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兒童有福了。他們有多少花樣翻新的玩具呀!他們有多少兒童樂園、兒童活動中心呀!他們餓了吃麵包，渴了喝這可樂、那可樂，還有牛奶、冰激淩。電影看厭了，看電視。廣播聽厭了，聽收錄機。信息從天空、海外，越過高山大川，紛紛蜂擁而來。他們才真是“兒童不出門，便知天下事”。可是他們偏偏不知道舊社會。就拿我來說，如果不認真回憶，我對舊社會的情景也逐漸淡漠，有時竟淡如雲煙了。
今天我把自己的童年盡可能真實地描繪出來，不管還多麽不全麵，不管怎樣掛一漏萬，也不管我的筆墨多麽拙笨，就是上麵寫出來的那些，我們今天的兒童讀了，不是也可以從中得到一點啟發，從中悟出一些有用的東西來嗎?
我的書齋
最近身體不太好。內外夾攻，頭緒紛繁，我這已屆耄耋之年的神經有點吃不消了。於是下定決心，暫且封筆。喬福山同誌打來電話，約我寫點什麽。我遵照自己的決心，婉轉拒絕。但一聽這題目是“我的書齋”，於我心有戚戚焉，立即精神振奮，暫停決心，拿起筆來。
我確實有個書齋，我十分喜愛我的書齋，這個書齋是相當大的，大小房間，加上過廳、廚房，還有封了頂的陽台，大大小小，共有八個單元。冊數從來沒有統計過，總有幾萬冊吧。在北大教授中，“藏書狀元”我恐怕是當之無愧的。而且在梵文和西文書籍中，有一些堪稱海內孤本。我從來不以藏書家自命，然而坐擁如此大的書城，心裏能不沾沾自喜嗎?
我的藏書都像是我的朋友，而且是密友。我雖然對它們並不是每一本都認識，它們中的每一本卻都認識我。我每一走進我的書齋，書籍們立即活躍起來，我仿佛能聽到它們向我問好的聲音，我仿佛能看到它們向我招手的情景。倘若有人問我，書籍的嘴在什麽地方?而手又在什麽地方呢?我隻能說：“你的根器太淺，努力修持吧。有朝一日，你會明白的。”
我兀坐在書城中，忘記了塵世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怡然自得。以世界之廣，宇宙之大，此時卻仿佛隻有我和我的書友存在。窗外粼粼碧水，絲絲垂柳，陽光照在玉蘭花的肥大的綠葉子上，這都是我平常最喜愛的東西，現在也都視而不見了。連平常我喜歡聽的鳥鳴聲“光棍兒好過”，也聽而不聞了。
我的書友每一本都蘊含著無量的智慧。我隻讀過其中的一小部分，這智慧我是能深深體會到的。沒有讀過的那一些，好像也不甘落後，它們不知道是施展一種什麽神秘的力量，把自己的智慧放了出來，像波浪似湧向我來。可惜我還沒有修煉到能有“天眼通”和“天耳通”的水平，我還無法接受這些智慧之流。如果能接受的話，我將成為世界上古往今來最聰明的人。我自己也去努力修持吧。
我的書友有時候也讓我窘態畢露。我並不是一個不愛清潔和秩序的人，但是，因為事情頭緒太多，腦袋裏考慮的學術問題和寫作問題也不少，而且每天都收到大量的寄來的書籍和報刊雜誌以及信件，轉瞬之間就摞成一摞。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我需要一本書，往往是遍尋不得。“隻在此屋中，書深不知處”，急得滿頭大汗，也是枉然。隻好到圖書館去借，等我把文章寫好，把書送還圖書館後，無意之間，在一摞書中，竟找到了我原來要找的書，“得來全不費工夫”，然而晚了，工夫早已費過了。我啼笑皆非，無可奈何。等到用另外一本書時，再重演一次這齣喜劇。我知道，我要尋找的書友，看到我急得那般模樣，會大聲給我打招呼的，但是喊破了嗓子，也無濟於事。我還沒有修持到能聽懂書的語言的水平。我還要加倍努力去修持。我有信心，將來一定能獲得真正的“天眼通”和“天耳通”。隻要我想要哪一本書，那一本書就會自己報出所在之處，我一伸手，便可拿到，如探囊取物。這樣一來，文思就會像泉水般的噴湧，我的筆變成了生花妙筆，寫出來的文章會成為天下之至文。到了那時，我的書齋裏會充滿了沒有聲音的聲音，布滿了沒有形象的形象。我同我的書友們能夠自由地互通思想，交流感情。我的書齋會成為宇宙間第一神奇的書齋，豈不猗歟休哉!
我盼望有這樣一個書齋。
我的老師們
在深切懷念我的兩個不在眼前的母親的同時，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國老師們，就越發顯得親切可愛了。
在德國老師中同我關係最密切的當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親)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會麵的情景，我在以前已經講了一點。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非常年輕。他的年齡確實不算太大，同我見麵時，大概還不到四十歲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裝，麵孔是孩子似的麵孔。我個人認為，他待人還是彬彬有禮的。德國教授多半都有點教授架子，這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後來聽說，在我以後的他的學生們都認為他很嚴厲。據說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論文遞給他，他翻看了一會兒，一下子把論文摔到地下，憤怒地說道：“dasistaberallesmist!”(這全是垃圾，全是胡說八道!)這位小姐從此耿耿於懷，最終離開了哥廷根。
我跟他學了十年，應該說，他從來沒有對我發過脾氣。他教學很有耐心，梵文語法摳得很細。不這樣是不行的，一個字多一個字母或少一個字母，意義方麵往往差別很大。我以後自己教學生，也學他的榜樣，死摳語法。他的教學法是典型的德國式的。記得是德國19世紀的偉大東方語言學家埃瓦爾德(ewald)說過一句話：“教語言比如教遊泳，把學生帶到遊泳池旁，把他往水裏一推，不是學會遊泳，就是淹死，後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爾德施米特採用的就是這種教學法。第一二兩堂，念一念字母。從第三堂起，就讀練習，語法要自己去鑽。我最初非常不習慣，準備一堂課，往往要用一天的時間。但是，一個學期四十多堂課，就讀完了德國梵文學家施滕茨勒(stenzler)的教科書，學習了全部異常複雜的梵文文法，還念了大量的從梵文原典中選出來的練習。這個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應該說是十分美滿的。夫婦兩人，一個上中學的十幾歲的兒子。有一段時間，我幫助他翻譯漢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飯，然後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沒有什麽人多講話，安安靜靜。有一次他笑著對兒子說道：“家裏來了一個中國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學校裏吹噓一番吧?”看來他家裏的氣氛是嚴肅有餘，活潑不足。他夫人也是一個不大愛說話的人。
後來，大戰一爆發，他自己被征從軍，是一個什麽軍官。不久，他兒子也應徵入伍。過了不太久，從1941年冬天起，東部戰線膠著不進，相持不下，但戰鬥是異常激烈的。他們的兒子在北歐一個國家陣亡了。我現在已經忘記了，夫婦倆聽到這個噩耗時反應如何。按理說，一個獨生子幼年戰死，他們的傷心可以想見。但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是一個十分剛強的人，他在我麵前從未表現出傷心的樣子，他們夫婦也從未同我談到此事。然而活潑不足的家庭氣氛，從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了。
今天我把自己的童年盡可能真實地描繪出來，不管還多麽不全麵，不管怎樣掛一漏萬，也不管我的筆墨多麽拙笨，就是上麵寫出來的那些，我們今天的兒童讀了，不是也可以從中得到一點啟發，從中悟出一些有用的東西來嗎?
我的書齋
最近身體不太好。內外夾攻，頭緒紛繁，我這已屆耄耋之年的神經有點吃不消了。於是下定決心，暫且封筆。喬福山同誌打來電話，約我寫點什麽。我遵照自己的決心，婉轉拒絕。但一聽這題目是“我的書齋”，於我心有戚戚焉，立即精神振奮，暫停決心，拿起筆來。
我確實有個書齋，我十分喜愛我的書齋，這個書齋是相當大的，大小房間，加上過廳、廚房，還有封了頂的陽台，大大小小，共有八個單元。冊數從來沒有統計過，總有幾萬冊吧。在北大教授中，“藏書狀元”我恐怕是當之無愧的。而且在梵文和西文書籍中，有一些堪稱海內孤本。我從來不以藏書家自命，然而坐擁如此大的書城，心裏能不沾沾自喜嗎?
我的藏書都像是我的朋友，而且是密友。我雖然對它們並不是每一本都認識，它們中的每一本卻都認識我。我每一走進我的書齋，書籍們立即活躍起來，我仿佛能聽到它們向我問好的聲音，我仿佛能看到它們向我招手的情景。倘若有人問我，書籍的嘴在什麽地方?而手又在什麽地方呢?我隻能說：“你的根器太淺，努力修持吧。有朝一日，你會明白的。”
我兀坐在書城中，忘記了塵世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怡然自得。以世界之廣，宇宙之大，此時卻仿佛隻有我和我的書友存在。窗外粼粼碧水，絲絲垂柳，陽光照在玉蘭花的肥大的綠葉子上，這都是我平常最喜愛的東西，現在也都視而不見了。連平常我喜歡聽的鳥鳴聲“光棍兒好過”，也聽而不聞了。
我的書友每一本都蘊含著無量的智慧。我隻讀過其中的一小部分，這智慧我是能深深體會到的。沒有讀過的那一些，好像也不甘落後，它們不知道是施展一種什麽神秘的力量，把自己的智慧放了出來，像波浪似湧向我來。可惜我還沒有修煉到能有“天眼通”和“天耳通”的水平，我還無法接受這些智慧之流。如果能接受的話，我將成為世界上古往今來最聰明的人。我自己也去努力修持吧。
我的書友有時候也讓我窘態畢露。我並不是一個不愛清潔和秩序的人，但是，因為事情頭緒太多，腦袋裏考慮的學術問題和寫作問題也不少，而且每天都收到大量的寄來的書籍和報刊雜誌以及信件，轉瞬之間就摞成一摞。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我需要一本書，往往是遍尋不得。“隻在此屋中，書深不知處”，急得滿頭大汗，也是枉然。隻好到圖書館去借，等我把文章寫好，把書送還圖書館後，無意之間，在一摞書中，竟找到了我原來要找的書，“得來全不費工夫”，然而晚了，工夫早已費過了。我啼笑皆非，無可奈何。等到用另外一本書時，再重演一次這齣喜劇。我知道，我要尋找的書友，看到我急得那般模樣，會大聲給我打招呼的，但是喊破了嗓子，也無濟於事。我還沒有修持到能聽懂書的語言的水平。我還要加倍努力去修持。我有信心，將來一定能獲得真正的“天眼通”和“天耳通”。隻要我想要哪一本書，那一本書就會自己報出所在之處，我一伸手，便可拿到，如探囊取物。這樣一來，文思就會像泉水般的噴湧，我的筆變成了生花妙筆，寫出來的文章會成為天下之至文。到了那時，我的書齋裏會充滿了沒有聲音的聲音，布滿了沒有形象的形象。我同我的書友們能夠自由地互通思想，交流感情。我的書齋會成為宇宙間第一神奇的書齋，豈不猗歟休哉!
我盼望有這樣一個書齋。
我的老師們
在深切懷念我的兩個不在眼前的母親的同時，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國老師們，就越發顯得親切可愛了。
在德國老師中同我關係最密切的當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親)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會麵的情景，我在以前已經講了一點。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非常年輕。他的年齡確實不算太大，同我見麵時，大概還不到四十歲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裝，麵孔是孩子似的麵孔。我個人認為，他待人還是彬彬有禮的。德國教授多半都有點教授架子，這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後來聽說，在我以後的他的學生們都認為他很嚴厲。據說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論文遞給他，他翻看了一會兒，一下子把論文摔到地下，憤怒地說道：“dasistaberallesmist!”(這全是垃圾，全是胡說八道!)這位小姐從此耿耿於懷，最終離開了哥廷根。
我跟他學了十年，應該說，他從來沒有對我發過脾氣。他教學很有耐心，梵文語法摳得很細。不這樣是不行的，一個字多一個字母或少一個字母，意義方麵往往差別很大。我以後自己教學生，也學他的榜樣，死摳語法。他的教學法是典型的德國式的。記得是德國19世紀的偉大東方語言學家埃瓦爾德(ewald)說過一句話：“教語言比如教遊泳，把學生帶到遊泳池旁，把他往水裏一推，不是學會遊泳，就是淹死，後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爾德施米特採用的就是這種教學法。第一二兩堂，念一念字母。從第三堂起，就讀練習，語法要自己去鑽。我最初非常不習慣，準備一堂課，往往要用一天的時間。但是，一個學期四十多堂課，就讀完了德國梵文學家施滕茨勒(stenzler)的教科書，學習了全部異常複雜的梵文文法，還念了大量的從梵文原典中選出來的練習。這個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應該說是十分美滿的。夫婦兩人，一個上中學的十幾歲的兒子。有一段時間，我幫助他翻譯漢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飯，然後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沒有什麽人多講話，安安靜靜。有一次他笑著對兒子說道：“家裏來了一個中國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學校裏吹噓一番吧?”看來他家裏的氣氛是嚴肅有餘，活潑不足。他夫人也是一個不大愛說話的人。
後來，大戰一爆發，他自己被征從軍，是一個什麽軍官。不久，他兒子也應徵入伍。過了不太久，從1941年冬天起，東部戰線膠著不進，相持不下，但戰鬥是異常激烈的。他們的兒子在北歐一個國家陣亡了。我現在已經忘記了，夫婦倆聽到這個噩耗時反應如何。按理說，一個獨生子幼年戰死，他們的傷心可以想見。但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是一個十分剛強的人，他在我麵前從未表現出傷心的樣子，他們夫婦也從未同我談到此事。然而活潑不足的家庭氣氛，從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