂，其戰鬥性往往表現在更加廣闊的戰場和更加重大的題材上。如果根本的正義感受到觸犯，他戰鬥起來必是義無返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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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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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一生平安。”在當今流行的套語中，這句話卻不使我反感，反而令我感到異樣的親切。我從中讀出了下麵的意思∶
一，在道德淪喪和法紀鬆弛的時代，好人最容易受到傷害，因為他心地善良，既無害人之心，麵對傷害也缺乏以惡抗惡的狠心和自衛能力;
二，因此，對於好人來說，好運屬非份之想，他的要求十分卑微，隻求一生平安，不遭飛來橫禍;
三，但這又是很高的祝福，是要靠天佑才能實現的，其反麵是對惡人的隱蔽的詛咒：讓他們去掠奪一切好了，唯得不到天佑，難逃不測之禍。
當然，這句話並不新鮮，似仍是“善有善報”的翻版。不過，在“一生平安”前冠以“好人”的主語，這種表達畢竟透露了一點新消息。如果它是好人說的，則表達了好人在這時代的無奈和自慰。如果是生意人對好人的獻媚，並藉此而向天意獻媚呢?那也不太壞，起碼從這虛偽中我們可以看出一種良心的不安和天意的威力，畢竟比毫無敬畏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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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沒有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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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已臨近結束，值此世紀末之際，您一定很有感想。”
“啊不，”我麵露慚色，“我沒有什麽感想。”
“這決不可能。在這個世紀裏，我們這一代人飽經滄桑，您也不例外嘛。”
“對對，我這些年經歷的坎坷也真不少……”
“所以，對於您來說，二十世紀是一個不平凡的世紀，值得好好總結一下。”
“的確不平凡，若不是二十世紀，我就不會經歷這麽多坎坷，而且根本就不會有我，因為我是在二十世紀出生的。”
通過上述對話，我打發掉了一次隆重的約稿。
在我的詞典裏，沒有“世紀末”這個詞。編年和日曆不過是人類自造的計算工具，我看不出其中某個數字比其餘數字更具特別意義。所以，對於人們津津樂道的所謂“世紀末”，我沒有任何感想。
世上每一個人都出生在某一個世紀，他也許長壽，也許短命，也許幸福，也許不幸，這取決於別的因素，與他是否親眼看見世紀之交完全無關。
我知道一些負有大使命感的人是很重視“世紀末”的，因為他們相信自己在舊的世紀有不可忽略的影響，對新的世紀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總之新舊世紀都不能缺少他們，因此他們理應在世紀之交高瞻遠矚，點撥蒼生。可是，我深知自己的渺小，對任何一個世紀都是可有可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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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改革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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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用魔術使某位國人在二十年前沉睡過去，又讓他在今天醒來，他一定會不認識眼前的這個中國了。可是，倘若使他在更早的時候譬如說六十年前睡去，他醒來時也許就仍然會有似曾相識之感。在這片古老土地上進行的大規模政治實驗的失敗，迫使中國回到了一種比較自然的社會過程。二十年前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含義已經逐漸分明，它真正解放的是人的本能以及由本能所驅動的市場，而思想自身卻喪失了特權。不過，我對這一變化持積極的評價。當思想擁有特權之時，其命運不外乎為王或為寇，而現在，它至少有了在市場上賣和買的自由，以及——隻要自己願意——不賣和不買並且遠離市場的自由。市場對於思想是冷漠的，因冷漠而是寬容的，與那個對思想狂熱而嚴酷的時代相比，我對眼下的狀態要滿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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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商業與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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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產品包括學術著作具有二重性，即既是文化，又是商品。一個作品的文化價值和商品價值是兩碼事，它們往往是不一致的，有時候差距還非常大。因此，作為國家，就不能把文化完全交給市場去支配，對於高級文化要扶植。作為個人，當然就看你自己想要什麽了。有些人專為市場生產，那是他們的選擇，無須責備，不過他們的作為基本上與文化無關。好的學者和作家必定是看重文化價值的，他們寫自己真正想寫的東西，在寫作時絕對不去考慮能否賣個好價錢。隻是在作品完成以後，一旦進入市場，他們也不得不適應市場經濟的現實，要學會捍衛自己的利益，不說賣個好價錢，至少賣個公道的價錢。至於文化炒作，又不同於一般的文化商業行為。所謂文化炒作，就是媒體的某些從業人員與產品的製造者﹑銷售者相勾結，以謀取和瓜分暴利為目的，在所控製的媒體上做與產品的實際價值遠不相符的虛假gg。這至少是一種不公平競爭，往往還是欺騙消費者和侵犯其權益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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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守株待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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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
這是《韓非子》裏的一個著名寓言。自從韓非講了這個故事，這位守株待兔的宋人不僅為宋國笑，而且為世世代代的天下人所笑。
可是，捫心自問，我發現自己與這位宋人不無相似之處。我也是一個耕田者，所耕之田叫做學術。雖未完全荒廢農事，卻生性懶散，喜歡守在田中一棵樹下，閑等種種與學術不相幹的奇思異想如同那隻兔子一樣撞在我的樹上。它們也真像兔子一樣靈活，我要蓄意去抓是絕對抓不住的，除了坐等它們自投羅網之外別無它法。比那位宋人幸運的是，我自以為頗有所獲。也許有人會認真地指出我所獲的並非兔子，而隻是一些沒有任何經濟價值的小昆蟲，對此我不在乎。我相信，一定也會有人覺得，比起千騎圍獵隆重捕獲的國家級珍獸，那些不招自來的普通的小生靈是別有一種情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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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意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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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談到：和崇高的靈魂周旋，奸人總是好脫身的，因為前者很容易受騙，一旦發覺，也僅限於表示高貴的鄙夷，而並不訴諸懲罰。
我相信，這樣一種經驗，是每一個稍有教養的人所熟悉的。輕信和寬容，是崇高的靈魂最容易犯的錯誤。輕信，是因為以己度人，不相信人性會那樣壞。寬容，倒不全是因為胸懷寬闊，更多地是因為一種精神上的潔癖，不屑於同奸人周旋，不願意讓這種太近的接觸汙染了自己的環境和心境。
舉一個很小的例子。在交通爭端中，一輛小汽車和一輛自行車互相擦撞，做出賠償的是哪一方?幾乎必是那比較有教養的一方。我的確曾經親歷，並且不止一次從別的文化人身上看到，如果你是駕車人，你會賠償，如果你是騎車人，你仍然會賠償。當然，這個例子未必貼切，因為有教養不等於靈魂崇高，而那索賠的一方也不一定是奸人，隻不過是比較蠻橫一些罷了。我隻是想以此說明，在短兵相接的場合，有教養的人比沒有教養的人更容易妥協，寧願遭受損失而不願意糾纏。
這並不意味著崇高的靈魂缺乏戰鬥性。一顆真正崇高的靈魂，其戰鬥性往往表現在更加廣闊的戰場和更加重大的題材上。如果根本的正義感受到觸犯，他戰鬥起來必是義無返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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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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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一生平安。”在當今流行的套語中，這句話卻不使我反感，反而令我感到異樣的親切。我從中讀出了下麵的意思∶
一，在道德淪喪和法紀鬆弛的時代，好人最容易受到傷害，因為他心地善良，既無害人之心，麵對傷害也缺乏以惡抗惡的狠心和自衛能力;
二，因此，對於好人來說，好運屬非份之想，他的要求十分卑微，隻求一生平安，不遭飛來橫禍;
三，但這又是很高的祝福，是要靠天佑才能實現的，其反麵是對惡人的隱蔽的詛咒：讓他們去掠奪一切好了，唯得不到天佑，難逃不測之禍。
當然，這句話並不新鮮，似仍是“善有善報”的翻版。不過，在“一生平安”前冠以“好人”的主語，這種表達畢竟透露了一點新消息。如果它是好人說的，則表達了好人在這時代的無奈和自慰。如果是生意人對好人的獻媚，並藉此而向天意獻媚呢?那也不太壞，起碼從這虛偽中我們可以看出一種良心的不安和天意的威力，畢竟比毫無敬畏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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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沒有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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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已臨近結束，值此世紀末之際，您一定很有感想。”
“啊不，”我麵露慚色，“我沒有什麽感想。”
“這決不可能。在這個世紀裏，我們這一代人飽經滄桑，您也不例外嘛。”
“對對，我這些年經歷的坎坷也真不少……”
“所以，對於您來說，二十世紀是一個不平凡的世紀，值得好好總結一下。”
“的確不平凡，若不是二十世紀，我就不會經歷這麽多坎坷，而且根本就不會有我，因為我是在二十世紀出生的。”
通過上述對話，我打發掉了一次隆重的約稿。
在我的詞典裏，沒有“世紀末”這個詞。編年和日曆不過是人類自造的計算工具，我看不出其中某個數字比其餘數字更具特別意義。所以，對於人們津津樂道的所謂“世紀末”，我沒有任何感想。
世上每一個人都出生在某一個世紀，他也許長壽，也許短命，也許幸福，也許不幸，這取決於別的因素，與他是否親眼看見世紀之交完全無關。
我知道一些負有大使命感的人是很重視“世紀末”的，因為他們相信自己在舊的世紀有不可忽略的影響，對新的世紀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總之新舊世紀都不能缺少他們，因此他們理應在世紀之交高瞻遠矚，點撥蒼生。可是，我深知自己的渺小，對任何一個世紀都是可有可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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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改革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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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用魔術使某位國人在二十年前沉睡過去，又讓他在今天醒來，他一定會不認識眼前的這個中國了。可是，倘若使他在更早的時候譬如說六十年前睡去，他醒來時也許就仍然會有似曾相識之感。在這片古老土地上進行的大規模政治實驗的失敗，迫使中國回到了一種比較自然的社會過程。二十年前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含義已經逐漸分明，它真正解放的是人的本能以及由本能所驅動的市場，而思想自身卻喪失了特權。不過，我對這一變化持積極的評價。當思想擁有特權之時，其命運不外乎為王或為寇，而現在，它至少有了在市場上賣和買的自由，以及——隻要自己願意——不賣和不買並且遠離市場的自由。市場對於思想是冷漠的，因冷漠而是寬容的，與那個對思想狂熱而嚴酷的時代相比，我對眼下的狀態要滿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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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商業與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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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產品包括學術著作具有二重性，即既是文化，又是商品。一個作品的文化價值和商品價值是兩碼事，它們往往是不一致的，有時候差距還非常大。因此，作為國家，就不能把文化完全交給市場去支配，對於高級文化要扶植。作為個人，當然就看你自己想要什麽了。有些人專為市場生產，那是他們的選擇，無須責備，不過他們的作為基本上與文化無關。好的學者和作家必定是看重文化價值的，他們寫自己真正想寫的東西，在寫作時絕對不去考慮能否賣個好價錢。隻是在作品完成以後，一旦進入市場，他們也不得不適應市場經濟的現實，要學會捍衛自己的利益，不說賣個好價錢，至少賣個公道的價錢。至於文化炒作，又不同於一般的文化商業行為。所謂文化炒作，就是媒體的某些從業人員與產品的製造者﹑銷售者相勾結，以謀取和瓜分暴利為目的，在所控製的媒體上做與產品的實際價值遠不相符的虛假gg。這至少是一種不公平競爭，往往還是欺騙消費者和侵犯其權益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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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守株待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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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
這是《韓非子》裏的一個著名寓言。自從韓非講了這個故事，這位守株待兔的宋人不僅為宋國笑，而且為世世代代的天下人所笑。
可是，捫心自問，我發現自己與這位宋人不無相似之處。我也是一個耕田者，所耕之田叫做學術。雖未完全荒廢農事，卻生性懶散，喜歡守在田中一棵樹下，閑等種種與學術不相幹的奇思異想如同那隻兔子一樣撞在我的樹上。它們也真像兔子一樣靈活，我要蓄意去抓是絕對抓不住的，除了坐等它們自投羅網之外別無它法。比那位宋人幸運的是，我自以為頗有所獲。也許有人會認真地指出我所獲的並非兔子，而隻是一些沒有任何經濟價值的小昆蟲，對此我不在乎。我相信，一定也會有人覺得，比起千騎圍獵隆重捕獲的國家級珍獸，那些不招自來的普通的小生靈是別有一種情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