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我的童年
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來，眼前沒有紅，沒有綠，是一片灰黃。
七十多年前的中國，剛剛推翻了清代的統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亂，一片黑暗。我最早的關於政治的回憶，就是“朝廷”二字。當時的鄉下人管當皇帝叫坐朝廷，於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別名。我總以為朝廷這種東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極大權力的玩意兒。鄉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肅然起敬。我當然更是如此。總之，當時皇威猶在，舊習未除，是大清帝國的繼續，毫無萬象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刻，於1911年8月6日，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改臨清市)的一個小村莊——官莊。當時全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南方富而山東(也包括北方其他省份)窮。專就山東論，是東部富而西部窮。我們縣在山東西部又是最窮的縣，我們村在窮縣中是最窮的村，而我們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窮的家。
我們家據說並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誕生前似乎也曾有過比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時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親的親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個(大排行是第十一，我們把他叫一叔)送給了別人，改了姓。我父親同另外的一個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為命。房無一間，地無一壠，兩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活下去是什麽滋味，活著是多麽困難，概可想見。他們的堂伯父是一個舉人，是方圓幾十裏最有學問的人物，做官做到一個什麽縣的教諭，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養育過我父親和叔父，據說待他們很不錯。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們倆有幾次餓得到棗林裏去撿落到地上的幹棗充飢。最後還是被迫棄家(其實已經沒了家)出走，兄弟倆逃到濟南去謀生。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惹得她大發雌威，兩次派人到我老家官莊去調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訴那幾個“革命”小將，說如果開訴苦大會，季羨林是官莊的第一名訴苦者，他連貧農都不夠。
我父親和叔父到了濟南以後，人地生疏，拉過洋車，扛過大件，當過警察，賣過苦力。叔父最終站住了腳。於是兄弟倆一商量，讓我父親回老家，叔父一個人留在濟南掙錢，寄錢回家，供我的父親過日子。
我出生以後，家境仍然是異常艱苦。一年吃白麵的次數有限，平常隻能吃紅高粱麵餅子;沒有錢買鹽，把鹽鹼地上的土掃起來，在鍋裏煮水，醃鹹菜，什麽香油，根本見不到。一年到底，就吃這種鹹菜。舉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歡我。我三四歲的時候，每天一睜眼，抬腿就往村裏跑(我們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隻見她把手一蜷，蜷到肥大的袖子裏麵，手再伸出來的時候，就會有半個白麵饅頭拿在手中，遞給我。我吃起來，仿佛是龍膽鳳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還有比白麵饅頭更好吃的東西。這白麵饅頭是她的兩個兒子(每家有幾十畝地)特別孝敬她的。她喜歡我這個孫子，每天總省下半個，留給我吃。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歲的時候，對門住的寧大嬸和寧大姑，每年夏秋收割莊稼的時候，總帶我走出去老遠到別人割過的地裏去拾麥子或者豆子、穀子。一天辛勤之餘，可以撿到一小籃麥穗或者穀穗。晚上回家，把籃子遞給母親，看樣子她是非常歡喜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麥子比較多，她把麥粒磨成麵粉，貼了一鍋死麵餅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來了，吃完了飯以後，我又偷了一塊吃，讓母親看到了，趕著我要打。我當時是赤條條渾身一絲不掛，我逃到房後，往水坑裏一跳。母親沒有法子下來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麵餅子盡情地享受了。
現在寫這些事情還有什麽意義呢?這些芝麻綠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邊瑣事，使我終生受用不盡。它有時候能激勵我前進，有時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對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對吃喝從不計較，難道同我小時候的這一些經歷沒有關係嗎?我看到一些獨生子女的父母那樣溺愛子女，也頗不以為然。兒童是祖國的花朵，花朵當然要愛護;但愛護要得法，否則無異於坑害子女。
不記得是從什麽時候起我開始學著認字，大概也總在四歲到六歲之間。我的老師是馬景功先生。現在我無論如何也記不起有什麽類似私塾之類的場所，也記不起有什麽《百家姓》、《千字文》之類的書籍。我那一個家徒四壁的家就沒有一本書，連帶字的什麽紙條子也沒有見過。反正我總是認了幾個字，否則哪裏來的老師呢?馬景功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懷疑的。
雖然沒有私塾，但是小夥伴是有的。我記得最清楚的有兩個：一個叫楊狗，我前幾年回家，才知道他的大名，他現在還活著，一字不識;另一個叫啞巴小(意思是啞巴的兒子)，我到現在也沒有弄清楚他姓字名誰。我們三個天天在一起玩，浮水、打棗、捉知了、摸蝦，不見不散，一天也不間斷。後來聽說啞巴小當了山大王，練就了一身躥房越脊的驚人本領，能用手指抓住大廟的椽子，渾身懸空，圍繞大殿走一周。有一次被捉住，是十冬臘月，赤身露體，澆上涼水，被捆起來，倒掛一夜，仍然能活著。據說他從來不到官莊來作案，“兔子不吃窩邊草”，這是綠林英雄的義氣。後來終於被捉殺掉。我每次想到這樣一個光著屁股遊玩的小夥伴竟成為這樣一個“英雄”，就頗有驕傲之意。
我在故鄉隻呆了六年，我能回憶起來的事情還多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寫下去了。已經到了同我那一個一片灰黃的故鄉告別的時候了。
我六歲那一年，是在春節前夕，公曆可能已經是1917年，我離開父母，離開故鄉，是叔父把我接到濟南去的。叔父此時大概日子已經可以了，他兄弟倆隻有我一個男孩子，想把我培養成人，將來能光大門楣，隻有到濟南去一條路。這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關鍵的一個轉折點，否則我今天仍然會在故鄉種地(如果我能活著的話)，這當然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會有成為壞事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中間，我曾有幾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從故鄉接到濟南的話，我總能過一個渾渾噩噩但卻舒舒服服的日子，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隻腳還要永世不得翻身呢?嗚呼，世事多變，人生易老，真叫做沒有法子!
到了濟南以後，過了一段難過的日子。一個六七歲的孩子離開母親，他心裏會是什麽滋味，非有親身經歷者，實難體會。我曾有幾次從夢裏哭著醒來。盡管此時不但能吃上白麵饅頭，而且還能吃上肉;但是我寧願再啃紅高粱餅子就苦鹹菜。這種願望當然隻是一個幻想。我毫無辦法，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了。
叔父望子成龍，對我的教育十分關心。先安排我在一個私塾裏學習。老師是一個白鬍子老頭，麵色嚴峻，令人見而生畏。每天入學，先向孔子牌位行禮，然後才是“趙錢孫李”。大約就在同時，叔父又把我送到一師附小去念書。這個地方在舊城牆裏麵，街名叫升官街，看上去很堂皇，實際上“官”者“棺”也，整條街都是做棺材的。此時五四運動大概已經起來了。校長是一師校長兼任，他是山東得風氣之先的人物，在一個小學生眼裏，他是一個大人物，輕易見不到麵。想不到在十幾年以後，我大學畢業到濟南高中去教書的時候，我們倆竟成了同事，他是歷史教員。我執弟子禮甚恭，他則再三遜謝。我當時覺得，人生真是變幻莫測啊!
我的童年
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來，眼前沒有紅，沒有綠，是一片灰黃。
七十多年前的中國，剛剛推翻了清代的統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亂，一片黑暗。我最早的關於政治的回憶，就是“朝廷”二字。當時的鄉下人管當皇帝叫坐朝廷，於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別名。我總以為朝廷這種東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極大權力的玩意兒。鄉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肅然起敬。我當然更是如此。總之，當時皇威猶在，舊習未除，是大清帝國的繼續，毫無萬象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刻，於1911年8月6日，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改臨清市)的一個小村莊——官莊。當時全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南方富而山東(也包括北方其他省份)窮。專就山東論，是東部富而西部窮。我們縣在山東西部又是最窮的縣，我們村在窮縣中是最窮的村，而我們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窮的家。
我們家據說並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誕生前似乎也曾有過比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時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親的親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個(大排行是第十一，我們把他叫一叔)送給了別人，改了姓。我父親同另外的一個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為命。房無一間，地無一壠，兩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活下去是什麽滋味，活著是多麽困難，概可想見。他們的堂伯父是一個舉人，是方圓幾十裏最有學問的人物，做官做到一個什麽縣的教諭，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養育過我父親和叔父，據說待他們很不錯。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們倆有幾次餓得到棗林裏去撿落到地上的幹棗充飢。最後還是被迫棄家(其實已經沒了家)出走，兄弟倆逃到濟南去謀生。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惹得她大發雌威，兩次派人到我老家官莊去調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訴那幾個“革命”小將，說如果開訴苦大會，季羨林是官莊的第一名訴苦者，他連貧農都不夠。
我父親和叔父到了濟南以後，人地生疏，拉過洋車，扛過大件，當過警察，賣過苦力。叔父最終站住了腳。於是兄弟倆一商量，讓我父親回老家，叔父一個人留在濟南掙錢，寄錢回家，供我的父親過日子。
我出生以後，家境仍然是異常艱苦。一年吃白麵的次數有限，平常隻能吃紅高粱麵餅子;沒有錢買鹽，把鹽鹼地上的土掃起來，在鍋裏煮水，醃鹹菜，什麽香油，根本見不到。一年到底，就吃這種鹹菜。舉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歡我。我三四歲的時候，每天一睜眼，抬腿就往村裏跑(我們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隻見她把手一蜷，蜷到肥大的袖子裏麵，手再伸出來的時候，就會有半個白麵饅頭拿在手中，遞給我。我吃起來，仿佛是龍膽鳳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還有比白麵饅頭更好吃的東西。這白麵饅頭是她的兩個兒子(每家有幾十畝地)特別孝敬她的。她喜歡我這個孫子，每天總省下半個，留給我吃。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歲的時候，對門住的寧大嬸和寧大姑，每年夏秋收割莊稼的時候，總帶我走出去老遠到別人割過的地裏去拾麥子或者豆子、穀子。一天辛勤之餘，可以撿到一小籃麥穗或者穀穗。晚上回家，把籃子遞給母親，看樣子她是非常歡喜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麥子比較多，她把麥粒磨成麵粉，貼了一鍋死麵餅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來了，吃完了飯以後，我又偷了一塊吃，讓母親看到了，趕著我要打。我當時是赤條條渾身一絲不掛，我逃到房後，往水坑裏一跳。母親沒有法子下來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麵餅子盡情地享受了。
現在寫這些事情還有什麽意義呢?這些芝麻綠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邊瑣事，使我終生受用不盡。它有時候能激勵我前進，有時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對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對吃喝從不計較，難道同我小時候的這一些經歷沒有關係嗎?我看到一些獨生子女的父母那樣溺愛子女，也頗不以為然。兒童是祖國的花朵，花朵當然要愛護;但愛護要得法，否則無異於坑害子女。
不記得是從什麽時候起我開始學著認字，大概也總在四歲到六歲之間。我的老師是馬景功先生。現在我無論如何也記不起有什麽類似私塾之類的場所，也記不起有什麽《百家姓》、《千字文》之類的書籍。我那一個家徒四壁的家就沒有一本書，連帶字的什麽紙條子也沒有見過。反正我總是認了幾個字，否則哪裏來的老師呢?馬景功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懷疑的。
雖然沒有私塾，但是小夥伴是有的。我記得最清楚的有兩個：一個叫楊狗，我前幾年回家，才知道他的大名，他現在還活著，一字不識;另一個叫啞巴小(意思是啞巴的兒子)，我到現在也沒有弄清楚他姓字名誰。我們三個天天在一起玩，浮水、打棗、捉知了、摸蝦，不見不散，一天也不間斷。後來聽說啞巴小當了山大王，練就了一身躥房越脊的驚人本領，能用手指抓住大廟的椽子，渾身懸空，圍繞大殿走一周。有一次被捉住，是十冬臘月，赤身露體，澆上涼水，被捆起來，倒掛一夜，仍然能活著。據說他從來不到官莊來作案，“兔子不吃窩邊草”，這是綠林英雄的義氣。後來終於被捉殺掉。我每次想到這樣一個光著屁股遊玩的小夥伴竟成為這樣一個“英雄”，就頗有驕傲之意。
我在故鄉隻呆了六年，我能回憶起來的事情還多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寫下去了。已經到了同我那一個一片灰黃的故鄉告別的時候了。
我六歲那一年，是在春節前夕，公曆可能已經是1917年，我離開父母，離開故鄉，是叔父把我接到濟南去的。叔父此時大概日子已經可以了，他兄弟倆隻有我一個男孩子，想把我培養成人，將來能光大門楣，隻有到濟南去一條路。這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關鍵的一個轉折點，否則我今天仍然會在故鄉種地(如果我能活著的話)，這當然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會有成為壞事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中間，我曾有幾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從故鄉接到濟南的話，我總能過一個渾渾噩噩但卻舒舒服服的日子，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隻腳還要永世不得翻身呢?嗚呼，世事多變，人生易老，真叫做沒有法子!
到了濟南以後，過了一段難過的日子。一個六七歲的孩子離開母親，他心裏會是什麽滋味，非有親身經歷者，實難體會。我曾有幾次從夢裏哭著醒來。盡管此時不但能吃上白麵饅頭，而且還能吃上肉;但是我寧願再啃紅高粱餅子就苦鹹菜。這種願望當然隻是一個幻想。我毫無辦法，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了。
叔父望子成龍，對我的教育十分關心。先安排我在一個私塾裏學習。老師是一個白鬍子老頭，麵色嚴峻，令人見而生畏。每天入學，先向孔子牌位行禮，然後才是“趙錢孫李”。大約就在同時，叔父又把我送到一師附小去念書。這個地方在舊城牆裏麵，街名叫升官街，看上去很堂皇，實際上“官”者“棺”也，整條街都是做棺材的。此時五四運動大概已經起來了。校長是一師校長兼任，他是山東得風氣之先的人物，在一個小學生眼裏，他是一個大人物，輕易見不到麵。想不到在十幾年以後，我大學畢業到濟南高中去教書的時候，我們倆竟成了同事，他是歷史教員。我執弟子禮甚恭，他則再三遜謝。我當時覺得，人生真是變幻莫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