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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與性情:周國平心靈自傳 作者:周國平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上大學時,一個聰明的同學曾經嘲笑我夢想純潔的愛情,對我說:什麽是愛情?這與公狗和母狗之間發生的是一回事。我喜歡這個同學,但反感他說的這句話。現在我不會否認,他所說的驅使公狗尋找母狗的動機在我身上也起了作用。在那個年代,未婚性關係被視為嚴重錯誤,必定招致處分和羞辱,一個年輕人倘若不想毀掉自己的前途,結婚是解決性的需要的唯一途徑。不過,我更忍受不了的是寂寞。當我看清自己將長期乃至一輩子生活在這個深山小縣,並且確信不可能在這樣的地方找到知心伴侶之後,我就認為繼續保留那一份珍貴的權利已經沒有意義,於是決定不再等待。可供選擇的對象極為有限,卻是現成的。
兩年前離開北京的那個夜晚,在北京車站,三個女中學生來為我的兩個同學送行。不久後,她們自願去了西藏,想在那裏插隊,因為政策不允許,被安排到了一個地質隊工作。在洞庭湖農場期間,那兩個同學一直與她們通信,她們在信中向我問好。我被她們奔赴西藏的勇氣所感動,寫了一首詩,讓那兩個同學寄去。三女生中的一人直接給我來信了,我們之間開始了通信。在通信中,她的感情時有明顯的表露。匆匆見過一麵,我已經不能清晰地回憶起她的麵貌了,隻記得是高個兒,人還算漂亮。她的信給我的感覺是,革命熱情很高,思想簡單。她顯然不是一個能夠撥動我的心弦的人。但是,現在,我決定試探一下發展關係的可能性。我對她愛我是有把握的,所以實際上是要試探一下我能否愛她。1970年底,我給她發了一封信,向她開了綠燈。在當天的日記中,我寫道:“她不一定理解我,但她願意理解我,這就夠了。”答覆是預料中的,她回信告訴我,在見我的第一麵就對我有“莫名其妙的好感”。她還說,她覺得自己遠不如我,常想我,又常克製自己,簡直不知該怎麽辦。我被她的熱忱打動了,覺得沒有理由不朝前走,便約定春節在北京見麵。
春節期間,我和敏子在北京見了麵,然後又跟隨她去山西她的父母家,共相處了十來天。我的印象是矛盾的。她性格外向,開朗健談,但缺乏含蓄。我們在一起時,總是她不停地說話,而我的沉默少言也使她很不習慣。我企望一種心領神會的境界,一種直覺的溝通,這是我和她在一起時感覺不到的。當她神采飛揚地說話時,她的臉顯得生動而漂亮,可是,在另一些時候,尤其當她生氣時,就顯得憔悴而不美了。雖然她比我小兩歲,但長相明顯比我老,引不起我的溫柔之情。最使我反感的是,她常以多少有些贊成的口吻轉述她的家庭和親戚對我的指責,諸如不懂禮節、空手來訪、嘴不甜、沒有眼力見之類。眼力見是北京方言,這個詞我還是頭一回聽到,大約指一種在別人家裏敏捷地幫助做家務的能力。我從來是一個書生,壓根兒沒想到世上還有這類指責,人還必須具備這類品質。在她家住的那幾天裏,我隻感到自己走錯了地方。
在這次見麵之後,整整兩年我們沒有再見麵,僅靠通信維持著聯繫。在兩年中,我對這件婚事始終處在動搖和反覆之中。每次我一動搖,敏子都反應激烈,在信中表達了氣憤和悲傷的情緒。在我眼中,她的這類信寫得特別好,語句或尖刻或哀怨,但都有光彩,於是覺得她可愛,重新堅定起來。然後,當她滿懷信心之時,我又想起她的種種缺點,再次潑冷水,開始了新一輪循環。敏子比我清醒也比我果斷,她覺察到我不夠愛她,在見麵後最初的通信中就奉勸我:“現在剎車比以後剎車好。”並且宣布:“讓我勉強去愛一個人,是我的痛苦。讓一個人勉強來愛我,是我的恥辱。我不希望痛苦,也不希望恥辱!”相反,在整個過程中,我卻充分暴露了我的性格弱點,極其優柔寡斷,沉湎在對自己感情的無休止的自我分析之中。兩年過去了,她學徒期滿,有較長的假期,我們終於商定春節她來資源結婚。可是,在結婚前夕,我的弱點竟然來了一個大爆發。
1972年12月底,我正在中峰公社下鄉,地區文工團來這裏體驗生活了。有一天,團裏幾個人在公社客房裏閑聊,我也加入其中。有一個女演員正在刻鋼板,她身材小巧,梳兩根短辮,紮著紅頭繩,穿一件樸素的花布罩衫,一對大眼睛溫柔而有表情。我發現她常常停下手中的工作,若有所思地望著我。一會兒,她完全放下了工作,心不在焉地聽大家聊天,突然向我借鋼筆,在一張報紙上塗寫,然後又突然還給我。接著,我們結群去禮堂看公社業餘會演,她說她要趕任務,不去了。可是,在禮堂裏坐下不久,我發現她坐在台上一側的椅子上,正凝望著我。
若幹天後,貝珍走進我住的客房來取火種,對我說:“我可能先回桂林,明天走。”門外有人聲,她匆匆走了。一會兒,我出屋子,正要進公社辦公室,見她迎麵走來,走過我身邊,飛快地遞給我一張紙條,頭不回地徑直走了。我的心砰砰亂跳,走到街上無人處看紙條,上麵寫的是:“在即將離別之前,才感覺到這裏山好水好人更好,尤其是你,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午,在一間大客房裏,文工團的人在烤火,她在油印。我靠在角落裏一張床上,注視著她,心裏七上八下,她也不時朝我窺看。我做出兩個決定,第一立即給敏子發電報,讓她暫時不來資源,第二把我和敏子的事情告訴貝珍。晚上,我和貝珍在鄉村公路上散步。聽說我已經有了未婚妻,她一怔,顯然感到意外。她告訴我,雖然她不乏追求者,可是她對別人從來沒有產生過這種感情。
次日,我回縣裏開會,四五天裏,我們通了好幾封信。在當時的我看來,毀棄婚約是極嚴重的事,基本否決了,但又十分捨不得她。她也勸我維持婚約,同時又對我一往情深。1972年的最後一天,我藉口要買香菇,跑到中峰,當然真正的目的是想見她一麵。回縣前,她來找我,說已經請假,要去縣裏買東西。後來我知道,她的藉口是去買天麻,文工團的人因此給我們兩人起了綽號,稱她為香菇,稱我為天麻。我們同車到達縣城,她下午去辦事,晚上來我的房間敘談,當夜住在縣文藝隊的宿舍裏。
按照常情判斷,兩個彼此愛戀的年輕人關門處於一室,一定會發生點什麽事。事實卻不然,那時候的我,說單純也好,說迂腐也好,對於一個我不能娶的姑娘,哪怕動一下親吻的念頭也會覺得罪惡的。然而,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我們規矩地坐著說話的時候,中峰那裏已經炸開了鍋。正是陽曆除夕,文工團的人聚餐,有人問貝珍哪裏去了,響起了一片嘻笑:“縣革委會那個戴眼鏡的小夥子真厲害,把我們團的姑娘拐走了!”“多少人攻不下,他盯她看一會兒,一下子就帶走了……”在場的地區政工組一個副組長聞言勃然大怒,當即宣布要把我放到最苦的公社去。當天夜裏,文工團不斷地往縣裏打電話找人,並調查貝珍睡在何處。第二天,從清晨起就派人在公路上守候,貝珍一到達,立即被隔離了起來。第三天,我去中峰,無法再見到她,隻得到了別人轉交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表示不再與我見麵。
兩年前離開北京的那個夜晚,在北京車站,三個女中學生來為我的兩個同學送行。不久後,她們自願去了西藏,想在那裏插隊,因為政策不允許,被安排到了一個地質隊工作。在洞庭湖農場期間,那兩個同學一直與她們通信,她們在信中向我問好。我被她們奔赴西藏的勇氣所感動,寫了一首詩,讓那兩個同學寄去。三女生中的一人直接給我來信了,我們之間開始了通信。在通信中,她的感情時有明顯的表露。匆匆見過一麵,我已經不能清晰地回憶起她的麵貌了,隻記得是高個兒,人還算漂亮。她的信給我的感覺是,革命熱情很高,思想簡單。她顯然不是一個能夠撥動我的心弦的人。但是,現在,我決定試探一下發展關係的可能性。我對她愛我是有把握的,所以實際上是要試探一下我能否愛她。1970年底,我給她發了一封信,向她開了綠燈。在當天的日記中,我寫道:“她不一定理解我,但她願意理解我,這就夠了。”答覆是預料中的,她回信告訴我,在見我的第一麵就對我有“莫名其妙的好感”。她還說,她覺得自己遠不如我,常想我,又常克製自己,簡直不知該怎麽辦。我被她的熱忱打動了,覺得沒有理由不朝前走,便約定春節在北京見麵。
春節期間,我和敏子在北京見了麵,然後又跟隨她去山西她的父母家,共相處了十來天。我的印象是矛盾的。她性格外向,開朗健談,但缺乏含蓄。我們在一起時,總是她不停地說話,而我的沉默少言也使她很不習慣。我企望一種心領神會的境界,一種直覺的溝通,這是我和她在一起時感覺不到的。當她神采飛揚地說話時,她的臉顯得生動而漂亮,可是,在另一些時候,尤其當她生氣時,就顯得憔悴而不美了。雖然她比我小兩歲,但長相明顯比我老,引不起我的溫柔之情。最使我反感的是,她常以多少有些贊成的口吻轉述她的家庭和親戚對我的指責,諸如不懂禮節、空手來訪、嘴不甜、沒有眼力見之類。眼力見是北京方言,這個詞我還是頭一回聽到,大約指一種在別人家裏敏捷地幫助做家務的能力。我從來是一個書生,壓根兒沒想到世上還有這類指責,人還必須具備這類品質。在她家住的那幾天裏,我隻感到自己走錯了地方。
在這次見麵之後,整整兩年我們沒有再見麵,僅靠通信維持著聯繫。在兩年中,我對這件婚事始終處在動搖和反覆之中。每次我一動搖,敏子都反應激烈,在信中表達了氣憤和悲傷的情緒。在我眼中,她的這類信寫得特別好,語句或尖刻或哀怨,但都有光彩,於是覺得她可愛,重新堅定起來。然後,當她滿懷信心之時,我又想起她的種種缺點,再次潑冷水,開始了新一輪循環。敏子比我清醒也比我果斷,她覺察到我不夠愛她,在見麵後最初的通信中就奉勸我:“現在剎車比以後剎車好。”並且宣布:“讓我勉強去愛一個人,是我的痛苦。讓一個人勉強來愛我,是我的恥辱。我不希望痛苦,也不希望恥辱!”相反,在整個過程中,我卻充分暴露了我的性格弱點,極其優柔寡斷,沉湎在對自己感情的無休止的自我分析之中。兩年過去了,她學徒期滿,有較長的假期,我們終於商定春節她來資源結婚。可是,在結婚前夕,我的弱點竟然來了一個大爆發。
1972年12月底,我正在中峰公社下鄉,地區文工團來這裏體驗生活了。有一天,團裏幾個人在公社客房裏閑聊,我也加入其中。有一個女演員正在刻鋼板,她身材小巧,梳兩根短辮,紮著紅頭繩,穿一件樸素的花布罩衫,一對大眼睛溫柔而有表情。我發現她常常停下手中的工作,若有所思地望著我。一會兒,她完全放下了工作,心不在焉地聽大家聊天,突然向我借鋼筆,在一張報紙上塗寫,然後又突然還給我。接著,我們結群去禮堂看公社業餘會演,她說她要趕任務,不去了。可是,在禮堂裏坐下不久,我發現她坐在台上一側的椅子上,正凝望著我。
若幹天後,貝珍走進我住的客房來取火種,對我說:“我可能先回桂林,明天走。”門外有人聲,她匆匆走了。一會兒,我出屋子,正要進公社辦公室,見她迎麵走來,走過我身邊,飛快地遞給我一張紙條,頭不回地徑直走了。我的心砰砰亂跳,走到街上無人處看紙條,上麵寫的是:“在即將離別之前,才感覺到這裏山好水好人更好,尤其是你,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午,在一間大客房裏,文工團的人在烤火,她在油印。我靠在角落裏一張床上,注視著她,心裏七上八下,她也不時朝我窺看。我做出兩個決定,第一立即給敏子發電報,讓她暫時不來資源,第二把我和敏子的事情告訴貝珍。晚上,我和貝珍在鄉村公路上散步。聽說我已經有了未婚妻,她一怔,顯然感到意外。她告訴我,雖然她不乏追求者,可是她對別人從來沒有產生過這種感情。
次日,我回縣裏開會,四五天裏,我們通了好幾封信。在當時的我看來,毀棄婚約是極嚴重的事,基本否決了,但又十分捨不得她。她也勸我維持婚約,同時又對我一往情深。1972年的最後一天,我藉口要買香菇,跑到中峰,當然真正的目的是想見她一麵。回縣前,她來找我,說已經請假,要去縣裏買東西。後來我知道,她的藉口是去買天麻,文工團的人因此給我們兩人起了綽號,稱她為香菇,稱我為天麻。我們同車到達縣城,她下午去辦事,晚上來我的房間敘談,當夜住在縣文藝隊的宿舍裏。
按照常情判斷,兩個彼此愛戀的年輕人關門處於一室,一定會發生點什麽事。事實卻不然,那時候的我,說單純也好,說迂腐也好,對於一個我不能娶的姑娘,哪怕動一下親吻的念頭也會覺得罪惡的。然而,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我們規矩地坐著說話的時候,中峰那裏已經炸開了鍋。正是陽曆除夕,文工團的人聚餐,有人問貝珍哪裏去了,響起了一片嘻笑:“縣革委會那個戴眼鏡的小夥子真厲害,把我們團的姑娘拐走了!”“多少人攻不下,他盯她看一會兒,一下子就帶走了……”在場的地區政工組一個副組長聞言勃然大怒,當即宣布要把我放到最苦的公社去。當天夜裏,文工團不斷地往縣裏打電話找人,並調查貝珍睡在何處。第二天,從清晨起就派人在公路上守候,貝珍一到達,立即被隔離了起來。第三天,我去中峰,無法再見到她,隻得到了別人轉交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表示不再與我見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