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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與性情（短篇集） 作者：周國平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二毛家都多子女，現在我仍記得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大毛家的大公子叫彩庭，年齡比我們大許多，在我上小學時就結婚了。他相貌堂堂，拍過一張化裝成梁山伯的戲照，使我在心中崇拜了好一陣。他的婚禮在一家酒店舉行，擺了一二十桌，在當時算得場麵盛大。母親背著父親送五元錢禮金，帶我們去參加了婚禮，目的當然是為了讓我們飽餐一頓。老式婚禮有許多繁文縟節，新郎新娘不斷地被領到每個稍有瓜葛的長輩前鞠躬，雖然當時我是一個孩子，也已發現他們越來越不耐煩，臉色漸漸陰沉。婚禮的高潮是拜天地，當司儀高聲宣布之時，意外的事情發生了，人們發現新郎新娘不知了去向。大廳裏一陣騷動，最後好像是從廁所裏把他們找了出來，新郎臉色鐵青，勉強三鞠躬了事。大人們說，新郎是新式人，不喜歡這些老式禮節。可是，結婚後不久，這個新式人也和他的父輩一樣經常毒打那個當小學校長的妻子了。大毛家的二女兒叫彩虹，比我大兩歲，父親常開玩笑說要給我們兩人訂親，使得我們見麵時都有點忸怩。後來她的姐姐彩霞死於腦炎，她就繼承了姐姐的婚姻，成了她的姐夫的妻子，據說這是浦東農村的一種習俗。
小毛家很窮，家裏有兩個男孩和我年齡相近，便成了我小時經常的玩伴。彩雲比我大兩歲，喜歡偷家裏的東西賣掉。有一回，家裏讓他去一個地方辦事，他約我同去。乘車時，他拿出一張五元整票買車票，我感到奇怪，問他有零錢為什麽不用。他說，把整票找開，就可以謊報車費而留給自己一些錢了。這種做法是我怎麽也想不到的，使我驚訝了很久。彩蜚比我小兩歲，身上臉上永遠髒兮兮的，總是拖著鼻涕，不時用舌頭舔進嘴裏。他曾認真地把他的一個重要發現告訴我，說鼻涕的味道很鮮美。
侯家路這座老樓裏也許發生過許多故事，可是年幼的我知道得不多。在其餘房客中，李家媽媽給我留下了較深的印象。穿過毛家用作車間的客廳，角落邊有一扇門，門內就住著和藹可親的李家媽媽。她是一個漂亮的廣東女人，彎彎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常常笑容可掬，露出雪白整齊的牙齒。她也愛打扮，總是描著眉塗著口紅，這在新社會是很忌諱的。她的丈夫是一個比她年長得多的老先生，戴一副金絲眼鏡，留著八字鬍，聽說是國民黨的一個遺老，在一天夜裏突然死了。李家媽媽沒有孩子，非常喜歡我，有一回把我請到她房裏，不知怎麽款待我才好，最後是給我煮了一碗甜麵條。也許出於對她的身世的猜疑，母親不太贊成我們和她往來，可是我卻不由自主地被她的嫵媚笑容所吸引。我記得的另一個特別房客是一個單身男人，住在一樓的一間沒有光線的小屋裏。他也不是本地人，和誰都不來往，平時沒有人注意他。有一天，他突然上吊了，樓裏的居民為此議論了好些天。有一個小孩看見了現場，向我描述死者那一根拖出的長舌頭。從此以後，上樓梯經過那間小屋門口時，我就會感到一陣恐怖。
小學五年級時，我家遷居了，侯家路的屋子由我的三舅和外婆續住。遷居後，因為我和姐姐仍讀原來的學校，為了方便上學，我倆就和外婆一起繼續住在侯家路，隻在周末去新居與父母團聚。外婆很疼愛我們，天天給我們煮雞血豆腐湯，問我們好不好吃。開始我挺愛吃，後來就膩了，但為了讓她高興，就總是回答好吃。她真的很高興，屢次告訴母親，說我最喜歡吃雞血豆腐湯。結果，我吃了一年雞血豆腐湯。小學畢業後，我也離開了侯家路。幾年前，在房產開發的熱潮中，上海老城的那些舊街舊屋被全部拆毀，世上不再有侯家路，也不再有那間藏著我的童年記憶的亭子間了。
三 上課愛做小動作
我上幼兒園和讀小學都在紫金小學。這是一所私立學校，離我家很近，在短短的卵石路上拐兩個彎就到了。小學最後一個學年，在公私合營運動中，紫金小學由私立改為公立。奇怪的是，校名也改成了晏海路第二小學，雖然它明明在紫金路上，而並不在晏海路上。我覺得紫金小學這個名字好聽，改名讓我不舒服。我畢業後，那裏的馬路擴修，併入河南南路，校名又改成了河南南路第二小學。學校改公立那天，我放學回家，看見人們在街上敲鑼打鼓，毛家伯伯表情嚴肅地站在120號門口放鞭炮，他的襪廠也被合營了。
解放初期政治運動不斷，除了公私合營外，留下印象的還有三反五反。大約七八歲時，父親帶我到他工作的稅務局玩，一個伯伯笑眯眯地問我：“想不想看老虎?”我點頭，他就領我到一個房間門口，把門推開。我正害怕，卻發現屋裏沒有老虎，隻有幾個和這個伯伯差不多的人坐著或站著。他告訴我，這些人就是老虎。我莫名其妙，許多年後才知道，當時把貪汙犯稱作老虎。
紫金小學附設幼兒園，當時叫幼稚班，我是三歲被送進那裏的。據說三歲是一條分界線，此時大腦發育可能有一個特殊的過程，啟動了記憶功能，同時把三歲前的事遺忘，徹底封存在了無意識之中。我最早的記憶也隻能追溯到三歲上幼稚班時。我記得老師姓俞，是一個三十來歲的溫和女子，戴一副度數很淺的近視鏡。我是和比我大兩歲的姐姐同時入幼稚班的，為了便於照顧我，老師把她的座位安排在我的旁邊。可是，這個不懂事的弟弟老是欺負姐姐，上著課就和姐姐打了起來。老師便把她的位置調開，但我仍然會離座去她那裏打架，最後老師隻好把我們編在不同的班裏。
那時候，幼稚班的孩子也要參加考試，如獲通過，便能升入一年級。我記得考試時的一個場景：我坐在課桌前，老師和我的母親站在我身邊，我拿著鉛筆在考卷上亂塗一氣，直到把空白都塗滿。現在我很難推測當時為什麽這樣做，因為那時我肯定已經認了一些字。當然，我未獲通過，事實上是留級了。其後我在家裏呆了半年，再讀了半年幼稚班，才成為小學生。如果不留級，我上小學的年齡就不是五歲，而應該是四歲。那一年剛解放，對於上小學的年齡還沒有限製。解放無疑是那一年發生的最重大事件，但我對它毫無印象。在我的記憶中，可以和它聯繫起來的惟一事情是國民黨時期發行的紙幣不能用了。家裏有成箱這樣的嶄新的小麵額紙幣，一捆一捆整整齊齊，父親說是假鈔票，不時拿一些給我們玩，很長時間才玩光。後來知道，解放前夕通貨膨脹嚴重，這些鈔票本來就不值錢。
我上小學時已經解放，有了許多公立學校，每學期的學費是六元，而紫金小學的學費是二十四元。但是，父親認為這所小學教學質量好，就讓我接著上。不過我享受減免學費的待遇，每學期繳八元。其實這所學校規模很小，隻有一座二層小樓和一些平房，幾乎沒有空地。校長是一位姓汪的女士，總是很嚴厲的模樣，有一回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裏，為了一件什麽事情狠訓了我一頓。我很怕她，好在不常見到她。每當我在記憶中沿著上學的路線走到校門前時，眼前出現的不是這位校長，而是教體育的李老師。當時李老師已是一個白髮老婦，戴著瓶子底般的厚鏡片，極喜歡孩子，一到上學的時間就坐在校門口，親切地與每一個學生打招呼和開玩笑。
小毛家很窮，家裏有兩個男孩和我年齡相近，便成了我小時經常的玩伴。彩雲比我大兩歲，喜歡偷家裏的東西賣掉。有一回，家裏讓他去一個地方辦事，他約我同去。乘車時，他拿出一張五元整票買車票，我感到奇怪，問他有零錢為什麽不用。他說，把整票找開，就可以謊報車費而留給自己一些錢了。這種做法是我怎麽也想不到的，使我驚訝了很久。彩蜚比我小兩歲，身上臉上永遠髒兮兮的，總是拖著鼻涕，不時用舌頭舔進嘴裏。他曾認真地把他的一個重要發現告訴我，說鼻涕的味道很鮮美。
侯家路這座老樓裏也許發生過許多故事，可是年幼的我知道得不多。在其餘房客中，李家媽媽給我留下了較深的印象。穿過毛家用作車間的客廳，角落邊有一扇門，門內就住著和藹可親的李家媽媽。她是一個漂亮的廣東女人，彎彎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常常笑容可掬，露出雪白整齊的牙齒。她也愛打扮，總是描著眉塗著口紅，這在新社會是很忌諱的。她的丈夫是一個比她年長得多的老先生，戴一副金絲眼鏡，留著八字鬍，聽說是國民黨的一個遺老，在一天夜裏突然死了。李家媽媽沒有孩子，非常喜歡我，有一回把我請到她房裏，不知怎麽款待我才好，最後是給我煮了一碗甜麵條。也許出於對她的身世的猜疑，母親不太贊成我們和她往來，可是我卻不由自主地被她的嫵媚笑容所吸引。我記得的另一個特別房客是一個單身男人，住在一樓的一間沒有光線的小屋裏。他也不是本地人，和誰都不來往，平時沒有人注意他。有一天，他突然上吊了，樓裏的居民為此議論了好些天。有一個小孩看見了現場，向我描述死者那一根拖出的長舌頭。從此以後，上樓梯經過那間小屋門口時，我就會感到一陣恐怖。
小學五年級時，我家遷居了，侯家路的屋子由我的三舅和外婆續住。遷居後，因為我和姐姐仍讀原來的學校，為了方便上學，我倆就和外婆一起繼續住在侯家路，隻在周末去新居與父母團聚。外婆很疼愛我們，天天給我們煮雞血豆腐湯，問我們好不好吃。開始我挺愛吃，後來就膩了，但為了讓她高興，就總是回答好吃。她真的很高興，屢次告訴母親，說我最喜歡吃雞血豆腐湯。結果，我吃了一年雞血豆腐湯。小學畢業後，我也離開了侯家路。幾年前，在房產開發的熱潮中，上海老城的那些舊街舊屋被全部拆毀，世上不再有侯家路，也不再有那間藏著我的童年記憶的亭子間了。
三 上課愛做小動作
我上幼兒園和讀小學都在紫金小學。這是一所私立學校，離我家很近，在短短的卵石路上拐兩個彎就到了。小學最後一個學年，在公私合營運動中，紫金小學由私立改為公立。奇怪的是，校名也改成了晏海路第二小學，雖然它明明在紫金路上，而並不在晏海路上。我覺得紫金小學這個名字好聽，改名讓我不舒服。我畢業後，那裏的馬路擴修，併入河南南路，校名又改成了河南南路第二小學。學校改公立那天，我放學回家，看見人們在街上敲鑼打鼓，毛家伯伯表情嚴肅地站在120號門口放鞭炮，他的襪廠也被合營了。
解放初期政治運動不斷，除了公私合營外，留下印象的還有三反五反。大約七八歲時，父親帶我到他工作的稅務局玩，一個伯伯笑眯眯地問我：“想不想看老虎?”我點頭，他就領我到一個房間門口，把門推開。我正害怕，卻發現屋裏沒有老虎，隻有幾個和這個伯伯差不多的人坐著或站著。他告訴我，這些人就是老虎。我莫名其妙，許多年後才知道，當時把貪汙犯稱作老虎。
紫金小學附設幼兒園，當時叫幼稚班，我是三歲被送進那裏的。據說三歲是一條分界線，此時大腦發育可能有一個特殊的過程，啟動了記憶功能，同時把三歲前的事遺忘，徹底封存在了無意識之中。我最早的記憶也隻能追溯到三歲上幼稚班時。我記得老師姓俞，是一個三十來歲的溫和女子，戴一副度數很淺的近視鏡。我是和比我大兩歲的姐姐同時入幼稚班的，為了便於照顧我，老師把她的座位安排在我的旁邊。可是，這個不懂事的弟弟老是欺負姐姐，上著課就和姐姐打了起來。老師便把她的位置調開，但我仍然會離座去她那裏打架，最後老師隻好把我們編在不同的班裏。
那時候，幼稚班的孩子也要參加考試，如獲通過，便能升入一年級。我記得考試時的一個場景：我坐在課桌前，老師和我的母親站在我身邊，我拿著鉛筆在考卷上亂塗一氣，直到把空白都塗滿。現在我很難推測當時為什麽這樣做，因為那時我肯定已經認了一些字。當然，我未獲通過，事實上是留級了。其後我在家裏呆了半年，再讀了半年幼稚班，才成為小學生。如果不留級，我上小學的年齡就不是五歲，而應該是四歲。那一年剛解放，對於上小學的年齡還沒有限製。解放無疑是那一年發生的最重大事件，但我對它毫無印象。在我的記憶中，可以和它聯繫起來的惟一事情是國民黨時期發行的紙幣不能用了。家裏有成箱這樣的嶄新的小麵額紙幣，一捆一捆整整齊齊，父親說是假鈔票，不時拿一些給我們玩，很長時間才玩光。後來知道，解放前夕通貨膨脹嚴重，這些鈔票本來就不值錢。
我上小學時已經解放，有了許多公立學校，每學期的學費是六元，而紫金小學的學費是二十四元。但是，父親認為這所小學教學質量好，就讓我接著上。不過我享受減免學費的待遇，每學期繳八元。其實這所學校規模很小，隻有一座二層小樓和一些平房，幾乎沒有空地。校長是一位姓汪的女士，總是很嚴厲的模樣，有一回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裏，為了一件什麽事情狠訓了我一頓。我很怕她，好在不常見到她。每當我在記憶中沿著上學的路線走到校門前時，眼前出現的不是這位校長，而是教體育的李老師。當時李老師已是一個白髮老婦，戴著瓶子底般的厚鏡片，極喜歡孩子，一到上學的時間就坐在校門口，親切地與每一個學生打招呼和開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