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轟炸的煉獄，又經過了飢餓，到了一九四五年，在我來到哥廷根十年之後，我終於盼來了光明，東西法西斯垮台了。美國兵先攻占哥廷根，後來英國人來接管。此時，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國醫目疾。我連忙寫了一封長信，向他匯報我十年來學習的情況，並將自己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發表的一些論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覆信，也是一封長信，告訴我他的近況，並說不久將回國。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說，他想向北大校長胡適，代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長湯用彤幾位先生介紹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誰聽到能到最高學府任教而會不引以為榮呢?我於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謝。
這一年深秋，我終於告別了住了整整十年的哥廷根，懷著“客樹回看成故鄉”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在這個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園裏住了幾個月，一九四六年春天，經過法國和越南的西貢，又經過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時間。從上海到了南京，又睡到了長之的辦公桌上。這時候，寅恪先生也已從英國回到南京。我曾謁見先生於俞大維官邸中。談了談闊別十多年以來的詳細情況，先生十分高興，叮囑我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見北大代校長傅斯年先生，特別囑咐我帶上我用德文寫的論文，可見先生對我愛護之深以及用心之細。
這一年的深秋，我從南京回到上海，乘輪船到了秦皇島，又從秦皇島乘火車回到了闊別十二年的北京(當時叫北平)。由於戰爭關係，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隻能走海路，從那裏到北京的鐵路由美國少爺兵把守，所以還能通車。到了北京以後，一片“落葉滿長安”的悲涼氣象。我先在沙灘紅樓暫住，隨即拜見了湯用彤先生。按北大當時的規定，從海外得到了博士學位回國的人，隻能任副教授，在清華叫做專任講師，經過幾年的時間，才能轉向正教授。
我當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悅誠服，沒有半點非分之想。然而過了大約一周的光景，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聘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係的係主任。這真是石破天驚，大大地出我意料。我這個當一周副教授的紀錄，大概也可以進入金氏世界紀錄了吧。說自己不高興，那是謊言，那是矯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輩學者對後輩的提攜和愛護。
不記得是在什麽時候，寅恪師也來到北京，仍然住在清華園。我立即到清華去拜見。當時從北京城到清華是要費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幾十裏路全是農田。秋天青紗帳起，還真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的。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像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絕不會憚於這樣的旅行。在三年之內，我頗到清華園去過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體弱，最喜歡當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國神甫親手釀造的柵欄紅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黨校所在地當年神甫們的靜修院的地下室中去買過幾次柵欄紅葡萄酒，又長途跋涉送到清華園，送到先生手中，心裏頗覺安慰。幾瓶酒在現在不算什麽，但是在當時通貨膨脹已經達到了鈔票上每天加一個0還跟不上物價飛速提高的速度的情況下，幾瓶酒已經非同小可了。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園的藤蘿開滿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氣瀰漫，招來了眾多的遊人和蜜蜂。我們一群弟子們，記得有周一良、王永興、汪筏等，知道先生愛花。現在雖患目疾，跡近失明;但據先生自己說，有些東西還能影影綽綽看到一團影子。大片藤蘿花的紫光，先生或還能看到。而且在那種兵荒馬亂、物價飛漲、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的情況下，我們想請先生散一散心，徵詢先生的意見，他怡然應允。我們真是大喜過望，在來今雨軒藤蘿深處，找到一個茶桌，侍先生觀賞紫藤。先生顯然興致極高。我們談笑風生，盡歡而散。我想，這也許是先生在那樣的年頭裏最愉快的時刻。
還有一件事，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回憶。在解放前夕，政府經濟實已完全崩潰。從法幣改為銀元券，又從銀元券改為金圓券，越改越亂，到了後來，到糧店買幾斤糧食，攜帶的這幣那券的重量有時要超過糧食本身。學術界的泰鬥、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學家鄭天挺先生稱之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我把這情況告訴了已經回國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愛護確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當年他介紹王靜庵先生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去任教，一時傳為佳話。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中有幾句詩：“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講的就是這一件事。現在卻輪到適之先生再一次“獨為神州惜大儒”了，而這個“大儒”不是別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適之先生想贈寅恪先生一筆數目頗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後寅恪先生決定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取得適之先生的美元。於是適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車——順便說一句，當時北京汽車極為罕見，北大隻有校長的一輛——讓我到清華陳先生家裝了一車關於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西文書。陳先生隻有收二千美元。這個數目在當時雖不算少，然而同書比起來，還是微不足道的。在這一批書中，僅一部《聖彼得堡梵德大詞典》的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了。這一批書實際上帶有捐贈的性質。而寅恪師對於金錢的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在這三年內，我同寅恪師往來頗頻繁。我寫了一篇論文：《浮屠與佛》，首先讀給他聽，想聽聽他的批評意見。不意竟得到他的讚賞。他把此文介紹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表。這個刊物在當時是最具權威性的刊物，簡直有點“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的威風。我自然感到受寵若驚。差幸我的結論並沒有瞎說八道，幾十年以後，我又寫了一篇《再談浮屠與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說，頗得到學界同行們的讚許。
在我同先生來往的幾年中，我們當然會談到很多話題。談治學時最多，政治也並非不談但極少。寅恪先生絕不是一個“閉門隻讀聖賢書”的書呆子。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關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麵上似乎是滿篇考證，骨子裏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可惜難得解人。我們談到當代學術，他當然會對每一個學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對一位明史專家外，他沒有對任何人說過貶低的話。對青年學人，隻談優點，一片愛護青年學者的熱忱。真令人肅然起敬。就連那一位由於誤會而對他專門攻擊，甚至說些難聽的話的學者，陳師也從來沒有說過半句褒貶的話。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見。魯迅先生從來不攻擊年輕人，差堪媲美。
時光如電，人事滄桑，轉眼就到了一九四八年年底。解放軍把北京城團團包圍住。胡適校長從南京派來了專機，想接幾個教授到南京去。有一個名單，名單上有名的人，大多數都沒有走，陳寅恪先生走了。這又成了某些人探討研究的題目：陳先生是否對共產黨有看法?他是否對國民黨留戀?根據後來出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記，寅恪先生並不反對共產主義，他反對的僅是蘇聯牌的共產主義。在當時，這也許是一個怪想法，甚至是一個大逆不道的想法。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於天下，難道不應該對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嗎?至於對國民黨的態度，最明顯地表現在他對蔣介石的態度上。一九四○年，他在《庚辰暮春重慶夜宴歸作》這一首詩中寫道：“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吳宓先生對此詩作注說：“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寓俞大維妹丈宅。已而蔣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於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為，有負厥職，故有此詩第六句。”按即“看花愁近最高樓”這一句。寅恪師對蔣介石，也可以說是對國民黨的態度表達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然而，幾年前，一位台灣學者偏偏尋章摘句，說寅恪先生早有意到台灣去。這真是天下一大怪事。
這一年深秋，我終於告別了住了整整十年的哥廷根，懷著“客樹回看成故鄉”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在這個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園裏住了幾個月，一九四六年春天，經過法國和越南的西貢，又經過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時間。從上海到了南京，又睡到了長之的辦公桌上。這時候，寅恪先生也已從英國回到南京。我曾謁見先生於俞大維官邸中。談了談闊別十多年以來的詳細情況，先生十分高興，叮囑我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見北大代校長傅斯年先生，特別囑咐我帶上我用德文寫的論文，可見先生對我愛護之深以及用心之細。
這一年的深秋，我從南京回到上海，乘輪船到了秦皇島，又從秦皇島乘火車回到了闊別十二年的北京(當時叫北平)。由於戰爭關係，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隻能走海路，從那裏到北京的鐵路由美國少爺兵把守，所以還能通車。到了北京以後，一片“落葉滿長安”的悲涼氣象。我先在沙灘紅樓暫住，隨即拜見了湯用彤先生。按北大當時的規定，從海外得到了博士學位回國的人，隻能任副教授，在清華叫做專任講師，經過幾年的時間，才能轉向正教授。
我當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悅誠服，沒有半點非分之想。然而過了大約一周的光景，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聘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係的係主任。這真是石破天驚，大大地出我意料。我這個當一周副教授的紀錄，大概也可以進入金氏世界紀錄了吧。說自己不高興，那是謊言，那是矯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輩學者對後輩的提攜和愛護。
不記得是在什麽時候，寅恪師也來到北京，仍然住在清華園。我立即到清華去拜見。當時從北京城到清華是要費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幾十裏路全是農田。秋天青紗帳起，還真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的。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像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絕不會憚於這樣的旅行。在三年之內，我頗到清華園去過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體弱，最喜歡當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國神甫親手釀造的柵欄紅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黨校所在地當年神甫們的靜修院的地下室中去買過幾次柵欄紅葡萄酒，又長途跋涉送到清華園，送到先生手中，心裏頗覺安慰。幾瓶酒在現在不算什麽，但是在當時通貨膨脹已經達到了鈔票上每天加一個0還跟不上物價飛速提高的速度的情況下，幾瓶酒已經非同小可了。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園的藤蘿開滿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氣瀰漫，招來了眾多的遊人和蜜蜂。我們一群弟子們，記得有周一良、王永興、汪筏等，知道先生愛花。現在雖患目疾，跡近失明;但據先生自己說，有些東西還能影影綽綽看到一團影子。大片藤蘿花的紫光，先生或還能看到。而且在那種兵荒馬亂、物價飛漲、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的情況下，我們想請先生散一散心，徵詢先生的意見，他怡然應允。我們真是大喜過望，在來今雨軒藤蘿深處，找到一個茶桌，侍先生觀賞紫藤。先生顯然興致極高。我們談笑風生，盡歡而散。我想，這也許是先生在那樣的年頭裏最愉快的時刻。
還有一件事，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回憶。在解放前夕，政府經濟實已完全崩潰。從法幣改為銀元券，又從銀元券改為金圓券，越改越亂，到了後來，到糧店買幾斤糧食，攜帶的這幣那券的重量有時要超過糧食本身。學術界的泰鬥、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學家鄭天挺先生稱之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我把這情況告訴了已經回國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愛護確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當年他介紹王靜庵先生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去任教，一時傳為佳話。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中有幾句詩：“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講的就是這一件事。現在卻輪到適之先生再一次“獨為神州惜大儒”了，而這個“大儒”不是別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適之先生想贈寅恪先生一筆數目頗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後寅恪先生決定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取得適之先生的美元。於是適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車——順便說一句，當時北京汽車極為罕見，北大隻有校長的一輛——讓我到清華陳先生家裝了一車關於佛教和中亞古代語言的極為珍貴的西文書。陳先生隻有收二千美元。這個數目在當時雖不算少，然而同書比起來，還是微不足道的。在這一批書中，僅一部《聖彼得堡梵德大詞典》的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了。這一批書實際上帶有捐贈的性質。而寅恪師對於金錢的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在這三年內，我同寅恪師往來頗頻繁。我寫了一篇論文：《浮屠與佛》，首先讀給他聽，想聽聽他的批評意見。不意竟得到他的讚賞。他把此文介紹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表。這個刊物在當時是最具權威性的刊物，簡直有點“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的威風。我自然感到受寵若驚。差幸我的結論並沒有瞎說八道，幾十年以後，我又寫了一篇《再談浮屠與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說，頗得到學界同行們的讚許。
在我同先生來往的幾年中，我們當然會談到很多話題。談治學時最多，政治也並非不談但極少。寅恪先生絕不是一個“閉門隻讀聖賢書”的書呆子。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關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麵上似乎是滿篇考證，骨子裏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可惜難得解人。我們談到當代學術，他當然會對每一個學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對一位明史專家外，他沒有對任何人說過貶低的話。對青年學人，隻談優點，一片愛護青年學者的熱忱。真令人肅然起敬。就連那一位由於誤會而對他專門攻擊，甚至說些難聽的話的學者，陳師也從來沒有說過半句褒貶的話。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見。魯迅先生從來不攻擊年輕人，差堪媲美。
時光如電，人事滄桑，轉眼就到了一九四八年年底。解放軍把北京城團團包圍住。胡適校長從南京派來了專機，想接幾個教授到南京去。有一個名單，名單上有名的人，大多數都沒有走，陳寅恪先生走了。這又成了某些人探討研究的題目：陳先生是否對共產黨有看法?他是否對國民黨留戀?根據後來出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記，寅恪先生並不反對共產主義，他反對的僅是蘇聯牌的共產主義。在當時，這也許是一個怪想法，甚至是一個大逆不道的想法。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於天下，難道不應該對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嗎?至於對國民黨的態度，最明顯地表現在他對蔣介石的態度上。一九四○年，他在《庚辰暮春重慶夜宴歸作》這一首詩中寫道：“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吳宓先生對此詩作注說：“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會議，寓俞大維妹丈宅。已而蔣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於座中初次見蔣公，深覺其人不足為，有負厥職，故有此詩第六句。”按即“看花愁近最高樓”這一句。寅恪師對蔣介石，也可以說是對國民黨的態度表達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然而，幾年前，一位台灣學者偏偏尋章摘句，說寅恪先生早有意到台灣去。這真是天下一大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