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然在縣委宣傳部裏寫著各種材料,看我能寫,幾乎所有寫材料的任務都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很快發現,我在做著毫無意義的事情。那些講用材料或某某單位的先進事跡,都有一個固定的套路,為了體現所謂境界,必須誘迫相關對象編造動人事例和豪言壯語,在多數情況下還必須自己替他們編造,否則就通不過。還有那些沒完沒了的學習班,最後首長做例行總結報告,講稿都讓我來寫。那往往是一些黨員學習班,班上傳達的文件不讓我這個非黨員聽,卻非要我來寫總結報告,也真是荒唐。我是越來越厭煩了,想到自己不得不把生命中最寶貴的年華耗費在製造這些垃圾上,我深感屈辱。常常是一邊寫著,一邊本能地感到厭惡,寫了幾句就丟開,然後強迫自己再寫幾句。我一遍遍問自己:難道我的生命就這麽賤嗎?我給自己確立了一個原則:用盡量少的時間敷衍塞責,決不多花一分鍾。盡管如此,浪費掉的時間仍是大量的,現在想來仍覺心痛。


    有時候,我的頂頭上司認為某個材料重要,就親自和我一起寫,那才是最可怕的折磨呢。所謂親自和我一起寫,就是他坐在我旁邊,看著我寫每一句,隨時發出指示,讓我塗掉重寫。我一不耐煩,他就諄諄教導我說,好文章都是這麽磨出來的。關於我的這位頂頭上司,我在這裏忍不住要多說幾句,他領導了我這麽多年,我應該對他公平。他姓石,性格卻是石頭的反麵,怯懦而又逢迎,但畢竟當上了宣傳部副部長,主管理論工作。當然,他的性格在他的上司麵前才表現得最充分。武裝部一個副政委任政工組長,是宣傳部的直接領導。在一個學習班上,副政委上了一堂輔導課,下課後問:“我的課講得怎樣?”我說:“可能深了些,農村幹部恐怕聽不懂。”石副部長立即糾正:“講得很好,不深也不淺,對機關幹部、農村幹部都正合適。”後來,軍隊幹部撤離地方,開告別會,副政委宣布:“我工作中一定有不少缺點,但這次有規定,不請大家提意見了。”既然如此,大家也就不說什麽了,開始互相嬉鬧起來。石副部長突然囁嚅而言:“我說幾句。這次首長要走,我們捨不得……”他的話被嬉鬧聲打斷,然後重新接上,聲音顫抖,帶著哭音:“捨不得,想留也留不住,現在沒有辦法,隻好把首長的好思想好作風學過來……”說不下去了,掏出手帕擦起眼淚來。


    我還捨不得剪掉另一個精彩鏡頭。一次我和他一起到地區開會,在大禮堂聽報告。找位置坐下後,他突然發現他認識的一個地區首長的太太坐在前一排。“煙,煙。”他用手拉我的衣角。我感到奇怪,問他:“你不是不抽菸的嗎?”但還是把煙盒給了他。他抽出兩支,恭敬地遞給首長太太一支。“火柴。”他又用手拉我的衣角。我掏出火柴,他恭敬地替太太點著,自己點上了另一支。我收起了煙盒和火柴。一會兒,太太自己點燃了一支煙,並遞給他一支。太太抽著煙,臉朝前方講台。他拿著未點燃的煙,若有所待。總不見太太回過頭來,他第三次用手拉我的衣角。“幹什麽?”我實在感到厭惡,就明知故問。這時候,他一隻手拿著未點燃的煙,另一隻手摸索著伸進了我的衣袋,掏出火柴,把煙點著,然後又摸索著把火柴塞回我的衣袋。在做這些動作時,他的臉部始終保持著嚴肅的表情,眼睛直盯太太的後腦勺。


    完全可以想到,按照性格的邏輯,這樣一個人會怎樣對待他的下屬。在他眼裏,我除了是一架寫材料的機器外,還是一個聽差。他隨時可能來敲我的宿舍的門,支使我立即去做一件瑣事,比如去找某個領導到食堂參加會餐,去找電工修理辦公室的電燈,諸如此類。我算得好脾氣,盡量不和他公開衝突,但心情常被他的猥瑣之態敗壞。因此,當我被下調到處在荒僻之地的黨校時,感到的是解脫的愉快。


    我是1974年8月調到黨校的。這裏是縣五七幹校的原址,在中峰公社的一片田野上,四周人煙稀少。黨校一共四人,一個校長,兩個教員,一個會計。雇了一個傻子當炊事員,因為實在太傻,不久就辭退了,我便在會計家裏搭夥。一到夜晚,周圍黑洞洞的空曠一片,螢火蟲一閃一閃,蛙和昆蟲們單調地鼓譟著,我獨自坐在屋子裏,真感到與世隔絕,心裏淡泊極了。屋子十分簡陋,久無人住,老鼠猖獗,蚊蠅和各種蟲子亂飛,蒼蠅在桌上、書上、身上、臉上拉屎。屋前一條髒水溝,農民在上遊飲牛、洗糞桶,天旱時渾若泥漿,那是我們的日常飲用水。從物質條件看,當然比在縣城差了許多。但是,擺脫了寫材料的差事,能夠自己支配大量時間,這比什麽都好。更使我慶幸的是,我的新上司唐開嶟是一個難得的通情達理的人。他出身農民,身上仍有農民的種種缺點,例如愛占小便宜之類。我最受不了的是他不講衛生,進我的房間,一邊抽菸,一邊滿地吐痰。然而,可貴的是他還保持著農民的樸實,尊重常識,我們對縣裏許多現象的看法都比較一致。他對理論懷有天真的興趣,多少還識貨,以欣賞的態度放手讓我講課,在講課之外不支使我幹各種瑣事。在他手下工作,我的心情比以前舒暢了許多。


    相比之下,我也比較喜歡講課,因為多少能夠自主。講課的題目當然是規定了的,所謂緊跟形勢,例如毛澤東號召學馬列時,講《反杜林論》和《國家與革命》,批林批孔時,講儒法鬥爭,但怎麽講就由我自己決定了。我備課是十分認真的,比如要講儒法鬥爭,我就讀《論語》、《韓非子》、《史記》等書,在此基礎上寫講稿,而決不是照抄報紙。其實我這樣做是出於強烈的私心,就是不想做一架單純的宣傳機器,每講一個題目,自己一定也要有收穫。正因為如此,我的講課就比較有內容,受到了廣泛的歡迎。在去黨校前,我在縣城裏就以講課出了名,各個單位紛紛請我去上輔導課。到黨校後,這個名聲就傳遍了全縣的農村地區,因為縣黨校的主要任務是培訓農村的大隊幹部,我們還時常下到公社去為農村黨員辦班。我本來擔心自己有學生腔,農民聽不慣我的課,其實不然,他們往往聽得津津有味,用他們的話來說,是一點瞌睡也沒有。走在街上,常常會遇到聽過我的課的農村幹部,走過來告訴我,說我講課最生動實際,他們最愛聽我的課。這並不奇怪,因為他們一向聽到的基本上是政治口號和官樣文章,有了一個對比。我心裏當然明白,我的講課充其量仍然是比較有內容的政治宣傳,與我所想望的理論研究和精神創造完全是兩回事。


    七 婚愛風波


    我對愛情一直懷著浪漫的憧憬。在我的想像中,我的愛情應該是充滿詩意而又與眾不同的。離開學校後,看到周圍的大學畢業生們都急於娶妻生子,我心裏十分鄙視。我對自己說,我可不願像他們那樣把自己變成一頭牛,去拖家庭的破車。我一定要為自己保留一份珍貴的權利,等待茫茫人海中那個唯一者出現。然而,在資源呆了不到一年,第一次走出深山,在桂林的街頭徜徉,我的決心就動搖了。十月的桂林,空氣中飄散著甜甜的桂香,姑娘們仰起臉來,望著俏小的桂花,甜甜地笑了。此情此景,突然使我感到異常惆悵,我發現自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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