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吉田政府正在忙於考慮製訂“機密保護法”。事實上，正如這位副首相所說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製造了促成製定這個法案的氣氛。
早在昭和二十八年十月左右，保安廳、法務省等就著手研討並起糙這個“機密保護法”或“防衛機密保護法”的具體內容了。最初，有兩種想法，一個是這項糙案隻限於美國根據“共同安全法”援助所提供的武器的保密，另外一個想法是把保密的範圍擴大到包括出動保安隊和警備隊（現為自衛隊），以及在口本製造的武器。可是，後來根據保安廳長官木村的意見，準備製定類似戰前“軍機保護法”的廣泛的保密法。（見《朝日年鑑》，昭和三十年版）“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公布，就起了朝這方向順利推動的潤滑油的作用。
十三
再者，吉田政府當時由於造船貪汙案而搖搖欲墜，因此，與吉田對峙的政治派係——鳩山、石橋、鬆村以及三木這派人就都行動起來，明確地謀求同蘇聯媾和。此外，自由民主黨內的另一派也對吉田向美國一邊倒的作法表示不滿。
（後來鳩山內閣成立。拉斯托沃洛夫過去的同事、蘇聯代表機構成員多姆尼茨基通過某一途徑接近鳩山，終於排除吉田派的阻撓，在莫斯科締結了期待已久的《日蘇條約》。到那時為直，吉田和鳩山各自的政治勢力在明裏暗裏所進行的激烈鬥爭，已深化到難以想像的地步。）
這樣一來，對吉田政府來說；公布“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就起了給親蘇派潑冷水的作用。也就是說，借蘇聯人自己的口道出了蘇聯在日本進行規模龐大的陰謀活動。這比出自第三者之口更加真實，更給一般人以切膚之感。由於拉斯托沃洛夫在美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上作證說，蘇聯駐日代表機構二十三個成員幾乎個個都是為了在日本搞情報活動而留在日本的，就更使日本方麵感到震驚。
但是與蘇聯代表機構的三十三個成員比較起來，美國駐日大使館到底有多少人員呢？據說美籍正式工作人員有二百幾十人，雇用的日本人有六百人左右，共計近九百人，算上非正式的工作人員則形成一千餘人的大陣容。留在日本的蘇聯這三十三名所謂“情報人員”，無論如何也不是美國大使館那負有幾乎同樣任務的大群人馬的對手。各國駐外使館的一半工作是搜集情報，如今這已是盡人皆知的事了。可是一聽到拉斯托沃洛夫作證說“蘇聯代表機構三十三名成員的情報活動”，就會使一般人產生實在是小題大做的緊張感覺。
拉斯托沃洛夫還負有另一項使命。那就是公布這一事件的兩年之後，一九五六年（昭和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以公使銜作為漁業機構代表到東京上任的蘇聯駐英國大使館參事塞爾吉·契夫賓斯基的事情。這位契夫賓斯基是參加漁業談判的蘇聯代表，當時漁業問題成為蘇聯政府與日本政府之間的重大問題。但是日本某方麵認為契夫賓斯基入境是蘇聯在日本從事陰謀活動的開始。這就是說，關於契夫賓斯基不是外交官而是諜報工作專家的流言傳布開了。
有見識的外務省官員，例如當時的駐英大使西春彥和參加日蘇談判的日本代表之一鬆本俊一等，都認為契夫賓斯基是正常的外交官，所以不能不說這個流言是離奇的。但是不久就逐漸弄清了這個流言的背景。原來它竟來自拉斯托沃洛夫這個人。根源出於同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在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上的證詞。
而且還不隻是契夫賓斯基這一件事。在那以前的二月八日，拉斯托沃洛夫在同一個小組委員會上還講了下麵的話：
“摩裏斯：‘你知道蘇聯的通商代表團被利用來做諜報工作的任何實例嗎？’
“拉斯托沃洛夫：‘他們利用通商代表團，利用駐外國的大使館及外交使節團。’
“摩裏斯：‘你能否談談有關這一點的經驗？根據你本人的經驗舉出一些實際的例子。’
“拉斯托沃洛夫：‘舉個實際的例子吧。例如派到東京的通商代表團團長多姆尼茨基上校，這個人是蘇聯駐日通商代表團的團長，可是這個正式的職位是用來掩飾那個國家的諜報活動的。在世界各地都一樣。通商代表團成員中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屬於諜報部。’”
總之，拉斯托沃洛夫待在美國，可以說是負有任務來“削弱”日本對蘇聯接近的政策。這也就意味著美國利用他的方法之高明吧。
拉斯托沃洛夫就這樣被利用來取得種種效果。當他剛到達美國的時候，負責招待的當局以為他是大有利用價值的顯要人物，後來才知道他是個不起作用的三流人物，弄得他們大失所望。可是原來他的用處就在這樣的地方。
“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是一出內容空洞的蹩腳戲，但是它給予日本國民的敎訓是很多的。那就是，位於亞洲東端的弓形的日本列島，已經成為美蘇兩國諜報的深淵，而不少日本人被卷進到這個漩渦之中，遭到了厄運。今後同樣的狀態也許還會繼續下去。
這個事件說明，我們日常的和平生活隨時都可以被某種陰謀利用而遭到破壞。
韓戰的策劃
一
這一組作品接連寫下來，終於寫到最後這篇了。以前我也說過，這些作品的內容都限於在美軍占領日本期間所發生的事情。就這一意義來說，本文以“韓戰”為題材，也許會使讀者感到奇怪。
韓戰這個主題太大了，也許不宜列為這一組作品的最後一篇。仍是我以前所寫的那一係列事件，其最終“鵠的”正是指尚韓戰這樣的頂點，那些事件也可以說是一條條伏線，焦點則是韓戰。不過美軍不見得一開始就“預料”到會打這場戰爭的。至少在占領初期，駐日美軍是日本“民主化”的忠實使者（自然是在美國的利益範圍之內）。遠東形勢的變化迫使他們改變了做法。美國對韓戰的“預料”可以說是從一九四八年左右逐漸開始的。
光是解剖各個事件並無助於究明其本質，隻有當我們考慮到這些事件都是包含在美國的“預料”之中的時候，我們才能了解事件真正的性質。
因此，我不得不在這一組作品的最後一篇裏來寫韓戰。前麵已經說過，這種“預料”的焦點不一定非是朝鮮不可。從地理上來說，這個焦點可以在越南，也可以在寮國，或是在其他地區，反正無非是要選擇一個能夠改變美國勢力現狀的地點。選中了朝鮮也隻不過是因為它的條件合適，在這裏幹起來便當。朝鮮就是這樣被選作“黑色的榮譽”的。“韓戰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在朝鮮發生的事情，要不是在這裏發生的話，也必然會在世界上旁的地方發生。”（一九五二年，範佛裏特將軍對菲律賓代表團的談話。）
朝鮮的三八線是根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英、蘇三國在莫斯科會議上達成的協議劃定的，它是為了解除在朝日軍的武裝、接收軍方和財閥的設備而暫時劃定的界線。它不是按照朝鮮民族的分布和地理條件劃定的，隻不過是個權宜之計，把緯度這樣一個地理學上的人為的線當作了界線而已。由於美蘇進行冷戰，它就變成了把一個民族分割為南北兩方，相互對立、相互仇視、半永久性的軍事、政治的分界線了。也就是說，在美蘇世界性的激烈冷戰中，這條界線就變成了區分“兩種政策，兩種對待殖民地命運的態度，兩種對角線式的相反方針的示意圖了”。（夏普希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朝鮮》）
早在昭和二十八年十月左右，保安廳、法務省等就著手研討並起糙這個“機密保護法”或“防衛機密保護法”的具體內容了。最初，有兩種想法，一個是這項糙案隻限於美國根據“共同安全法”援助所提供的武器的保密，另外一個想法是把保密的範圍擴大到包括出動保安隊和警備隊（現為自衛隊），以及在口本製造的武器。可是，後來根據保安廳長官木村的意見，準備製定類似戰前“軍機保護法”的廣泛的保密法。（見《朝日年鑑》，昭和三十年版）“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公布，就起了朝這方向順利推動的潤滑油的作用。
十三
再者，吉田政府當時由於造船貪汙案而搖搖欲墜，因此，與吉田對峙的政治派係——鳩山、石橋、鬆村以及三木這派人就都行動起來，明確地謀求同蘇聯媾和。此外，自由民主黨內的另一派也對吉田向美國一邊倒的作法表示不滿。
（後來鳩山內閣成立。拉斯托沃洛夫過去的同事、蘇聯代表機構成員多姆尼茨基通過某一途徑接近鳩山，終於排除吉田派的阻撓，在莫斯科締結了期待已久的《日蘇條約》。到那時為直，吉田和鳩山各自的政治勢力在明裏暗裏所進行的激烈鬥爭，已深化到難以想像的地步。）
這樣一來，對吉田政府來說；公布“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就起了給親蘇派潑冷水的作用。也就是說，借蘇聯人自己的口道出了蘇聯在日本進行規模龐大的陰謀活動。這比出自第三者之口更加真實，更給一般人以切膚之感。由於拉斯托沃洛夫在美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上作證說，蘇聯駐日代表機構二十三個成員幾乎個個都是為了在日本搞情報活動而留在日本的，就更使日本方麵感到震驚。
但是與蘇聯代表機構的三十三個成員比較起來，美國駐日大使館到底有多少人員呢？據說美籍正式工作人員有二百幾十人，雇用的日本人有六百人左右，共計近九百人，算上非正式的工作人員則形成一千餘人的大陣容。留在日本的蘇聯這三十三名所謂“情報人員”，無論如何也不是美國大使館那負有幾乎同樣任務的大群人馬的對手。各國駐外使館的一半工作是搜集情報，如今這已是盡人皆知的事了。可是一聽到拉斯托沃洛夫作證說“蘇聯代表機構三十三名成員的情報活動”，就會使一般人產生實在是小題大做的緊張感覺。
拉斯托沃洛夫還負有另一項使命。那就是公布這一事件的兩年之後，一九五六年（昭和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以公使銜作為漁業機構代表到東京上任的蘇聯駐英國大使館參事塞爾吉·契夫賓斯基的事情。這位契夫賓斯基是參加漁業談判的蘇聯代表，當時漁業問題成為蘇聯政府與日本政府之間的重大問題。但是日本某方麵認為契夫賓斯基入境是蘇聯在日本從事陰謀活動的開始。這就是說，關於契夫賓斯基不是外交官而是諜報工作專家的流言傳布開了。
有見識的外務省官員，例如當時的駐英大使西春彥和參加日蘇談判的日本代表之一鬆本俊一等，都認為契夫賓斯基是正常的外交官，所以不能不說這個流言是離奇的。但是不久就逐漸弄清了這個流言的背景。原來它竟來自拉斯托沃洛夫這個人。根源出於同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在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小組委員會上的證詞。
而且還不隻是契夫賓斯基這一件事。在那以前的二月八日，拉斯托沃洛夫在同一個小組委員會上還講了下麵的話：
“摩裏斯：‘你知道蘇聯的通商代表團被利用來做諜報工作的任何實例嗎？’
“拉斯托沃洛夫：‘他們利用通商代表團，利用駐外國的大使館及外交使節團。’
“摩裏斯：‘你能否談談有關這一點的經驗？根據你本人的經驗舉出一些實際的例子。’
“拉斯托沃洛夫：‘舉個實際的例子吧。例如派到東京的通商代表團團長多姆尼茨基上校，這個人是蘇聯駐日通商代表團的團長，可是這個正式的職位是用來掩飾那個國家的諜報活動的。在世界各地都一樣。通商代表團成員中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屬於諜報部。’”
總之，拉斯托沃洛夫待在美國，可以說是負有任務來“削弱”日本對蘇聯接近的政策。這也就意味著美國利用他的方法之高明吧。
拉斯托沃洛夫就這樣被利用來取得種種效果。當他剛到達美國的時候，負責招待的當局以為他是大有利用價值的顯要人物，後來才知道他是個不起作用的三流人物，弄得他們大失所望。可是原來他的用處就在這樣的地方。
“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是一出內容空洞的蹩腳戲，但是它給予日本國民的敎訓是很多的。那就是，位於亞洲東端的弓形的日本列島，已經成為美蘇兩國諜報的深淵，而不少日本人被卷進到這個漩渦之中，遭到了厄運。今後同樣的狀態也許還會繼續下去。
這個事件說明，我們日常的和平生活隨時都可以被某種陰謀利用而遭到破壞。
韓戰的策劃
一
這一組作品接連寫下來，終於寫到最後這篇了。以前我也說過，這些作品的內容都限於在美軍占領日本期間所發生的事情。就這一意義來說，本文以“韓戰”為題材，也許會使讀者感到奇怪。
韓戰這個主題太大了，也許不宜列為這一組作品的最後一篇。仍是我以前所寫的那一係列事件，其最終“鵠的”正是指尚韓戰這樣的頂點，那些事件也可以說是一條條伏線，焦點則是韓戰。不過美軍不見得一開始就“預料”到會打這場戰爭的。至少在占領初期，駐日美軍是日本“民主化”的忠實使者（自然是在美國的利益範圍之內）。遠東形勢的變化迫使他們改變了做法。美國對韓戰的“預料”可以說是從一九四八年左右逐漸開始的。
光是解剖各個事件並無助於究明其本質，隻有當我們考慮到這些事件都是包含在美國的“預料”之中的時候，我們才能了解事件真正的性質。
因此，我不得不在這一組作品的最後一篇裏來寫韓戰。前麵已經說過，這種“預料”的焦點不一定非是朝鮮不可。從地理上來說，這個焦點可以在越南，也可以在寮國，或是在其他地區，反正無非是要選擇一個能夠改變美國勢力現狀的地點。選中了朝鮮也隻不過是因為它的條件合適，在這裏幹起來便當。朝鮮就是這樣被選作“黑色的榮譽”的。“韓戰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在朝鮮發生的事情，要不是在這裏發生的話，也必然會在世界上旁的地方發生。”（一九五二年，範佛裏特將軍對菲律賓代表團的談話。）
朝鮮的三八線是根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英、蘇三國在莫斯科會議上達成的協議劃定的，它是為了解除在朝日軍的武裝、接收軍方和財閥的設備而暫時劃定的界線。它不是按照朝鮮民族的分布和地理條件劃定的，隻不過是個權宜之計，把緯度這樣一個地理學上的人為的線當作了界線而已。由於美蘇進行冷戰，它就變成了把一個民族分割為南北兩方，相互對立、相互仇視、半永久性的軍事、政治的分界線了。也就是說，在美蘇世界性的激烈冷戰中，這條界線就變成了區分“兩種政策，兩種對待殖民地命運的態度，兩種對角線式的相反方針的示意圖了”。（夏普希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朝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