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也是多麽駕輕就熟。我們曾經如此判決了胡適、梁實秋、周
作人等人，而現在，由於魯迅、郭沫若、茅盾在革命時代受過的重
視，也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要求把他們送上審判革命的被告席。
那些沒有文學素養的所謂文學批評家同時也是一些政治上的一
孔之見者和偏執狂，他們永遠也不會理解，一個曾經歸附過納粹
的人怎麽還可以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而一個作家的文學創作
又如何可以與他所捲入的政治無關並且擁有更長久的生命。甚
至列寧也懂得一切偉大作家的創作必然突破其政治立場的限
製，可是這班自命反專製主義的法官還要審判列寧哩。
東歐解體後，昆德拉的作品在自己的祖國大受歡迎，他本人
03另一種存在
對此的感想是：“我看見自己騎在一頭誤解的毛驢上回到故鄉。”
在此前十多年，住在柏林的貢布羅維茨拒絕回到自由化氣氛熱
烈的波蘭，昆德拉對比表示理解，認為其真正的理由與政治無
關，而是關於存在的。無論在祖國，還是在僑居地，優秀的流亡
作家都容易被誤解成政治人物，而他們的存在性質的苦惱卻無
人置理，無法與人交流。
關於這種存在性質的苦惱，昆德拉有一段詩意的表達：“令
人震驚的陌生性並非表現在我們所追嬉的不相識的女人身上，
而是在一個過去曾經屬於我們的女人身上。隻有在長時間遠走
後重返故鄉，才能揭示世界與存在的根本的陌生性。”
非常深刻。和陌生女人調情，在陌生國度觀光，我們所感受
到的隻是一種新奇的刺激，這種感覺無關乎存在的本質。相反，
當我們麵對一個朝夕相處的女人，一片熟門熟路的鄉土，日常生
活中一些自以為熟稔的人與事，突然產生一種陌生感和疏遠感
的時候，我們便瞥見了存在的令人震驚的本質了。此時此刻，我
們一向藉之生存的根據突然瓦解了，存在向我們展現了它的可
怕的虛無本相。不過，這種感覺的產生無須藉助於遠走和重返，
盡管距離的間隔往往會促成疏遠化眼光的形成。
對於移民作家來說，最深層的痛苦不是鄉愁，而是一旦回到
故鄉時會產生的這種陌生感，並且這種陌生感一旦產生就不隻
是針對故鄉的，也是針對世界和存在的。我們可以想像，倘若貢
布羅維茨回到了波蘭，當人們把他當做一位政治上的文化英雄
而熱烈歡迎的時候，他會感到多麽孤獨。
八、文學的安靜
波蘭女詩人維斯瓦娃·希姆博爾斯卡獲得1996年諾貝爾文
13探究存在之謎
學獎之後，該獎的前一位得主愛爾蘭詩人希尼寫信給她，同情地
嘆道：“可憐的、可憐的維斯瓦娃。”而維斯瓦娃也真的覺得自己
可憐，因為她從此不得安寧了，必須應付大量來信、採訪和演講。
她甚至希望有個替身代她拋頭露麵，使她可以回到隱姓埋名的
正常生活中去。
維斯瓦娃的煩惱屬於一切真正熱愛文學的成名作家。作家
對於名聲當然不是無動於衷的，他既然寫作，就不能不關心自己
的作品是否被讀者接受。但是，對於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成為
新聞人物卻是一種災難。文學需要安靜，新聞則追求熱鬧，兩者
在本性上是互相對立的。福克納稱文學是“世界上最孤寂的職
業”，寫作如同一個遇難者在大海上掙紮，永遠是孤軍奮戰，誰也
無法幫助一個人寫他要寫的東西。這是一個真正有自己的東西
要寫的人的心境，這時候他渴望避開一切人，全神貫注於他的寫
作。他遇難的海域僅僅屬於他自己，他必須自己救自己，任何外
界的喧譁隻會導致他的沉沒。當然，如果一個人並沒有自己真
正要寫的東西，他就會喜歡成為新聞人物。對於這樣的人來說，
文學不是生命的事業，而隻是一種表演和姿態。
我不相信一個好作家會是熱中於交際和談話的人。據我所
知，最好的作家都是一些交際和談話的節儉者，他們為了寫作而
吝於交際，為了文字而節省談話。他們懂得孕育的神聖，在作品
寫出之前，忌諱向人談論醞釀中的作品。凡是可以寫進作品的
東西，他們不願把它們變成言談而白白流失。維斯瓦娃說她一
生隻做過三次演講，每次都備受折磨。海明威在諾貝爾授獎儀
式上的書麵發言僅一千字，其結尾是：“作為一個作家，我已經講
得太多了。作家應當把自己要說的話寫下來，而不是講出來。”
福克納拒絕與人討論自己的作品，因為：“毫無必要。我寫出來
的東西要自己中意才行，既然自己中意了，就無須再討論，自己
23另一種存在
不中意，討論也無濟於事。”相反，那些喜歡滔滔不絕地談論文
學、談論自己的寫作打算的人，多半是文學上的低能兒和失
敗者。
好的作家是作品至上主義者，就像福樓拜所說，他們是一些
想要消失在自己作品後麵的人。他們最不願看到的情景就是自
己成為公眾關注的人物，作品卻遭到遺忘。因此，他們大多都反
感別人給自己寫傳。海明威譏諷熱中於為名作家寫傳的人是
“聯邦調查局的小角色”，他建議一心要寫他的傳記的菲力普·揚
去研究死去的作家，而讓他“安安靜靜地生活和寫作”。福克納
告訴他的傳記作者馬爾科姆·考利：“作為一個不願拋頭露麵的
人，我的雄心是要退出歷史舞台，從歷史上銷聲匿跡，死後除了
發表的作品外，不留下一點廢物。”昆德拉認為，卡夫卡在臨死前
之所以要求毀掉信件，是恥於死後成為客體。可惜的是，卡夫卡
的研究者們紛紛把注意力放在他的生平細節上，而不是他的小
說藝術上。昆德拉對此評論道：“當卡夫卡比約瑟夫·k更引人
注目時，卡夫卡即將死亡的進程便開始了。”
在研究作家的作品時，歷來有作家生平本位和作品本位之
爭。十九世紀法國批評家聖伯夫是前者的代表，他認為作家生
平是作品形成的內在依據，因此不可將作品同人分開，必須收集
有關作家的一切可能的資料，包括家族史、早期教育、書信、知情
人的回憶等等。在自己生前未發表的筆記中，普魯斯特對當時
占統治地位的這種觀點作了精彩的反駁。他指出，作品是作家
作人等人，而現在，由於魯迅、郭沫若、茅盾在革命時代受過的重
視，也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要求把他們送上審判革命的被告席。
那些沒有文學素養的所謂文學批評家同時也是一些政治上的一
孔之見者和偏執狂，他們永遠也不會理解，一個曾經歸附過納粹
的人怎麽還可以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而一個作家的文學創作
又如何可以與他所捲入的政治無關並且擁有更長久的生命。甚
至列寧也懂得一切偉大作家的創作必然突破其政治立場的限
製，可是這班自命反專製主義的法官還要審判列寧哩。
東歐解體後，昆德拉的作品在自己的祖國大受歡迎，他本人
03另一種存在
對此的感想是：“我看見自己騎在一頭誤解的毛驢上回到故鄉。”
在此前十多年，住在柏林的貢布羅維茨拒絕回到自由化氣氛熱
烈的波蘭，昆德拉對比表示理解，認為其真正的理由與政治無
關，而是關於存在的。無論在祖國，還是在僑居地，優秀的流亡
作家都容易被誤解成政治人物，而他們的存在性質的苦惱卻無
人置理，無法與人交流。
關於這種存在性質的苦惱，昆德拉有一段詩意的表達：“令
人震驚的陌生性並非表現在我們所追嬉的不相識的女人身上，
而是在一個過去曾經屬於我們的女人身上。隻有在長時間遠走
後重返故鄉，才能揭示世界與存在的根本的陌生性。”
非常深刻。和陌生女人調情，在陌生國度觀光，我們所感受
到的隻是一種新奇的刺激，這種感覺無關乎存在的本質。相反，
當我們麵對一個朝夕相處的女人，一片熟門熟路的鄉土，日常生
活中一些自以為熟稔的人與事，突然產生一種陌生感和疏遠感
的時候，我們便瞥見了存在的令人震驚的本質了。此時此刻，我
們一向藉之生存的根據突然瓦解了，存在向我們展現了它的可
怕的虛無本相。不過，這種感覺的產生無須藉助於遠走和重返，
盡管距離的間隔往往會促成疏遠化眼光的形成。
對於移民作家來說，最深層的痛苦不是鄉愁，而是一旦回到
故鄉時會產生的這種陌生感，並且這種陌生感一旦產生就不隻
是針對故鄉的，也是針對世界和存在的。我們可以想像，倘若貢
布羅維茨回到了波蘭，當人們把他當做一位政治上的文化英雄
而熱烈歡迎的時候，他會感到多麽孤獨。
八、文學的安靜
波蘭女詩人維斯瓦娃·希姆博爾斯卡獲得1996年諾貝爾文
13探究存在之謎
學獎之後，該獎的前一位得主愛爾蘭詩人希尼寫信給她，同情地
嘆道：“可憐的、可憐的維斯瓦娃。”而維斯瓦娃也真的覺得自己
可憐，因為她從此不得安寧了，必須應付大量來信、採訪和演講。
她甚至希望有個替身代她拋頭露麵，使她可以回到隱姓埋名的
正常生活中去。
維斯瓦娃的煩惱屬於一切真正熱愛文學的成名作家。作家
對於名聲當然不是無動於衷的，他既然寫作，就不能不關心自己
的作品是否被讀者接受。但是，對於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成為
新聞人物卻是一種災難。文學需要安靜，新聞則追求熱鬧，兩者
在本性上是互相對立的。福克納稱文學是“世界上最孤寂的職
業”，寫作如同一個遇難者在大海上掙紮，永遠是孤軍奮戰，誰也
無法幫助一個人寫他要寫的東西。這是一個真正有自己的東西
要寫的人的心境，這時候他渴望避開一切人，全神貫注於他的寫
作。他遇難的海域僅僅屬於他自己，他必須自己救自己，任何外
界的喧譁隻會導致他的沉沒。當然，如果一個人並沒有自己真
正要寫的東西，他就會喜歡成為新聞人物。對於這樣的人來說，
文學不是生命的事業，而隻是一種表演和姿態。
我不相信一個好作家會是熱中於交際和談話的人。據我所
知，最好的作家都是一些交際和談話的節儉者，他們為了寫作而
吝於交際，為了文字而節省談話。他們懂得孕育的神聖，在作品
寫出之前，忌諱向人談論醞釀中的作品。凡是可以寫進作品的
東西，他們不願把它們變成言談而白白流失。維斯瓦娃說她一
生隻做過三次演講，每次都備受折磨。海明威在諾貝爾授獎儀
式上的書麵發言僅一千字，其結尾是：“作為一個作家，我已經講
得太多了。作家應當把自己要說的話寫下來，而不是講出來。”
福克納拒絕與人討論自己的作品，因為：“毫無必要。我寫出來
的東西要自己中意才行，既然自己中意了，就無須再討論，自己
23另一種存在
不中意，討論也無濟於事。”相反，那些喜歡滔滔不絕地談論文
學、談論自己的寫作打算的人，多半是文學上的低能兒和失
敗者。
好的作家是作品至上主義者，就像福樓拜所說，他們是一些
想要消失在自己作品後麵的人。他們最不願看到的情景就是自
己成為公眾關注的人物，作品卻遭到遺忘。因此，他們大多都反
感別人給自己寫傳。海明威譏諷熱中於為名作家寫傳的人是
“聯邦調查局的小角色”，他建議一心要寫他的傳記的菲力普·揚
去研究死去的作家，而讓他“安安靜靜地生活和寫作”。福克納
告訴他的傳記作者馬爾科姆·考利：“作為一個不願拋頭露麵的
人，我的雄心是要退出歷史舞台，從歷史上銷聲匿跡，死後除了
發表的作品外，不留下一點廢物。”昆德拉認為，卡夫卡在臨死前
之所以要求毀掉信件，是恥於死後成為客體。可惜的是，卡夫卡
的研究者們紛紛把注意力放在他的生平細節上，而不是他的小
說藝術上。昆德拉對此評論道：“當卡夫卡比約瑟夫·k更引人
注目時，卡夫卡即將死亡的進程便開始了。”
在研究作家的作品時，歷來有作家生平本位和作品本位之
爭。十九世紀法國批評家聖伯夫是前者的代表，他認為作家生
平是作品形成的內在依據，因此不可將作品同人分開，必須收集
有關作家的一切可能的資料，包括家族史、早期教育、書信、知情
人的回憶等等。在自己生前未發表的筆記中，普魯斯特對當時
占統治地位的這種觀點作了精彩的反駁。他指出，作品是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