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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與性情：周國平心靈自傳 作者：周國平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差不多與此同時，在於立群給我的一封信上，郭老寫了一小段話，署名“老兵附筆”。我是一直不敢打擾郭老的，但有了這段附筆，我就放膽給他寫信了，還寫了一首詩給他，題為《寄語老兵》。他很快給我回了信，寫信的日期是1969年1月6日，全文如下：
“國平：你的信和寫給我的詩——《寄語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詩也看了。
“我這個老兵非常羨慕你，你現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我在看世英留下來的日記，剛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記後大書特書的兩句：‘全世界什麽最幹淨?泥巴!’
“我讓他從農場回來，就像把一顆嫩苗從土壤裏拔起了的一樣，結果是什麽滋味，我深深領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邁步前進。在泥巴中紮根越深越好，紮穿地球紮到老!
“不多寫了，再說一遍：非常羨慕你!”
其後，在同年6月16日，郭老還給我寫過一封信，信中說：“你寄來的詩，我都看過。寫得好，有生活內容。我寫不出來，你不到農場去也是寫不出來的。”由於我在給他們的信中曾經嘆息自己雖然出胎生骨的時間不長，脫胎換骨卻難乎其難，他還寫道：“認真說，我倒真正羨慕你們。用你的話來說，我是‘出胎生骨的時間’太長了，因而要想脫胎換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實在是遺憾。”“脫胎換骨”是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要求，意思是徹底改造。
當時讀到這些話，我雖然也從中讀出了一種悲涼，但更多地是把它們理解為對我的鼓勵。直到《李白與杜甫》出版，我仔細琢磨了這本書的內涵，才覺得比較懂得郭老給我寫那些話時的真實心境了。《李白與杜甫》初版於1971年，其開始寫作應在1968年。正是在連喪二子之後，心中有無法表達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憤懣，需要尋找一個話題說出來，他找到了與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這本書中，郭老褒揚李白性格中天真脫俗的一麵，批評其看重功名的一麵，而最後落腳在對李白臨終那年寫的《下途歸石門舊居》一詩的詮釋上。他對這首向來不受重視的詩評價極高，視之為李白的覺醒之作和一生的總結，說它表明“李白從農民的腳踏實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從而向“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整個市儈社會”“訣別”了。姑且不論這種解釋是否牽強，或者說，正因為有些牽強，我們豈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種覺醒和總結?郭老藉此曲折地表達了對四人幫時期政治現狀的絕望，這個“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政治世界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唯一的“人生的正路”隻能是遠離政治，做一個地道的農民。回過頭看寫於同期的他給我的信，他把“在泥巴中紮根”視為“真正的道路”的含義就十分清楚了，而“紮穿地球紮到老”也就不像表麵看來那樣是一句豪言壯語，其實是一句無比沉痛的囑咐。同樣，當他摘抄世英日記中的那句話——“全世界什麽最幹淨?泥巴!”——時，他心中想必是在與政治的骯髒相對立的意義上理解泥巴的“幹淨”的。他自己對這種政治雖然完全厭惡了，但身陷其中，已經不可能擺脫，事實上也不會允許他擺脫，隻好“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在相當程度上，是世英之死促成了郭老的覺醒，世英正是文革時期政治的一個犧牲品。因此，他不能不痛悔當初讓世英從農場回來的做法。郭民英死後的一天，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全體要員來到郭家慰問，周恩來對世英說：“世英不錯嘛，在農場勞動了一年，自己又主動延長了一年。”陳伯達馬上說：“要是不回來就更好了。”陳這麽說也許是唱革命高調，但客觀上成了一句不幸而被證實的預言。世英死後兩年，周恩來在郭家也表示悔恨，說：“世英的信(一封隻寫了半頁、沒有寫完的信)就在我的口袋裏，不說這事，我很難過，看不下去。怪我有舊思想，讓他上大學，從農場回來了。孩子們的事，我們都有責任，我更有責任。”事實上，世英自己的確曾想永遠留在農場，做出這個決定的是他的正確本能，這個本能告訴他必須遠離當時的政治。如果這個決定實施，慘劇很可能不會發生。詩人和莊稼漢都是自然之子，而那些聚眾剿殺異端的小知識分子卻是社會的怪胎。當詩人的靈魂虔誠地把農場當做滌罪所的時候，實際上嚮往的是一個可以讓自己休憩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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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迷惘 周國平
我在南灣湖農場生活了一年半，自始至終，我的心情可以用一個詞概括，就是迷惘。從北京到農場，途經長沙，我們幾個同學站在湘江中的橘子洲頭，不免想起青年時代的毛澤東。那時候他也是一個學生，從農村跑到城市，組織新民學會，風華正茂，指點江山。現在我們也正是這個年齡，他老人家卻把我們從城市撒向農村，從此遠離政治文化中心。即使豪情萬丈如青年毛澤東，如果生活在這個他老人家領導的時代，又能做些什麽呢?哪裏才是今日新民學會會員應走的路程?我身邊的兩個同學從來喜歡高談中國向何處去、當今世界最大的社會需要是什麽之類的宏大話題，現在他們也心事重重地沉默了。在我看來，他們自以為站在歷史必然性的高度上，這隻是年輕人的幼稚的誇張病。我比他們清醒得多，也消極得多，個人軟弱無力的觀念像陰影一樣籠罩著我。一個人猶如一粒微塵，飄落在某一時代某一社會的大網上，我們根本不可能做舉網人，隻能被這時張時收的大網支配著。
我問自己：我究竟怕失掉什麽呢?是的，我怕失掉那顆天真的、單純的、敏感的心，那種獨立思考的能力，還有在文學上或學術上顯露才華的機會。總之，我是擔心這平凡的生活之波，這群眾的汪洋大海，把我這個雖然渺小卻無比珍貴的個體徹底淹沒了。毛澤東給知識分子指出的光明大道是到工農中去，毫無保留地與工農結合，徹底改造自己。我一方麵似乎願意改造自己，另一方麵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徹底改造了。倘若沒有了靈魂深處的那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我還是我嗎?人們給時代這個詞賦予了一種特殊的詩意，高喊著投入時代的口號激情滿懷地沖向地獄，我也要毫無返顧地往下跳嗎?
表麵上我也有振奮的時候，但我深知其不可靠。時常，當我參加著各種活動，或者和大家一起開著玩笑，一種抑鬱感突然抓住了我，我的心像被電擊似地感到劇烈的空虛和不安，把我與周圍的一切隔離開來。每天的生活除了勞動，就是關於勞動的重複又重複的訓話和討論。再苦的勞動，咬一咬牙總可以挺過去，並且漸漸適應。真正的痛苦在於這種生活強製性地破壞了知識分子的一切習慣，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甚至頭腦中自幼及長形成的基本概念，也隨之遭到了根本的打擊。當時文匯報發表丁學雷的文章，宣稱對於古的和洋的藝術的全部內容必須進行徹底的掃蕩，我讀了十分反感。我們實際上已經身處在這樣的直接現實之中了，除了“紅寶書”，任何書都不準讀，也讀不到。我的靈魂被拋入無邊的沙漠裏，看不見一片綠蔭，找不到一點寄託。我對自己說：也許，總是尋求著一種精神寄託，無所寄託就惶惶不安，這種狀態仍不免是小資吧?
“國平：你的信和寫給我的詩——《寄語老兵》，我都看了。其他的詩也看了。
“我這個老兵非常羨慕你，你現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我在看世英留下來的日記，剛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記後大書特書的兩句：‘全世界什麽最幹淨?泥巴!’
“我讓他從農場回來，就像把一顆嫩苗從土壤裏拔起了的一樣，結果是什麽滋味，我深深領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邁步前進。在泥巴中紮根越深越好，紮穿地球紮到老!
“不多寫了，再說一遍：非常羨慕你!”
其後，在同年6月16日，郭老還給我寫過一封信，信中說：“你寄來的詩，我都看過。寫得好，有生活內容。我寫不出來，你不到農場去也是寫不出來的。”由於我在給他們的信中曾經嘆息自己雖然出胎生骨的時間不長，脫胎換骨卻難乎其難，他還寫道：“認真說，我倒真正羨慕你們。用你的話來說，我是‘出胎生骨的時間’太長了，因而要想脫胎換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實在是遺憾。”“脫胎換骨”是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要求，意思是徹底改造。
當時讀到這些話，我雖然也從中讀出了一種悲涼，但更多地是把它們理解為對我的鼓勵。直到《李白與杜甫》出版，我仔細琢磨了這本書的內涵，才覺得比較懂得郭老給我寫那些話時的真實心境了。《李白與杜甫》初版於1971年，其開始寫作應在1968年。正是在連喪二子之後，心中有無法表達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憤懣，需要尋找一個話題說出來，他找到了與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這本書中，郭老褒揚李白性格中天真脫俗的一麵，批評其看重功名的一麵，而最後落腳在對李白臨終那年寫的《下途歸石門舊居》一詩的詮釋上。他對這首向來不受重視的詩評價極高，視之為李白的覺醒之作和一生的總結，說它表明“李白從農民的腳踏實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從而向“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整個市儈社會”“訣別”了。姑且不論這種解釋是否牽強，或者說，正因為有些牽強，我們豈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種覺醒和總結?郭老藉此曲折地表達了對四人幫時期政治現狀的絕望，這個“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政治世界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唯一的“人生的正路”隻能是遠離政治，做一個地道的農民。回過頭看寫於同期的他給我的信，他把“在泥巴中紮根”視為“真正的道路”的含義就十分清楚了，而“紮穿地球紮到老”也就不像表麵看來那樣是一句豪言壯語，其實是一句無比沉痛的囑咐。同樣，當他摘抄世英日記中的那句話——“全世界什麽最幹淨?泥巴!”——時，他心中想必是在與政治的骯髒相對立的意義上理解泥巴的“幹淨”的。他自己對這種政治雖然完全厭惡了，但身陷其中，已經不可能擺脫，事實上也不會允許他擺脫，隻好“成為了一個一輩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在相當程度上，是世英之死促成了郭老的覺醒，世英正是文革時期政治的一個犧牲品。因此，他不能不痛悔當初讓世英從農場回來的做法。郭民英死後的一天，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全體要員來到郭家慰問，周恩來對世英說：“世英不錯嘛，在農場勞動了一年，自己又主動延長了一年。”陳伯達馬上說：“要是不回來就更好了。”陳這麽說也許是唱革命高調，但客觀上成了一句不幸而被證實的預言。世英死後兩年，周恩來在郭家也表示悔恨，說：“世英的信(一封隻寫了半頁、沒有寫完的信)就在我的口袋裏，不說這事，我很難過，看不下去。怪我有舊思想，讓他上大學，從農場回來了。孩子們的事，我們都有責任，我更有責任。”事實上，世英自己的確曾想永遠留在農場，做出這個決定的是他的正確本能，這個本能告訴他必須遠離當時的政治。如果這個決定實施，慘劇很可能不會發生。詩人和莊稼漢都是自然之子，而那些聚眾剿殺異端的小知識分子卻是社會的怪胎。當詩人的靈魂虔誠地把農場當做滌罪所的時候，實際上嚮往的是一個可以讓自己休憩的避難所。
/* 47 */
四 迷惘 周國平
我在南灣湖農場生活了一年半，自始至終，我的心情可以用一個詞概括，就是迷惘。從北京到農場，途經長沙，我們幾個同學站在湘江中的橘子洲頭，不免想起青年時代的毛澤東。那時候他也是一個學生，從農村跑到城市，組織新民學會，風華正茂，指點江山。現在我們也正是這個年齡，他老人家卻把我們從城市撒向農村，從此遠離政治文化中心。即使豪情萬丈如青年毛澤東，如果生活在這個他老人家領導的時代，又能做些什麽呢?哪裏才是今日新民學會會員應走的路程?我身邊的兩個同學從來喜歡高談中國向何處去、當今世界最大的社會需要是什麽之類的宏大話題，現在他們也心事重重地沉默了。在我看來，他們自以為站在歷史必然性的高度上，這隻是年輕人的幼稚的誇張病。我比他們清醒得多，也消極得多，個人軟弱無力的觀念像陰影一樣籠罩著我。一個人猶如一粒微塵，飄落在某一時代某一社會的大網上，我們根本不可能做舉網人，隻能被這時張時收的大網支配著。
我問自己：我究竟怕失掉什麽呢?是的，我怕失掉那顆天真的、單純的、敏感的心，那種獨立思考的能力，還有在文學上或學術上顯露才華的機會。總之，我是擔心這平凡的生活之波，這群眾的汪洋大海，把我這個雖然渺小卻無比珍貴的個體徹底淹沒了。毛澤東給知識分子指出的光明大道是到工農中去，毫無保留地與工農結合，徹底改造自己。我一方麵似乎願意改造自己，另一方麵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徹底改造了。倘若沒有了靈魂深處的那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我還是我嗎?人們給時代這個詞賦予了一種特殊的詩意，高喊著投入時代的口號激情滿懷地沖向地獄，我也要毫無返顧地往下跳嗎?
表麵上我也有振奮的時候，但我深知其不可靠。時常，當我參加著各種活動，或者和大家一起開著玩笑，一種抑鬱感突然抓住了我，我的心像被電擊似地感到劇烈的空虛和不安，把我與周圍的一切隔離開來。每天的生活除了勞動，就是關於勞動的重複又重複的訓話和討論。再苦的勞動，咬一咬牙總可以挺過去，並且漸漸適應。真正的痛苦在於這種生活強製性地破壞了知識分子的一切習慣，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甚至頭腦中自幼及長形成的基本概念，也隨之遭到了根本的打擊。當時文匯報發表丁學雷的文章，宣稱對於古的和洋的藝術的全部內容必須進行徹底的掃蕩，我讀了十分反感。我們實際上已經身處在這樣的直接現實之中了，除了“紅寶書”，任何書都不準讀，也讀不到。我的靈魂被拋入無邊的沙漠裏，看不見一片綠蔭，找不到一點寄託。我對自己說：也許，總是尋求著一種精神寄託，無所寄託就惶惶不安，這種狀態仍不免是小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