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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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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9月9日……星期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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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課桌也是新奇的，和以前一排兩個人的課桌不一樣，每人單獨一個。書也不是從後麵放進去，而是正上麵是一個可以揭開的蓋，在邊緣有上鎖的小搭扣，與後側板形成一個全閉合的箱子，這樣書就可以長期放在抽屜裏了。每天隻需背個小書包把沒寫完的作業帶回去，換座位也就自己抱著自己的桌椅整體移動。而這樣，也就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同桌”了。
一大早，一個幹瘦的中年男子抱著個鋸了半截腿的矮課桌進來，後麵跟著個幹瘦男孩，消瘦如柴的軀幹頂上墜著個碩大的大腦袋，長而油膩的劉海隨意地貼在腦門上，像極了曾經課本裏描述的“小蘿卜頭”。他甩著空空的兩個袖管，腳上趿著一雙拖鞋，漫不經心地跟在中年男子和班主任身後，隨意地晃動著大腦袋四處張望。我總擔心他不小心會把那個大腦袋從柴火棍樣的身子上晃下來。班主任介紹他叫許瑞生，插班生，把他的座位安排在第一組第一排靠中間的位置，並囑咐坐在他旁邊的尚小慶在他需要的時候給幫個忙，又告誡班上的男生，因為他的特殊情況，不要和他發生肢體上的衝撞。
以前小學和初中是義務教育，班上有幾個智力有問題的同學，老師明著告訴全班同學他們“不算數”，不要跟他們比成績。除此之外，“不算數”的同學在外表、行為上與正常的同學並無太大差異。我從沒和身體有殘疾的人同過班，有點好奇，但又怕過分的關注和詢問會讓他難堪。於是，假裝一切如常，從他身邊經過也目不斜視，避免發生任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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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選高一學生會的成員，班主任決定讓我去試試競選學習部長。我十分感謝班主任給我這個機會，但又不知道這個所謂的學生會成員要做些什麽，心裏十分矛盾：一方麵怕事太多會耽誤學習，想來學習部長肯定要求成績要很好，而我中考分數也就中上，並不是最高的，應該配不上。一方麵又不能辜負班主任對我的希望，即使隻是個“試試”的名額，但能落在我頭上，就足以說明了他對我的認可和信任。班主任都已經讓我來試試了，我怎麽還能猶豫、退縮呢？
晚自習前，我到麵試的辦公室外時，其他幾個參加麵試的學生已經在走廊上等著了。等待的時間顯得尤其漫長，那幾個等待的學生一會聚在一起擔心“他們會問什麽啊？”、“我該怎麽回答啊？”，一會在走廊上來回不停地踱步、跳腳，興奮、慌亂、激動、焦慮各種情緒在他們臉上雜糅、閃現。我一邊努力故作平靜，一邊勸他們要心靜如止水，別急躁，別緊張。人一個個被叫進去，一出來外麵候場的人就像蒼蠅一樣圍上去，嗡嗡地打聽裏麵的情況：問了些什麽，怎麽回答的之類的。我像軍訓一樣，跨立一旁，靜靜望著遠處的萬家燈火，不參與他們的集聚。可誰又知道我腦子裏進行著怎樣複雜的糾結和撕扯呢！
叫到我進去，我努力保持平靜穩定的狀態。對麵坐著一排人，老師和上屆學生會的同學開始輪流對我提問。其中一個叫許敏的，曾是我小學舞蹈隊的隊友，高我一屆，認識，不算熟，現在是校文藝部部長。她一上來就問我當年為什麽離開舞蹈隊。我努力裝出的平靜再也難以維持，淚水在眼裏打轉，極力堅守著它的底線——不流出來。事情雖已過去五六年了，但八九歲時留在心底的傷卻至今還未完全愈合。我極力控製著因情緒激動導致的顫抖的聲音，努力平靜回答她：“舞蹈老師覺得我上下身比例不夠好，被勸退。”當時，作為一個幾歲的小女孩，不一定對舞蹈有多少執著的熱愛，但大多會喜歡唱唱跳跳。老師給出的理由無異於官方對我在舞蹈方麵從根上進行了否定。先天條件是我無法選擇和改變的，而勸退則代表了連後天努力的機會都不給。我隻能無可辯駁地接受，可接受就代表承認了自己身材的缺陷，接受對自己的否定。再提起此事，對自我的否定又一次卷土重來。
我的極力控製並沒有獲得讓聲音更平靜的效果，壓抑反而讓雙肩不受控地顫抖起來，胸膛的起伏也愈發劇烈。他們看出了我的激動，後來問題就轉向了宣傳工作。我想他們大概是在考慮讓我做宣傳部長吧，於是我表明態度，如果是我的事，我一定會盡全力把它做好，也許我做的不是所有人中做得最好的，但一定是我自己能做到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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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9月10日……星期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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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的“老班長”現在也還跟我同校，她跑來告訴我看到紅榜上學生會記者團有我的名字，要我請吃糖。我不信，跑去看，的確是事實。這才意識到昨天要我做宣傳工作的事指的是這個，但我並不想當記者。於是昨天的滿臉笑容變成了此刻滿腹的牢騷和煩悶。
“你中考語文考了多少分？”
“80分。”
“那他們是憑什麽選的你？”老班長問。
我煩極了，隨口說：“不知道，也許是抓鬮抓中的。”
“不可能吧。怎麽會這麽兒戲？聽說不是還有麵試嗎？”
……
唉，人長大了，愁的事真多，不再隻是學習，要是人能不長大那多好啊！小時候真傻，總盼著長大，而現在卻又……也許這便是人生吧！
課間，一個不認識的高個兒男生在教室門口找我，他戴著眼鏡，有點瘦，把手裏的一疊表格遞給我說：“這是麵試小記者的表格，上麵有評分標準。下午第三節課後到音樂室來。”原來是學生會宣傳部的。
牢騷和煩悶慢慢被對工作的好奇所替代。給人評分似乎有點主宰別人命運的感覺，這就像法庭上的法官、球場上的裁判、學校裏的校長。終於到了第三節課，我實在按捺不住興奮的心情，一下課快速收拾好書本，飛奔到音樂室門口，準備做我的“美夢”。到了才發現隻有2個人來報到，是隻有兩個人報名還是其他人遲到了沒來呢？和高年級的那個男生商量，決定再等等看，這渺茫的“等”字也令我的心涼了一半。也許是我來早了罷，看看表，五點十分，十五分，五點半……
“五點四十八了，怎麽還沒別的人來？”高年級的男生終於忍不住抱怨道。
“也許隻有我們倆吧！”那兩個報名的同學怯生生試探地回應。
“怎麽可能呢？”男生不悅地又看看表，回過頭問我“一共錄取幾個？”
“八個。”我回答。
報名的同學又問：“還等嗎？”我沒了主意。
“好吧，就先錄你們吧”高年級男生對她們說，又回頭對我說：“給她們登記，把她們交的稿子給我。”
“你叫什麽？”我問向報名的其中一個。
“張豔。”對方回答。
“你來把這個表填一下。”我對她說，她欣然接過表格。辦完手續，報名的兩個同學雀躍地奔向食堂，離開的途中還嘰嘰喳喳分享著沒經過麵試就被錄取的歡樂，而我卻因沒行使到想象中的“權力”心有不甘。唉，空歡喜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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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9月12日……星期六……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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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厚實的春秋校服，手捧一束束絹花，在炎炎烈日下，幾百個學生筆挺地站在進縣城的必經主幹道一側。我也是這些學生中的一員，學校安排我們這副打扮站在這裏，迎接從抗洪第一線回來的士兵。
據說今年是幾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很多村莊農田都淹了。也有說為了保障下遊武漢的安全，我們縣幾個村要作為泄洪區。村裏的大堤上二十四小時守著人，以防不備，隨時待命準備決堤泄洪。縣城的江堤上也有很多防汛的人不斷巡查和加壘沙袋。縣城裏還不算很嚴重，幾個月前，中考前後連續下了很久的大雨，引發了短時內澇，街上的水淹沒至腳麵，個別水深的地方能到膝蓋上下。對於住在江邊的人來說，打小常會聽老人講古，說某年某年發大水把房子衝跑了，相較而言這點水並不算什麽。後來雨停了，街麵上的水也就退了。現在我們迎接的就是駐紮在本地、去支援了宜昌和石首抗洪搶險的武警部隊。
烈日、校服、絹花，我們就這麽在公路旁等著。一開始還有人組織著演練喊口號，隨著時間推移，日頭攻勢不斷加強，隊列慢慢就安靜了下來。人們都蔫吧地看著遠處進城的路口，靜靜地等待，望眼欲穿也看不到橄欖綠的影子。時間一分一秒過去，隊伍開始散亂、騷動，已經四個半小時了，有幾個同學曬得幾乎暈倒。這時，組織者已不知所蹤，人群小團集聚在一起討論，是去是留也沒個定論。
你們怎麽還不回來啊？你們幾百人在抗洪搶險第一線保住了近千人的安全，他們近千人不讓你們走，而我們幾百上千人卻在這公路兩旁幹等著你們回來。這是什麽事？！學校就不能弄清楚他們準確的回程時間嗎？
脫下罩在外麵厚厚的校服外套，裏麵的襯衫已經濕透，頭發成綹地貼在臉上，順著發尖滴著汗。我不願這麽不清楚時間安排和後續計劃地幹耗下去，於是跟其他打算撤退的同學一起偷偷離開。在回家的路上，一個不認識的青年（大概是個司機）坐在環城車上探出頭，憋著嗓子學女聲，搖頭晃腦地對我們訕笑地調侃：“小妹，你們敬愛的解放軍叔叔還沒來呀？！要不要坐車啊？走回去多累啊？！……”我沒搭理他，隻是一個勁的安慰自己，對自己說：“並不是我不想等了，而是已經十二點半了，你們大概一定在吃飯吧！老師不會發現我們走了的，倘若察覺到少了人，大概也會原諒我們吧……”
人為什麽會犯錯誤？人犯了錯誤後又為什麽要心虛呢？我又為什麽要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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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9月15日……星期二……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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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烈日當頭，有風，卻並不冷。接到通知：下午放學後，學生會成員到階梯教室開會。五點多時，天陰了下來，風越刮越大，穿短袖薄裙的我不覺有了幾分寒意。偌大的階梯教室裏坐著屈指可數的幾個學生會成員，空曠，通風，愈發覺得冷。聽覺突然異常敏銳起來，似乎能聽見手表裏的指針走動的聲音，“滴答”、“滴答”、“滴答”……如此清晰，如此重複，讓時間的流逝如肉眼可見般不可忽視。晃動椅子的吱呀聲、咳嗽聲此起彼伏，正在講話的年級組長並不受這些幹擾，仍自顧自“慢條斯理”地講著，時間繼續流逝，腦子放空，眼前似乎看到生命的光彩在逐漸褪色。
“好了，就這樣，散會。”年級組長終於結束了他冗長又無趣的講話。看表，六點十分，唉，又不能回去吃晚飯了。
出了階梯教室，我和一陣狂風撞個滿懷，又冷又餓的我幾乎快被吹倒。疾步走進教室，我的第一感覺就是——暖和，但晚自習後，走出教室，我又該怎麽辦呢？我不禁打了個寒顫。
“奚萍，你有多的衣服嗎？厚的。”我問向旁邊還不很熟的另一組的女生。她是住讀生，長得十分清秀，話不多，總是低聲細語，愛讀詩，並寫得一手與柔弱外表截然不同的遒勁有力的鋼筆字，隻可惜眉眼間有一塊明顯的胎記。
“有，跟我去寢室拿去。”她毫不猶豫地回答，看我穿得單薄，又關心道：“冷了吧？”
“嗯！”我對她的關心有些感動，“食堂還有吃的嗎？”
“大概沒了吧！”她的回答使我大失所望，看來要餓到晚自習回去才有吃的了。
到寢室，她給我找了件春裝，我接過衣服，趕緊穿上。“你還吃飯嗎？”我聽了她的話有些吃驚，想著剛不是說食堂沒吃的嗎，“我這裏有些餅幹零食，你吃嗎？”她邊說邊打開背包，攤出許多餅幹，果凍之類的，塞了我滿滿一手。我很感激她，但又不知該做些什麽，隻是一個勁兒地說：“謝謝，謝謝……”她看著我激動的樣子，微微笑了笑說：“沒什麽，別放在心上。”頓時，我被一股暖流包圍了，由外而內，從上至下，全身都暖了。對她雪中送炭的感激之情簡直無以言表。
我正在感激之時，突然又想打自己一個耳光。一個同學對我隻做出了這麽一點事，說了一些樸實的話就讓我如此感動，而父母，特別是媽媽從小到大，為我做了多少事，說了多少關心我的話，而我卻受之理所當然。我應當如何回饋才能報答生育養育之恩？類似的拷問直至靈魂最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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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9月17日……星期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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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又進行了一次小記者麵試，選了11個人，並接到通知，讓我和那天剛招的小記者張豔負責辦雙周校刊的《學海揚帆》欄目，寫一些學習的新氣象。可哪有那麽多要寫的呢？至今為止，我都沒見過學校的校刊在哪兒。唉，開會，又要開會，開會、開會、開不完的會！學生會就是開會的麽？又不能回家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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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總是簡單而單純的，容易為一點小事開心或難過，時而熱血沸騰、躊躇滿誌，時而又灰心喪氣、患得患失。即使有些事，現在看來都不值得引起情緒變動，當時卻認真而投入。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年離開舞蹈隊留下的心傷早已忘記，不看日記也不知它曾經竟是那麽難以磨滅的印跡。再次提起，曾經內心波瀾的一幕幕又陸續顯現，隻是現在可以坦然麵對，平靜如常。
時間真的可以撫平一切傷痛，如果痛，那是時間還不夠久。時間可以抹去一切印跡，前半輩子形成的思維和習慣，可能需要幾十年或者一輩子去對抗、去改變，但終究還是會有所成效。比時間見效更快的方法是主動麵對，正視問題，想辦法解決，無法解決就調整心態，接受現實和結果。揭開傷疤，擠出讓你痛的膿腫，再等待愈合。這需要強大的內心，也需要對自己狠一點。在“對自己狠”方麵，經過多年的鍛煉，我現在倒已駕輕就熟、習以為常了。
今年又是防汛抗洪任務艱巨的一年，不知道洪峰過後，迎接搶險英雄歸來的隊伍裏還有沒有像我們當年一樣身穿校服、手拿鮮花、在街邊彷徨等待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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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9月9日……星期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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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課桌也是新奇的，和以前一排兩個人的課桌不一樣，每人單獨一個。書也不是從後麵放進去，而是正上麵是一個可以揭開的蓋，在邊緣有上鎖的小搭扣，與後側板形成一個全閉合的箱子，這樣書就可以長期放在抽屜裏了。每天隻需背個小書包把沒寫完的作業帶回去，換座位也就自己抱著自己的桌椅整體移動。而這樣，也就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同桌”了。
一大早，一個幹瘦的中年男子抱著個鋸了半截腿的矮課桌進來，後麵跟著個幹瘦男孩，消瘦如柴的軀幹頂上墜著個碩大的大腦袋，長而油膩的劉海隨意地貼在腦門上，像極了曾經課本裏描述的“小蘿卜頭”。他甩著空空的兩個袖管，腳上趿著一雙拖鞋，漫不經心地跟在中年男子和班主任身後，隨意地晃動著大腦袋四處張望。我總擔心他不小心會把那個大腦袋從柴火棍樣的身子上晃下來。班主任介紹他叫許瑞生，插班生，把他的座位安排在第一組第一排靠中間的位置，並囑咐坐在他旁邊的尚小慶在他需要的時候給幫個忙，又告誡班上的男生，因為他的特殊情況，不要和他發生肢體上的衝撞。
以前小學和初中是義務教育，班上有幾個智力有問題的同學，老師明著告訴全班同學他們“不算數”，不要跟他們比成績。除此之外，“不算數”的同學在外表、行為上與正常的同學並無太大差異。我從沒和身體有殘疾的人同過班，有點好奇，但又怕過分的關注和詢問會讓他難堪。於是，假裝一切如常，從他身邊經過也目不斜視，避免發生任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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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選高一學生會的成員，班主任決定讓我去試試競選學習部長。我十分感謝班主任給我這個機會，但又不知道這個所謂的學生會成員要做些什麽，心裏十分矛盾：一方麵怕事太多會耽誤學習，想來學習部長肯定要求成績要很好，而我中考分數也就中上，並不是最高的，應該配不上。一方麵又不能辜負班主任對我的希望，即使隻是個“試試”的名額，但能落在我頭上，就足以說明了他對我的認可和信任。班主任都已經讓我來試試了，我怎麽還能猶豫、退縮呢？
晚自習前，我到麵試的辦公室外時，其他幾個參加麵試的學生已經在走廊上等著了。等待的時間顯得尤其漫長，那幾個等待的學生一會聚在一起擔心“他們會問什麽啊？”、“我該怎麽回答啊？”，一會在走廊上來回不停地踱步、跳腳，興奮、慌亂、激動、焦慮各種情緒在他們臉上雜糅、閃現。我一邊努力故作平靜，一邊勸他們要心靜如止水，別急躁，別緊張。人一個個被叫進去，一出來外麵候場的人就像蒼蠅一樣圍上去，嗡嗡地打聽裏麵的情況：問了些什麽，怎麽回答的之類的。我像軍訓一樣，跨立一旁，靜靜望著遠處的萬家燈火，不參與他們的集聚。可誰又知道我腦子裏進行著怎樣複雜的糾結和撕扯呢！
叫到我進去，我努力保持平靜穩定的狀態。對麵坐著一排人，老師和上屆學生會的同學開始輪流對我提問。其中一個叫許敏的，曾是我小學舞蹈隊的隊友，高我一屆，認識，不算熟，現在是校文藝部部長。她一上來就問我當年為什麽離開舞蹈隊。我努力裝出的平靜再也難以維持，淚水在眼裏打轉，極力堅守著它的底線——不流出來。事情雖已過去五六年了，但八九歲時留在心底的傷卻至今還未完全愈合。我極力控製著因情緒激動導致的顫抖的聲音，努力平靜回答她：“舞蹈老師覺得我上下身比例不夠好，被勸退。”當時，作為一個幾歲的小女孩，不一定對舞蹈有多少執著的熱愛，但大多會喜歡唱唱跳跳。老師給出的理由無異於官方對我在舞蹈方麵從根上進行了否定。先天條件是我無法選擇和改變的，而勸退則代表了連後天努力的機會都不給。我隻能無可辯駁地接受，可接受就代表承認了自己身材的缺陷，接受對自己的否定。再提起此事，對自我的否定又一次卷土重來。
我的極力控製並沒有獲得讓聲音更平靜的效果，壓抑反而讓雙肩不受控地顫抖起來，胸膛的起伏也愈發劇烈。他們看出了我的激動，後來問題就轉向了宣傳工作。我想他們大概是在考慮讓我做宣傳部長吧，於是我表明態度，如果是我的事，我一定會盡全力把它做好，也許我做的不是所有人中做得最好的，但一定是我自己能做到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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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9月10日……星期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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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的“老班長”現在也還跟我同校，她跑來告訴我看到紅榜上學生會記者團有我的名字，要我請吃糖。我不信，跑去看，的確是事實。這才意識到昨天要我做宣傳工作的事指的是這個，但我並不想當記者。於是昨天的滿臉笑容變成了此刻滿腹的牢騷和煩悶。
“你中考語文考了多少分？”
“80分。”
“那他們是憑什麽選的你？”老班長問。
我煩極了，隨口說：“不知道，也許是抓鬮抓中的。”
“不可能吧。怎麽會這麽兒戲？聽說不是還有麵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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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人長大了，愁的事真多，不再隻是學習，要是人能不長大那多好啊！小時候真傻，總盼著長大，而現在卻又……也許這便是人生吧！
課間，一個不認識的高個兒男生在教室門口找我，他戴著眼鏡，有點瘦，把手裏的一疊表格遞給我說：“這是麵試小記者的表格，上麵有評分標準。下午第三節課後到音樂室來。”原來是學生會宣傳部的。
牢騷和煩悶慢慢被對工作的好奇所替代。給人評分似乎有點主宰別人命運的感覺，這就像法庭上的法官、球場上的裁判、學校裏的校長。終於到了第三節課，我實在按捺不住興奮的心情，一下課快速收拾好書本，飛奔到音樂室門口，準備做我的“美夢”。到了才發現隻有2個人來報到，是隻有兩個人報名還是其他人遲到了沒來呢？和高年級的那個男生商量，決定再等等看，這渺茫的“等”字也令我的心涼了一半。也許是我來早了罷，看看表，五點十分，十五分，五點半……
“五點四十八了，怎麽還沒別的人來？”高年級的男生終於忍不住抱怨道。
“也許隻有我們倆吧！”那兩個報名的同學怯生生試探地回應。
“怎麽可能呢？”男生不悅地又看看表，回過頭問我“一共錄取幾個？”
“八個。”我回答。
報名的同學又問：“還等嗎？”我沒了主意。
“好吧，就先錄你們吧”高年級男生對她們說，又回頭對我說：“給她們登記，把她們交的稿子給我。”
“你叫什麽？”我問向報名的其中一個。
“張豔。”對方回答。
“你來把這個表填一下。”我對她說，她欣然接過表格。辦完手續，報名的兩個同學雀躍地奔向食堂，離開的途中還嘰嘰喳喳分享著沒經過麵試就被錄取的歡樂，而我卻因沒行使到想象中的“權力”心有不甘。唉，空歡喜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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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9月12日……星期六……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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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厚實的春秋校服，手捧一束束絹花，在炎炎烈日下，幾百個學生筆挺地站在進縣城的必經主幹道一側。我也是這些學生中的一員，學校安排我們這副打扮站在這裏，迎接從抗洪第一線回來的士兵。
據說今年是幾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很多村莊農田都淹了。也有說為了保障下遊武漢的安全，我們縣幾個村要作為泄洪區。村裏的大堤上二十四小時守著人，以防不備，隨時待命準備決堤泄洪。縣城的江堤上也有很多防汛的人不斷巡查和加壘沙袋。縣城裏還不算很嚴重，幾個月前，中考前後連續下了很久的大雨，引發了短時內澇，街上的水淹沒至腳麵，個別水深的地方能到膝蓋上下。對於住在江邊的人來說，打小常會聽老人講古，說某年某年發大水把房子衝跑了，相較而言這點水並不算什麽。後來雨停了，街麵上的水也就退了。現在我們迎接的就是駐紮在本地、去支援了宜昌和石首抗洪搶險的武警部隊。
烈日、校服、絹花，我們就這麽在公路旁等著。一開始還有人組織著演練喊口號，隨著時間推移，日頭攻勢不斷加強，隊列慢慢就安靜了下來。人們都蔫吧地看著遠處進城的路口，靜靜地等待，望眼欲穿也看不到橄欖綠的影子。時間一分一秒過去，隊伍開始散亂、騷動，已經四個半小時了，有幾個同學曬得幾乎暈倒。這時，組織者已不知所蹤，人群小團集聚在一起討論，是去是留也沒個定論。
你們怎麽還不回來啊？你們幾百人在抗洪搶險第一線保住了近千人的安全，他們近千人不讓你們走，而我們幾百上千人卻在這公路兩旁幹等著你們回來。這是什麽事？！學校就不能弄清楚他們準確的回程時間嗎？
脫下罩在外麵厚厚的校服外套，裏麵的襯衫已經濕透，頭發成綹地貼在臉上，順著發尖滴著汗。我不願這麽不清楚時間安排和後續計劃地幹耗下去，於是跟其他打算撤退的同學一起偷偷離開。在回家的路上，一個不認識的青年（大概是個司機）坐在環城車上探出頭，憋著嗓子學女聲，搖頭晃腦地對我們訕笑地調侃：“小妹，你們敬愛的解放軍叔叔還沒來呀？！要不要坐車啊？走回去多累啊？！……”我沒搭理他，隻是一個勁的安慰自己，對自己說：“並不是我不想等了，而是已經十二點半了，你們大概一定在吃飯吧！老師不會發現我們走了的，倘若察覺到少了人，大概也會原諒我們吧……”
人為什麽會犯錯誤？人犯了錯誤後又為什麽要心虛呢？我又為什麽要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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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9月15日……星期二……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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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烈日當頭，有風，卻並不冷。接到通知：下午放學後，學生會成員到階梯教室開會。五點多時，天陰了下來，風越刮越大，穿短袖薄裙的我不覺有了幾分寒意。偌大的階梯教室裏坐著屈指可數的幾個學生會成員，空曠，通風，愈發覺得冷。聽覺突然異常敏銳起來，似乎能聽見手表裏的指針走動的聲音，“滴答”、“滴答”、“滴答”……如此清晰，如此重複，讓時間的流逝如肉眼可見般不可忽視。晃動椅子的吱呀聲、咳嗽聲此起彼伏，正在講話的年級組長並不受這些幹擾，仍自顧自“慢條斯理”地講著，時間繼續流逝，腦子放空，眼前似乎看到生命的光彩在逐漸褪色。
“好了，就這樣，散會。”年級組長終於結束了他冗長又無趣的講話。看表，六點十分，唉，又不能回去吃晚飯了。
出了階梯教室，我和一陣狂風撞個滿懷，又冷又餓的我幾乎快被吹倒。疾步走進教室，我的第一感覺就是——暖和，但晚自習後，走出教室，我又該怎麽辦呢？我不禁打了個寒顫。
“奚萍，你有多的衣服嗎？厚的。”我問向旁邊還不很熟的另一組的女生。她是住讀生，長得十分清秀，話不多，總是低聲細語，愛讀詩，並寫得一手與柔弱外表截然不同的遒勁有力的鋼筆字，隻可惜眉眼間有一塊明顯的胎記。
“有，跟我去寢室拿去。”她毫不猶豫地回答，看我穿得單薄，又關心道：“冷了吧？”
“嗯！”我對她的關心有些感動，“食堂還有吃的嗎？”
“大概沒了吧！”她的回答使我大失所望，看來要餓到晚自習回去才有吃的了。
到寢室，她給我找了件春裝，我接過衣服，趕緊穿上。“你還吃飯嗎？”我聽了她的話有些吃驚，想著剛不是說食堂沒吃的嗎，“我這裏有些餅幹零食，你吃嗎？”她邊說邊打開背包，攤出許多餅幹，果凍之類的，塞了我滿滿一手。我很感激她，但又不知該做些什麽，隻是一個勁兒地說：“謝謝，謝謝……”她看著我激動的樣子，微微笑了笑說：“沒什麽，別放在心上。”頓時，我被一股暖流包圍了，由外而內，從上至下，全身都暖了。對她雪中送炭的感激之情簡直無以言表。
我正在感激之時，突然又想打自己一個耳光。一個同學對我隻做出了這麽一點事，說了一些樸實的話就讓我如此感動，而父母，特別是媽媽從小到大，為我做了多少事，說了多少關心我的話，而我卻受之理所當然。我應當如何回饋才能報答生育養育之恩？類似的拷問直至靈魂最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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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9月17日……星期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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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又進行了一次小記者麵試，選了11個人，並接到通知，讓我和那天剛招的小記者張豔負責辦雙周校刊的《學海揚帆》欄目，寫一些學習的新氣象。可哪有那麽多要寫的呢？至今為止，我都沒見過學校的校刊在哪兒。唉，開會，又要開會，開會、開會、開不完的會！學生會就是開會的麽？又不能回家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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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總是簡單而單純的，容易為一點小事開心或難過，時而熱血沸騰、躊躇滿誌，時而又灰心喪氣、患得患失。即使有些事，現在看來都不值得引起情緒變動，當時卻認真而投入。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年離開舞蹈隊留下的心傷早已忘記，不看日記也不知它曾經竟是那麽難以磨滅的印跡。再次提起，曾經內心波瀾的一幕幕又陸續顯現，隻是現在可以坦然麵對，平靜如常。
時間真的可以撫平一切傷痛，如果痛，那是時間還不夠久。時間可以抹去一切印跡，前半輩子形成的思維和習慣，可能需要幾十年或者一輩子去對抗、去改變，但終究還是會有所成效。比時間見效更快的方法是主動麵對，正視問題，想辦法解決，無法解決就調整心態，接受現實和結果。揭開傷疤，擠出讓你痛的膿腫，再等待愈合。這需要強大的內心，也需要對自己狠一點。在“對自己狠”方麵，經過多年的鍛煉，我現在倒已駕輕就熟、習以為常了。
今年又是防汛抗洪任務艱巨的一年，不知道洪峰過後，迎接搶險英雄歸來的隊伍裏還有沒有像我們當年一樣身穿校服、手拿鮮花、在街邊彷徨等待的孩子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