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他的回答讓我大吃一驚。他說，“幹嘛遊行?民主不民主跟我有什麽關係?這些人吃飽沒事幹!”
二十五萬人遊行(警方說六萬人)，主辦單位好像很興奮，你也說，不錯!可是，mm，這怎麽叫“不錯”呢?你記得二零零三年反伊拉克戰爭的遊行嗎?羅馬有三百萬人遊行，巴塞隆納有一百三十萬人，倫敦有一百萬人上街。而這些城市的人口是多少?
羅馬──六百萬。
巴塞隆納──四百六十萬。
倫敦──七百四十萬。
當然，湧進市區遊行的人來自城市周邊一大圈，不是隻有羅馬或倫敦城市裏頭的人，但是你想想，羅馬人、巴塞隆納人、倫敦人為什麽上街?他們是為了一個距離自己幾千公裏而且可能從來沒去過的一個遙遠得不得了的國家去遊行，還不是為了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問題、自己的直接未來。
相對之下，香港人是為什麽上街?難道不是為了自己最切身的問題、為了自己的自由、為了自己的孩子的未來?為了自己，卻也隻有二十五萬人站出來──你能說這是“不錯”嗎?
我也許無知，或者有歐洲觀點的偏見，但是我真的沒法理解怎麽還有人質疑遊行的必要。
遊行前幾天，我還在報上讀到大商人胡應湘的一篇訪問，他把正在籌備中的遊行稱為“暴民政治”，還拿天安門的流血事件來做比較，說遊行抗議對民主的爭取是沒有用的。他的話在我腦子裏驅之不去。這個姓胡的好像完全不知道東德在一九八玖年的百萬人大遊行──柏林圍牆倒塌了。
他好像也完全沒聽說過甘地爭取獨立的大遊行──印度獨立了。他好像也完全不知道一九六三年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掀起的大遊行，促進了黑人人權的大幅提升。難道這個大商人對柏林圍牆、對甘地、對馬丁·路德·金一無所知?
政府一意孤行時，通常遊行抗議是人民唯一可以做的迫不得已的表達方式。我不是說每個人都應該上街遊行，可是我認為每個人至少應該把問題認識清楚，明確知道那些主張上街的人的訴求是什麽，再決定自己的立場。
回到那個計程司機。他在聽廣播，所以你問他，“遊行人數統計是多少?”那時候還是下午五點左右。他說，“大概十萬左右。”你說，“不壞。”他就帶著一種勝利的微笑，說，“哈，可是很多隻是小孩!”
確實的，遊行的隊伍裏小孩特別多，很多人推著嬰兒車來的。也有特別多的老人家。很明顯，那司機的意思是說，十萬人不算什麽，因為裏頭很多是小孩，而小孩不算數。
我的新聞寫作課的指定作業是訪問遊行的人，幾乎每一個被我問到“為何遊行”的人都說，“為我的下一代”。
我真的很感動，mm。他們要求的僅隻是一個民主時間表，他們沒有把握自己是否見得到民主，但是他們站出來，是為了要確保自己的孩子們一定要見得到香港民主那一天──他們可以忍受自己沒有民主，但是他們在乎下一代的未來。我想很多人當年是為了逃避共產製度而來到這個島，現在好像老的陰影又追上來了。
遊行的人群裏那麽多孩子，他們“不算數”嗎?我卻覺得，不正是孩子，最值得人們奮鬥嗎?
出門前，我問了幾個歐美交換學生去不去參加遊行，發現他們都不去，說要準備期末考。我有點驚訝，咦，怎麽麵對歷史的時刻，那麽不在乎?四零年代西班牙戰爭的時候，歐美大學生還搶著上戰場去幫西班牙人打自由之仗呢。不過，我是不是也該為我的同學辯護呢?如果不是新聞寫作的作業，搞不好我自己也不會去。畢竟，一個地方，如果你隻是過客，你是不會那麽關心和認真的。
但是讓我真正驚奇的，還是到了遊行現場之後，發現中年人、老年人、孩子占大多數，年輕人卻特別少。感覺上大學生的比例少得可憐。
大學生哪裏去了呢?通常，在第一時間裏站出來批判現實、反抗權威的是大學生，很多驚天動地的社會改革都來自大學生的憤怒，不管是十九世紀的德國還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歐美。你告訴我還有中國的“五四”運動。所以我以為維多利亞公園當天會滿坑滿穀的大學生，結果相反。
於是我回想，是啊，在港大校園裏我也沒看見學生對遊行的訴求有甚麽關心。幾張海報是有的，但是校園裏並沒有任何關心社會發展的“氣氛”，更別說“風潮”了。期末考比什麽都重要。
好吧，mm，你說這次遊行留給我什麽印象?一，一“小”撮人上街去爭取本來就應該屬於他們的權利;二，一大堆人根本不在乎他們生活在什麽製度下(隻要有錢就行);三，大學生對政治──眾人之事──毫無關切;四，大學隻管知識的灌輸但是不管人格的培養和思想的建立。
這就是我看到的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的香港。
這樣的香港，將來會怎麽樣呢?
安德烈
二十四、溫和抗暴
龍應台給兒子的信：為孩子走路
親愛的安德烈，菲利普：
十二月四日香港大遊行的前一天正巧是台灣的縣市選舉;選舉結果，執政的民進黨以一種你可以說是“被羞辱”的方式失去大部分地區的支持。第二天的香港遊行裏，你記不記得其中一個旗幟寫著：“台灣同胞，我羨慕你們可以投票!”
和菲利普參加過兩次七一的遊行，一次六·肆的靜坐紀念。(這也是你懷念香港的部分嗎，菲利普?如果是，下回法蘭克福如果有反伊拉克戰爭的遊行，你會去嗎?)香港人還沒學會台灣人那種鼓動風潮、激發意誌的政治運動技術;如果這四公裏的遊行是台灣人來操作的話，會很不一樣，台灣人會利用各種聲音和視覺的設計來營造或者誇大“氣氛”。譬如很可能會有鼓隊，因為鼓聲最能激勵人心，凝聚力量。香港人基本上隻是安安靜靜地走路。
和你一樣，最感動我的，是那麽多孩子，很多人推著嬰兒車，很多人讓嬉笑的兒童騎在自己的肩上。問他們，每一個人都說，“我在為下一代遊行。”“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情懷，充分體現在香港人身上。
他們遊行的訴求，低得令人難過：香港人不是在要求民主，他們隻是在要求政府提出一個時間表，隻是一個時間表而已。他們甚至不是在要求“在某年某月之前要讓我們普選”，他們隻是要求，“給我一個時間表”!
在我這外人看來，這是一個“低聲下氣”到不行的要求，在香港，還有許多人認為這個訴求太“過分”。
香港人麵對事情一貫的反應是理性溫和的，他們很以自己的理性溫和為榮──嘲笑台灣人的容易激動煽情。我也一向認為，具有公民素養和法治精神的香港人，一旦實施民主，絕對可以創造出比台灣更有品質的民主(台灣的民主沒有“品質”可言)，因為公民素養和法治精神是民主兩塊重大基石。但是十二月四日的遊行，給了我新的懷疑：
二十五萬人遊行(警方說六萬人)，主辦單位好像很興奮，你也說，不錯!可是，mm，這怎麽叫“不錯”呢?你記得二零零三年反伊拉克戰爭的遊行嗎?羅馬有三百萬人遊行，巴塞隆納有一百三十萬人，倫敦有一百萬人上街。而這些城市的人口是多少?
羅馬──六百萬。
巴塞隆納──四百六十萬。
倫敦──七百四十萬。
當然，湧進市區遊行的人來自城市周邊一大圈，不是隻有羅馬或倫敦城市裏頭的人，但是你想想，羅馬人、巴塞隆納人、倫敦人為什麽上街?他們是為了一個距離自己幾千公裏而且可能從來沒去過的一個遙遠得不得了的國家去遊行，還不是為了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問題、自己的直接未來。
相對之下，香港人是為什麽上街?難道不是為了自己最切身的問題、為了自己的自由、為了自己的孩子的未來?為了自己，卻也隻有二十五萬人站出來──你能說這是“不錯”嗎?
我也許無知，或者有歐洲觀點的偏見，但是我真的沒法理解怎麽還有人質疑遊行的必要。
遊行前幾天，我還在報上讀到大商人胡應湘的一篇訪問，他把正在籌備中的遊行稱為“暴民政治”，還拿天安門的流血事件來做比較，說遊行抗議對民主的爭取是沒有用的。他的話在我腦子裏驅之不去。這個姓胡的好像完全不知道東德在一九八玖年的百萬人大遊行──柏林圍牆倒塌了。
他好像也完全沒聽說過甘地爭取獨立的大遊行──印度獨立了。他好像也完全不知道一九六三年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掀起的大遊行，促進了黑人人權的大幅提升。難道這個大商人對柏林圍牆、對甘地、對馬丁·路德·金一無所知?
政府一意孤行時，通常遊行抗議是人民唯一可以做的迫不得已的表達方式。我不是說每個人都應該上街遊行，可是我認為每個人至少應該把問題認識清楚，明確知道那些主張上街的人的訴求是什麽，再決定自己的立場。
回到那個計程司機。他在聽廣播，所以你問他，“遊行人數統計是多少?”那時候還是下午五點左右。他說，“大概十萬左右。”你說，“不壞。”他就帶著一種勝利的微笑，說，“哈，可是很多隻是小孩!”
確實的，遊行的隊伍裏小孩特別多，很多人推著嬰兒車來的。也有特別多的老人家。很明顯，那司機的意思是說，十萬人不算什麽，因為裏頭很多是小孩，而小孩不算數。
我的新聞寫作課的指定作業是訪問遊行的人，幾乎每一個被我問到“為何遊行”的人都說，“為我的下一代”。
我真的很感動，mm。他們要求的僅隻是一個民主時間表，他們沒有把握自己是否見得到民主，但是他們站出來，是為了要確保自己的孩子們一定要見得到香港民主那一天──他們可以忍受自己沒有民主，但是他們在乎下一代的未來。我想很多人當年是為了逃避共產製度而來到這個島，現在好像老的陰影又追上來了。
遊行的人群裏那麽多孩子，他們“不算數”嗎?我卻覺得，不正是孩子，最值得人們奮鬥嗎?
出門前，我問了幾個歐美交換學生去不去參加遊行，發現他們都不去，說要準備期末考。我有點驚訝，咦，怎麽麵對歷史的時刻，那麽不在乎?四零年代西班牙戰爭的時候，歐美大學生還搶著上戰場去幫西班牙人打自由之仗呢。不過，我是不是也該為我的同學辯護呢?如果不是新聞寫作的作業，搞不好我自己也不會去。畢竟，一個地方，如果你隻是過客，你是不會那麽關心和認真的。
但是讓我真正驚奇的，還是到了遊行現場之後，發現中年人、老年人、孩子占大多數，年輕人卻特別少。感覺上大學生的比例少得可憐。
大學生哪裏去了呢?通常，在第一時間裏站出來批判現實、反抗權威的是大學生，很多驚天動地的社會改革都來自大學生的憤怒，不管是十九世紀的德國還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歐美。你告訴我還有中國的“五四”運動。所以我以為維多利亞公園當天會滿坑滿穀的大學生，結果相反。
於是我回想，是啊，在港大校園裏我也沒看見學生對遊行的訴求有甚麽關心。幾張海報是有的，但是校園裏並沒有任何關心社會發展的“氣氛”，更別說“風潮”了。期末考比什麽都重要。
好吧，mm，你說這次遊行留給我什麽印象?一，一“小”撮人上街去爭取本來就應該屬於他們的權利;二，一大堆人根本不在乎他們生活在什麽製度下(隻要有錢就行);三，大學生對政治──眾人之事──毫無關切;四，大學隻管知識的灌輸但是不管人格的培養和思想的建立。
這就是我看到的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的香港。
這樣的香港，將來會怎麽樣呢?
安德烈
二十四、溫和抗暴
龍應台給兒子的信：為孩子走路
親愛的安德烈，菲利普：
十二月四日香港大遊行的前一天正巧是台灣的縣市選舉;選舉結果，執政的民進黨以一種你可以說是“被羞辱”的方式失去大部分地區的支持。第二天的香港遊行裏，你記不記得其中一個旗幟寫著：“台灣同胞，我羨慕你們可以投票!”
和菲利普參加過兩次七一的遊行，一次六·肆的靜坐紀念。(這也是你懷念香港的部分嗎，菲利普?如果是，下回法蘭克福如果有反伊拉克戰爭的遊行，你會去嗎?)香港人還沒學會台灣人那種鼓動風潮、激發意誌的政治運動技術;如果這四公裏的遊行是台灣人來操作的話，會很不一樣，台灣人會利用各種聲音和視覺的設計來營造或者誇大“氣氛”。譬如很可能會有鼓隊，因為鼓聲最能激勵人心，凝聚力量。香港人基本上隻是安安靜靜地走路。
和你一樣，最感動我的，是那麽多孩子，很多人推著嬰兒車，很多人讓嬉笑的兒童騎在自己的肩上。問他們，每一個人都說，“我在為下一代遊行。”“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情懷，充分體現在香港人身上。
他們遊行的訴求，低得令人難過：香港人不是在要求民主，他們隻是在要求政府提出一個時間表，隻是一個時間表而已。他們甚至不是在要求“在某年某月之前要讓我們普選”，他們隻是要求，“給我一個時間表”!
在我這外人看來，這是一個“低聲下氣”到不行的要求，在香港，還有許多人認為這個訴求太“過分”。
香港人麵對事情一貫的反應是理性溫和的，他們很以自己的理性溫和為榮──嘲笑台灣人的容易激動煽情。我也一向認為，具有公民素養和法治精神的香港人，一旦實施民主，絕對可以創造出比台灣更有品質的民主(台灣的民主沒有“品質”可言)，因為公民素養和法治精神是民主兩塊重大基石。但是十二月四日的遊行，給了我新的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