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陸軍上校山田重三是特務機關的首腦，他在擔任大本營參謀之前曾作過軍部駐上海的陸軍部長。他的影響遍及滿鐵調查部、領事館警察、軍部特務機關及上海工部局等。川上先生非常敬重這位從事情報工作的特務老前輩。川上也開始採取過去的軍部特務機關那樣的辦法。臭名遠揚的‘崎岡機關’的崎岡新治郎就是山田上校提拔起來的，消息靈通人士當中盛傳著，在戰後經濟方麵的大事件中必有崎岡出現。這些人曾經有過軍部這樣一個大靠山，權柄財力樣樣具備。
“如今，盡管沒有軍部了，他們仍有被日美雙方的特殊關係所保障的大靠山，權力可以說是跟戰爭期間以軍部為靠山是一樣大的。他們隻缺乏經費。戰爭期間軍事機密費是絕不公布的，總理廳特別調查部卻不同，剛成立時資金非常少。川上先生抱負很大，在幕後網羅的盡是些第一流的人材和智囊，但是在預算方麵卻處於一籌莫展的狀況。
“這時，山田前上校給川上部長出了個主意，勸他利用崎岡一類的機關來設置附帶籌措資金的情報收集站。日本的一位知名人士在最近一期的某綜合性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麻醉藥的文章。他在文中說卡比亞機關的卡比亞中校是麻醉藥中毒者。這大概是接近事實的。這種說法隱隱約約告訴我們，卡比亞借走私麻醉藥來籌措該機關從事謀略活動的一部分經費。走私貿易正是為了獲得情報工作和謀略活動的資金而慣用的手段。川上先生的性格與日美雙方特殊權力的背景相結合，他的活動格外突出，這就形成了引起種種問題的主要原因。就拿樋脅定良的陰謀來說吧，很難設想那是完全沒有取得川上的諒解而策劃的，因為這兩個人都與久我首相一派有聯繫。
“例如，為了在南越進行活動，還設置了所謂f機關。這就是藤田前少校所主持的藤田機關，隸屬於這個機關的本地人員實際上潛入了北越的胡誌明或寮國的巴特寮等左翼勢力內部，充當其中的成員。就這樣，他們組織了非常周密的情報特務組織。不難設想這些工作都需要多麽龐大的資金。日本的某家大鋼鐵公司經理就是這個機關的成員。因此，即使日本隻損害了越南的一隻雞，對越南的賠償大概也會堅決執行的。
“在市中心擁有大廈、表麵上從事營業的伊藤滿（t縣人）顯然也是與v資金的一環有聯繫的。在他所主持的企業公司裏，一個職員也不許回日本，都在當地拚命進行工作。他們的工作就是製造與所謂‘軍火商’有關連的物品。這些當地工作都是由日美雙方的秘密機關極其隱密地進行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曾以不亞於戰時大膽的軍事策略的規模展開工作的川上部長，自也是能夠推動工作的人。
“至於日本方麵的特務機關為了推動這樣大規模的工作，對蘇聯和中國展開謀略活動，收集情報，而與反間諜隊和中央情報局相勾結，進行了怎樣的陰謀，我就無暇在這裏一一枚舉了。
“但是想不到川上部長那麽快就垮了台。日本雖擁有獨立自主的權力，卻沒有大國的性質，是個被外國操縱的國家，這是它註定的命運，也是戰後情報機關的開拓精神所無法避免的命運。使他垮台的重要原因是，為了勉強籌措經費，情報部從事了特殊工作。此外，主要與外務省官員的爭權奪勢，也以國際規模展開了。
“特殊工作方麵有某家著名的味精公司的‘麻醉藥事件’，‘金錠走私事件’等例子。在‘三笠丸事件’中，還表現在前外務省官員和情報局總裁實際上是卡比亞機關日本方麵的代表負責人。尤其是‘三笠丸事件’，應該作為卡比亞機關的一項工作開展下去，為什麽又中途來了個大轉彎呢？隻要看看總理廳特別調查部裏內務省官員和外務省官員的對立，大概就可以猜出這個謎了。
“因此，隻要指出川上部長私帶美元到倫敦去這一事件是從哪裏走漏消息的，就可以指出使川上部長垮台的人究竟是誰。最鮮明地浮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外務省某官員的形象。他自己並不到總理廳特別調查部這個分支機關裏來，卻把部下派進去當眼線。
“川上部長初期的工作是與宗像副首相協力製訂所謂中央情報機關的計劃，並且打算將它擴大和加強，但首先在恢復特別高等警察這一點上就遭到在野黨方麵的反對。除了這個挫折以外，川上部長之失敗可以說還另有原因。第一，川上雖說是久我首相的親信，但由於職務關係，不能每天接近久我首相。因此，他與久我身邊的高爾夫集團之間有一道鴻溝，彼此合不來。更倒黴的是，川上和總理廳特別調查部的主管者、當時的官房長官的關係也不好，在提供重要情報方麵川上的處境非常困難，不好辦。更倒黴的是，宗像原來計劃從大通訊社網羅一批優秀的人員，但由於各大通訊社互相對立的關係，這個計劃未能實現；因而隻得改為從低一級的時局通訊社或世界形勢調查會中起用，完成得很不徹底。這種種原因形成了與宗像有聯繫的川上垮台的遠因。
“但是造成這一失敗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在於調查部資金不穩定。因此，川上走後，調查部裏經常談到預算不足，勸說部內人員和衷共濟。比方說，這裏有一份‘極密’文件叫作《關於總理廳特別調查部的弱點以及當前的對策》，我在這裏摘錄一段。這算是第二任部長對部內人員的訓辭，其中對部內權力之爭和公開的預算之不足深表遺憾。
“目前，調查部高級職員一大半都是兼職的，這是個很大的弱點。也就是說，不算小聽差、勤雜工等服務人員，在調查部工作的職員有五十七人，其中調查部專職人員隻有二十七人，而事實上從各省派到調查部來經常辦事的兼職人員達三十人；而且作為高級職員的調查官中，隻有四名是專職人員，兼職人員達十二人之多。情報部門的實況亦然，職員中也有一大半——即十四人，是各省派來的兼職人員。這樣，必然產生的結果是：各省來的人對本省抱本位主義，各省彼此之間存在猜忌，因而在維持紀律及保守機密等等方麵必須密切注意，嚴加控製，否則工作就會發生障礙，完不成作為政府中樞部直屬綜合調查機關的任務。一般都認為調查部的預算相當寬裕，似乎頗引起各省及民間的注意，但這是由於不了解調查部內部真相而產生的誤解。實際上，調查部為了收集情報和進行調查工作而能夠靈活有效地動用的經費是極少的。比方說，昭和二十九年度的調查委託費項下約五千二百萬日元中，四千五百三十八萬日元都已經規定了使用範圍，其中收聽並翻譯海外廣播的費用約為二千二百六十三萬日元，秘密通訊調查的費用約為一千一百四十三萬日元，全麵調查美軍總司令部撤銷情況的費用約為一千一百三十二萬日元。這樣，調查部調查委託費的將近九成的用途已經確定，充當一年間調查工作的經費僅僅是餘下的六百六十二萬日元而已。再者，同一年度的預算中，收集情報的報酬金約為二千三百萬日元，但由於調查部本身的人手非常不夠，平日經常雇用二十來個收集情報乃至從事調查工作的臨時工作人員，這些人員的薪金也不得不從這筆報酬金中支付。這樣，實際作為收集情報的酬金的款項，每月隻有一百六十萬日元光景。因此，總理廳特別調查部以目前這樣的預算來深入收集情報，完成綜合調查的機能，顯然是十分不夠的。
“如今，盡管沒有軍部了，他們仍有被日美雙方的特殊關係所保障的大靠山，權力可以說是跟戰爭期間以軍部為靠山是一樣大的。他們隻缺乏經費。戰爭期間軍事機密費是絕不公布的，總理廳特別調查部卻不同，剛成立時資金非常少。川上先生抱負很大，在幕後網羅的盡是些第一流的人材和智囊，但是在預算方麵卻處於一籌莫展的狀況。
“這時，山田前上校給川上部長出了個主意，勸他利用崎岡一類的機關來設置附帶籌措資金的情報收集站。日本的一位知名人士在最近一期的某綜合性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麻醉藥的文章。他在文中說卡比亞機關的卡比亞中校是麻醉藥中毒者。這大概是接近事實的。這種說法隱隱約約告訴我們，卡比亞借走私麻醉藥來籌措該機關從事謀略活動的一部分經費。走私貿易正是為了獲得情報工作和謀略活動的資金而慣用的手段。川上先生的性格與日美雙方特殊權力的背景相結合，他的活動格外突出，這就形成了引起種種問題的主要原因。就拿樋脅定良的陰謀來說吧，很難設想那是完全沒有取得川上的諒解而策劃的，因為這兩個人都與久我首相一派有聯繫。
“例如，為了在南越進行活動，還設置了所謂f機關。這就是藤田前少校所主持的藤田機關，隸屬於這個機關的本地人員實際上潛入了北越的胡誌明或寮國的巴特寮等左翼勢力內部，充當其中的成員。就這樣，他們組織了非常周密的情報特務組織。不難設想這些工作都需要多麽龐大的資金。日本的某家大鋼鐵公司經理就是這個機關的成員。因此，即使日本隻損害了越南的一隻雞，對越南的賠償大概也會堅決執行的。
“在市中心擁有大廈、表麵上從事營業的伊藤滿（t縣人）顯然也是與v資金的一環有聯繫的。在他所主持的企業公司裏，一個職員也不許回日本，都在當地拚命進行工作。他們的工作就是製造與所謂‘軍火商’有關連的物品。這些當地工作都是由日美雙方的秘密機關極其隱密地進行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曾以不亞於戰時大膽的軍事策略的規模展開工作的川上部長，自也是能夠推動工作的人。
“至於日本方麵的特務機關為了推動這樣大規模的工作，對蘇聯和中國展開謀略活動，收集情報，而與反間諜隊和中央情報局相勾結，進行了怎樣的陰謀，我就無暇在這裏一一枚舉了。
“但是想不到川上部長那麽快就垮了台。日本雖擁有獨立自主的權力，卻沒有大國的性質，是個被外國操縱的國家，這是它註定的命運，也是戰後情報機關的開拓精神所無法避免的命運。使他垮台的重要原因是，為了勉強籌措經費，情報部從事了特殊工作。此外，主要與外務省官員的爭權奪勢，也以國際規模展開了。
“特殊工作方麵有某家著名的味精公司的‘麻醉藥事件’，‘金錠走私事件’等例子。在‘三笠丸事件’中，還表現在前外務省官員和情報局總裁實際上是卡比亞機關日本方麵的代表負責人。尤其是‘三笠丸事件’，應該作為卡比亞機關的一項工作開展下去，為什麽又中途來了個大轉彎呢？隻要看看總理廳特別調查部裏內務省官員和外務省官員的對立，大概就可以猜出這個謎了。
“因此，隻要指出川上部長私帶美元到倫敦去這一事件是從哪裏走漏消息的，就可以指出使川上部長垮台的人究竟是誰。最鮮明地浮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外務省某官員的形象。他自己並不到總理廳特別調查部這個分支機關裏來，卻把部下派進去當眼線。
“川上部長初期的工作是與宗像副首相協力製訂所謂中央情報機關的計劃，並且打算將它擴大和加強，但首先在恢復特別高等警察這一點上就遭到在野黨方麵的反對。除了這個挫折以外，川上部長之失敗可以說還另有原因。第一，川上雖說是久我首相的親信，但由於職務關係，不能每天接近久我首相。因此，他與久我身邊的高爾夫集團之間有一道鴻溝，彼此合不來。更倒黴的是，川上和總理廳特別調查部的主管者、當時的官房長官的關係也不好，在提供重要情報方麵川上的處境非常困難，不好辦。更倒黴的是，宗像原來計劃從大通訊社網羅一批優秀的人員，但由於各大通訊社互相對立的關係，這個計劃未能實現；因而隻得改為從低一級的時局通訊社或世界形勢調查會中起用，完成得很不徹底。這種種原因形成了與宗像有聯繫的川上垮台的遠因。
“但是造成這一失敗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在於調查部資金不穩定。因此，川上走後，調查部裏經常談到預算不足，勸說部內人員和衷共濟。比方說，這裏有一份‘極密’文件叫作《關於總理廳特別調查部的弱點以及當前的對策》，我在這裏摘錄一段。這算是第二任部長對部內人員的訓辭，其中對部內權力之爭和公開的預算之不足深表遺憾。
“目前，調查部高級職員一大半都是兼職的，這是個很大的弱點。也就是說，不算小聽差、勤雜工等服務人員，在調查部工作的職員有五十七人，其中調查部專職人員隻有二十七人，而事實上從各省派到調查部來經常辦事的兼職人員達三十人；而且作為高級職員的調查官中，隻有四名是專職人員，兼職人員達十二人之多。情報部門的實況亦然，職員中也有一大半——即十四人，是各省派來的兼職人員。這樣，必然產生的結果是：各省來的人對本省抱本位主義，各省彼此之間存在猜忌，因而在維持紀律及保守機密等等方麵必須密切注意，嚴加控製，否則工作就會發生障礙，完不成作為政府中樞部直屬綜合調查機關的任務。一般都認為調查部的預算相當寬裕，似乎頗引起各省及民間的注意，但這是由於不了解調查部內部真相而產生的誤解。實際上，調查部為了收集情報和進行調查工作而能夠靈活有效地動用的經費是極少的。比方說，昭和二十九年度的調查委託費項下約五千二百萬日元中，四千五百三十八萬日元都已經規定了使用範圍，其中收聽並翻譯海外廣播的費用約為二千二百六十三萬日元，秘密通訊調查的費用約為一千一百四十三萬日元，全麵調查美軍總司令部撤銷情況的費用約為一千一百三十二萬日元。這樣，調查部調查委託費的將近九成的用途已經確定，充當一年間調查工作的經費僅僅是餘下的六百六十二萬日元而已。再者，同一年度的預算中，收集情報的報酬金約為二千三百萬日元，但由於調查部本身的人手非常不夠，平日經常雇用二十來個收集情報乃至從事調查工作的臨時工作人員，這些人員的薪金也不得不從這筆報酬金中支付。這樣，實際作為收集情報的酬金的款項，每月隻有一百六十萬日元光景。因此，總理廳特別調查部以目前這樣的預算來深入收集情報，完成綜合調查的機能，顯然是十分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