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是什麽原因,世英說:“思想問題,部隊的人也說是悲觀厭世了。他也一點兒不隱瞞,什麽柴可夫斯基、貝多芬,都談了,但部隊根本解決不了,怎麽解決啊。說他有精神分裂症,我才不信呢。中央文革都急了,前幾天,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都來我們家了。我母親得了心髒病,查出的第二天就接到了弟弟的死訊。”說到這裏,他笑了,接著說道:“這件事一出,對於我們又是一個階級烙印!我們班的同學想整我,這下多了一條理由。”一會兒,他給小弟理完髮,卻和我討論起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問題,盛讚毛澤東關於階級消滅後仍有矛盾和共產主義也會消滅的論斷,最後激昂地說:“黑格爾說現在就是絕對境界,馬克思說將來是完美的,隻有毛主席是最徹底的辯證法!”


    民英的死似乎沒有打亂這個家庭的正常生活節奏,表麵上一切平靜。除了於立群因患神經官能症,時有情緒鬱悶的情形之外,氣氛仍是輕鬆的。屋裏放著正受批判的西洋音樂,世英和建英著迷地玩攝影,我也常和他們一起在暗室裏埋頭苦幹。就餐的時間,我經常見到郭老。在餐桌上,他很少吃菜,也很少說話。可是,有一回,是他的生日,他自己說起他曾單獨一人做了一百人的飯菜,口氣特別自豪,大家都笑了。他很細心,常常示意讓人把我夠不著的菜挪到我麵前。一次飯後,他親自剖了一隻椰子,走到我跟前,首先遞給我一塊。郭老是非常平易近人的。我在客廳裏翻一本日本畫報,他走過來,問我懂不懂日語,我說不懂,他便給我講解片假名和平假名。我和他玩康樂球,我第一次玩這種遊戲,卻贏了他,他向於立群誇我打得好,結果於立群立刻把我打輸了。他仍常常寫詩,寫好了就拿來給我們看,雖然我們看了必定是不置可否。


    毛澤東詩詞是當時的熱門,我曾兩次聽郭老講解。一次是為我辦的專場,我請教,全家旁聽。我請教的是《清平樂。會昌》,問他如何理解“莫道君行早”這一句裏的“君”,是否有所喻指。他答:“我看不出來。”我說:“可是,有一種說法認為,‘君’是指西方帝國主義。”他說:“那太牽強了。”我翻開一本資料,指給他看,正是他自己曾經提出過這種說法。他立即快活地大笑,全體在場的人也大笑。還有一次,平英帶來一撥國際關係學院的學生,其中一些人有造反派的盛氣,向郭老擺出一副辯論的姿態,但郭老毫不介意,總是耐心地闡述自己的看法。有一個學生提到毛的詩句“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問郭老,聽說柳亞子得到這首詩後向毛要頤和園,是否真的。郭老連連搖頭,於立群也插話說,他們了解柳亞子的為人,不可能提出這種要求。我記得柳此後的確有“若將名園長遣我,躬耕原不戀吳江”之句,與世英耳語,世英也記得,立即去找出這首詩,讓我遞給郭老,郭老看了也哈哈大笑,說真沒有想到。


    大約在1967年六七月間,世英向我提出一同編魯迅語錄。他說,這是音樂學院一個學生讓他編的,並許諾編好一定能印行。他如此描述那個學生:“這個人隻要想幹什麽,總是能幹成的。”不久後我見到了這位能幹的人物,他就是與世英一起去浙江料理後事的民英的好友林銘述。世英對這項工作十分投入,我開始有些馬虎,在他的感召下也認真了起來。我們各自通讀魯迅全集,詳細摘抄卡片,然後把兩人的卡片放到一起,進行取捨和分類,擬訂編目。我們常常為一條語錄的取捨和歸類相持不下,互相挖苦。有一回,編目已定,他又推倒重來,提出一個別出心裁的新方案,興奮地說:“如果你不同意這個方案,你就不是人!”我反唇相譏:“看來你是現在才成為人的嘍。”在前海西街的那個深院裏,不時響起我們愉快而激烈的爭吵聲。在工作間隙,他會閑談對各種問題的看法。有一次談到他母親的病,他說:“其實她有什麽病?就是生活太舒適太安逸了,才什麽病都來了。”他用的那套全集是他父親的藏書,上麵有郭沫若閱讀時畫的記號。有時候,他會指著畫了問號的某處笑著說:“瞧,盡挑毛病了。”他還對我說起一些掌故,其中之一是,他聽父親說,魯迅那首著名的《自題小像》的主題並非通常所解釋的愛國,而是寫魯迅自己的一段愛情心史的。快到年底時,我們的工作已經完成,並由世英的未婚妻肖肖謄抄完畢,有厚厚一大摞,篇幅比當時人們編的版本都大得多,我相信思路也更為獨特。不過,能幹的林銘述始終未能把它印行,那一大摞稿子也不知去向了。林後來告訴我,他的真正目的隻是想讓世英有一件事可做,免得太寂寞。與林相識後,我也覺得他很能幹。他個兒不高,精力充沛,做什麽事都興致勃勃,在任何場合都談笑自如。我最佩服的是他的攝影,看了他的作品感到心迷手癢,便向世英借相機。郭家的相機都很高級,鑑於我是初學,世英就把一台徠卡借給林,我則用林的那台國產58-2玩起了攝影。


    進入1968年後,林銘述又出新點子,提議我們一起來研究文革思潮。當年3月,我們在林家及音樂學院教室先後舉行了四次討論,參加者除我、郭、林之外還有方小早。世英又是十分投入,每次給我寫信都要談論這件事。在討論時,他也非常認真。我們規定每人寫一篇論文,他說他打算以對群眾的態度為主線寫文革:“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落實在群眾,打倒走資派是為了教育群眾,革命委員會就是讓群眾直接參與政權……”我們都不同意,認為應該以無產階級專政為主線。他激烈地和我們爭論,反覆論證群眾問題是最根本的,專政問題受群眾問題的製約,說到末了大聲宣布:“所以,老三篇是最高的,是無產階級人道主義的頂點,高到老三篇就沒法再高了!”老三篇是毛澤東的三篇短文,即《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當時許多人能全文背誦。後來,我們都寫了論文初稿,他的主題正是群眾,我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林的是江青的文藝革命。我忘了方的主題,印象中他的觀點算比較中性。這些稿子集中到世英手中,還沒有來得及傳閱,他就遇害了。


    當時我們做的都是正麵文章,指導動機都是力圖理解文革的必然性,現在來看當然水平甚低。不過,世英的心態要比我們複雜。表麵看來,他對文革懷著一種浪漫主義的激情,歌頌的調子比我們高許多。可是,這也許正是因為,他在內心深處已預感到文革所釋放的那股盲目力量可能毀滅他和他的家庭,於是藉著用極端方式為它辯護來說服自己。在一次討論時,他忽然顯得心不在焉,眯眼望著窗外某處,沉默半晌,迸出了一句話:“郭沫若遲早也完蛋!”


    二十一 永遠的咒語


    殺害世英的兇手是他班上的若幹學生,他們無名無姓,微不足道,如今已像螞蟻一樣消失在無人知道的犄角旮旯裏了。然而,在他們一生中的某個時候,他們曾經結集為一支仇恨的小分隊,堅持不懈地追殺一顆他們不能認同的靈魂。從文革初期起,這個追殺行動就沒有停止過。這幾個人屬於農大的造反派組織東方紅,按照一種解釋,他們整郭世英是為了反周恩來,因為當初郭的問題是周親自處理的。世英死後,周恩來來到郭家,還曾說了“世英是為我死的”這樣一句痛心而又內疚的話。我相信這是重要動機之一,但我認為最深層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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