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證人是什麽軍銜?”
“是陸軍步兵上等兵，眼看就要升兵長1了。”
“被告呢?”
“他是二等兵。”
“同一個時期入伍，同樣年齡的兩個人，為什麽差那麽多呢?是證人晉級晉的特別快嗎?”
“當然，若是幹部候補生考試合格的話，另當則論。不過我的晉級情況，也不過是比一般的人稍微快一點罷了。”
“就是說，一般的成績也能當上上等兵啦。”
“是的。”
“那麽說，被告在這四年當中，就是到最後，連一等兵也沒當上，至少可以說他在部隊的成績在一般水平以下啦?”
“客觀地說來，是這樣。”
“被告即使沒被提到軍法會議上去，在連隊內部受過處罰嗎?”
“以侮辱長官的理由，他受過三次禁閉處分。但事情本身並沒有什麽大不了的，詳細情況我也記不得了。”
“莫不是被告在部隊有什麽危險思想嗎?”
“你知道，部隊這種地方，往往非常簡單地給一個事物下結論。因為他是新劇演員，在入伍的時候就被人懷疑有赤色問題，從而受到了監視。在他受禁閉處分的時候，長官的頭腦中不能說對他沒有某種程度的先入為主的成見。但我認為，至少在部隊的那一段時間裏，他並沒有左傾思想。”
“那麽，被告的成績不好，並非來自思想問題，而是來自他性格的原因羅?”
今野荒樹稍事躊躇，歪著腦瓜沉思片刻以後，開口說道：“軍隊這種地方，是一個與一般生活、一般社會隔絕開來的獨立世界。他的行動，在一般社會的一般情況下，是不成為問題的。我不認為他當時的性格有什麽特別或者不好的地方，但是，在上級軍官的眼裏，卻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好啦，戰爭結束以後，你們在哪裏的收容所來著?”
“在貝加爾湖以東約五十公裏的頓巴斯收容所來著。”
“在那裏大約呆了幾年?”
“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被遣返回國的，他比我早一步，是五月被遣返回來的。”
“有先有後，是為什麽呢?”
“我想是因為船隻關係或別的原因。我們囚犯是不允許對蘇方的事情加以議論的。”
“聽況在那裏要‘洗腦子’，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有那麽回事嗎?”
“有的。”
“被告在那種教育中成績怎樣?”
“他好象比我們進步得多，記得在全收容所也算數得著的好成績。”
“是因為以前他就對共產主義思想感到興趣、產生了共鳴，所以進步才快嗎?”
“這方麵的情況，我可一點也說不上來。當時我們都是一心一意想早一天回到日本，所以簡直就象背誦軍人敕諭那樣拚命地背誦共產主義綱領——雖然現在全都忘掉了。”
“那麽，被告比證人先回到日本，是因為作為共產主義戰士而特別把他挑選出來的嗎?”
“當時好象也有這種說法，但那是蘇聯方麵的秘密，事情究竟如何我也無從知曉。”
“他在收容所裏的生活態度，和在部隊時相比，有什麽變化嗎?”
“當時大家都顯得意氣消沉，而他卻依然如故，不，好象反而比過去更加意氣風發起來。”
“可是，收容所的環境和物質條件不是比部隊惡劣得多嗎?”
“那是千真萬確的。”
“那麽，被告反而振奮起來的原因當然是來自精神方麵啦。能不能說是因為被告對蘇聯人宣傳的共產主義理論產生了共鳴呢?”
“我想……是這樣。”
“那麽，我要問一問你們回國以後的情況。證人回國以後做的什麽工作?”
“最初身體實在弱得很，在老家靜養了大約半年。但也不能總是那樣晃來晃去的。一九四九年找了個門路來到了東京。工作換了好幾個公司，一九五三年到現在的公司工作，一直到目前。”
“在這期間，證人和被告有過聯繫嗎?”
“一九五〇年年底的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見了他，兩人在附近的小酒館喝了點酒，這是重新交往的開端。”
“當時被告又回到原來劇團的事情，向你公開了嗎?”
“是的，他對我說了。”
“以後都有什麽交往呢?”
“因為我忙於為生活而奔波，有相當一段時間沒有和他見麵。無非是新年到了互相寄張賀年片，盛夏來了互相寫封問候信，工作變動時互相函告一下等，總之，都不過是一些禮節性的沒有什麽內容的書信往返而己。”
“這麽說來，被告重新在證人麵前出現，是一九五四年以後的事羅?”
“準確日子說不上來了，記得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前後，他向公司給我來電話說好久不見了，約我喝一杯。我也沒有意見，就答應了。於是在新宿見了麵。”
“就是在那天晚上被告第一次把他退出了劇團的事情告訴了證人嗎?”
“是的。”
“是陸軍步兵上等兵，眼看就要升兵長1了。”
“被告呢?”
“他是二等兵。”
“同一個時期入伍，同樣年齡的兩個人，為什麽差那麽多呢?是證人晉級晉的特別快嗎?”
“當然，若是幹部候補生考試合格的話，另當則論。不過我的晉級情況，也不過是比一般的人稍微快一點罷了。”
“就是說，一般的成績也能當上上等兵啦。”
“是的。”
“那麽說，被告在這四年當中，就是到最後，連一等兵也沒當上，至少可以說他在部隊的成績在一般水平以下啦?”
“客觀地說來，是這樣。”
“被告即使沒被提到軍法會議上去，在連隊內部受過處罰嗎?”
“以侮辱長官的理由，他受過三次禁閉處分。但事情本身並沒有什麽大不了的，詳細情況我也記不得了。”
“莫不是被告在部隊有什麽危險思想嗎?”
“你知道，部隊這種地方，往往非常簡單地給一個事物下結論。因為他是新劇演員，在入伍的時候就被人懷疑有赤色問題，從而受到了監視。在他受禁閉處分的時候，長官的頭腦中不能說對他沒有某種程度的先入為主的成見。但我認為，至少在部隊的那一段時間裏，他並沒有左傾思想。”
“那麽，被告的成績不好，並非來自思想問題，而是來自他性格的原因羅?”
今野荒樹稍事躊躇，歪著腦瓜沉思片刻以後，開口說道：“軍隊這種地方，是一個與一般生活、一般社會隔絕開來的獨立世界。他的行動，在一般社會的一般情況下，是不成為問題的。我不認為他當時的性格有什麽特別或者不好的地方，但是，在上級軍官的眼裏，卻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好啦，戰爭結束以後，你們在哪裏的收容所來著?”
“在貝加爾湖以東約五十公裏的頓巴斯收容所來著。”
“在那裏大約呆了幾年?”
“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被遣返回國的，他比我早一步，是五月被遣返回來的。”
“有先有後，是為什麽呢?”
“我想是因為船隻關係或別的原因。我們囚犯是不允許對蘇方的事情加以議論的。”
“聽況在那裏要‘洗腦子’，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有那麽回事嗎?”
“有的。”
“被告在那種教育中成績怎樣?”
“他好象比我們進步得多，記得在全收容所也算數得著的好成績。”
“是因為以前他就對共產主義思想感到興趣、產生了共鳴，所以進步才快嗎?”
“這方麵的情況，我可一點也說不上來。當時我們都是一心一意想早一天回到日本，所以簡直就象背誦軍人敕諭那樣拚命地背誦共產主義綱領——雖然現在全都忘掉了。”
“那麽，被告比證人先回到日本，是因為作為共產主義戰士而特別把他挑選出來的嗎?”
“當時好象也有這種說法，但那是蘇聯方麵的秘密，事情究竟如何我也無從知曉。”
“他在收容所裏的生活態度，和在部隊時相比，有什麽變化嗎?”
“當時大家都顯得意氣消沉，而他卻依然如故，不，好象反而比過去更加意氣風發起來。”
“可是，收容所的環境和物質條件不是比部隊惡劣得多嗎?”
“那是千真萬確的。”
“那麽，被告反而振奮起來的原因當然是來自精神方麵啦。能不能說是因為被告對蘇聯人宣傳的共產主義理論產生了共鳴呢?”
“我想……是這樣。”
“那麽，我要問一問你們回國以後的情況。證人回國以後做的什麽工作?”
“最初身體實在弱得很，在老家靜養了大約半年。但也不能總是那樣晃來晃去的。一九四九年找了個門路來到了東京。工作換了好幾個公司，一九五三年到現在的公司工作，一直到目前。”
“在這期間，證人和被告有過聯繫嗎?”
“一九五〇年年底的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見了他，兩人在附近的小酒館喝了點酒，這是重新交往的開端。”
“當時被告又回到原來劇團的事情，向你公開了嗎?”
“是的，他對我說了。”
“以後都有什麽交往呢?”
“因為我忙於為生活而奔波，有相當一段時間沒有和他見麵。無非是新年到了互相寄張賀年片，盛夏來了互相寫封問候信，工作變動時互相函告一下等，總之，都不過是一些禮節性的沒有什麽內容的書信往返而己。”
“這麽說來，被告重新在證人麵前出現，是一九五四年以後的事羅?”
“準確日子說不上來了，記得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前後，他向公司給我來電話說好久不見了，約我喝一杯。我也沒有意見，就答應了。於是在新宿見了麵。”
“就是在那天晚上被告第一次把他退出了劇團的事情告訴了證人嗎?”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