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麵臨更大危機 開端
1942 年6 月下旬，在東線實施的先於夏季攻勢的作戰行動，幾乎占領了整個克裏木半島，為發動新的攻勢，大量殲滅敵人兵力，獲取了哈爾科夫——伊久姆附近的重要跳板。此外，隆美爾還取得了占領托布魯克、消滅英國第8 集團軍的輝煌勝利。這些戰果卻成了希特勒為其下半年繼續採取更大行動進行辯護的佐證。
在北非戰場，德國最高司令希特勒毫不費力地將蓄謀已久的關於反對在馬爾他登陸的決定，強加給了墨索裏尼。他在給墨索裏尼的一封信裏，為他的決定辯解說，常勝的統帥如果在勝利的時刻不能堅持到底，那麽“歷史的時刻”和“戰爭幸運女神。“將”永遠不會再現”。羅馬統帥部和凱塞林共同提出的告誡，完全被希特勒的這種自鳴得意所掩蓋。約德爾根據由他的參謀部起草的一份關於奪取馬爾他的“各種贊成和反對理由”的備忘錄，再次提起了僅兩個月前與義大利共同製訂的計劃，但也被希特勒寥寥數語應付過去，此外，在攻取托布魯克後晉升為元帥的隆美爾，不再坐等命令，而是自作主張，準備追擊潰敗之敵，向開羅和蘇伊士運河推進。完全出乎隆美爾以及德國大本營的意料之外——而義大利卻不甚震驚——在7 月上旬，在阿拉曼的頂盛時期尚未到來之前，就出現了危機的端倪，最終將北非斷送。
在東線，希特勒看到克裏木和哈爾科夫——伊久姆所取得的巨大勝利，匆促得出結論認為，與去年相比，俄軍的抵抗已大大削弱了。依據這種估計，他認為夏季攻勢會“輕易、迅速”地達到其預期目的，不必投入預先準備的全部裝甲部隊；而且還計劃恢復“對莫斯科的後期作戰”。在國防軍統帥部和陸軍總利令部裏，盡管人們對尚未被征服的德國進攻力量，在經過艱難的冬季後又恢復原氣表示滿意，但對未卜的前途仍信心不足。人們不禁首先要問，6 月底即在東線夏季攻勢開始之前，西線是否就肯定沒有作好準備的希望？希特勒是否對這種戰略的內在聯繫有足夠認識？布爾什維克的戰爭是否日漸威脅著自身的戰爭目的？在形勢報告會上偶爾所反映出的觀點，與戈培爾1942年3月日記裏所記載的大致相似，這是他在大本營裏聽到有人列舉“高加索，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等進攻目標後寫下的：
“如果我們實現了這些目標，那麽，希特勒就將於10 月初不顧一切地做出決定，及時進入冬季營地。也許他打算構築一道規模宏大的防線，爾後東線戰局便依靠它來進行..也許他要進行一場百年戰爭..象英國對印度那樣。”
撇開這些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都行不通的空想不談，總參謀部的人們對希特勒的決定也並不樂觀，因為他們最終將不得不在自己設置的兩條戰線上作戰。同樣，他們越來越難以繼續與希特勒的充滿風險的作戰計劃保持一致。但是，由於在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兩位將軍領導下，他們的這種疑慮和內部意見紛爭從未向外透露過。約德爾和希特勒的親信們卻反而擺出一付信心十足的麵孔。這樣，對於他們的下級來說，要麽被迫承認希特勒的下一步打算是正確的，要麽對其進行必要的修正和限製，雖然人們沒有想到，沿著希特勒的戰爭道路走下去，德軍很可能再度陷入比1941 年冬季更大的危機之中，但事實上，希特勒自接任陸軍總司令之時起，就以更加盛氣淩人的自傲和頑固不化的固執，將1942 年末至1943 年初的俄國第二個冬季作戰引入嚴重的危機之中。
1942 年夏季
1942 年6 月28 日再次發起的大規模夏季攻勢，使希特勒第一次作為陸軍總司令，在這樣一場異常大膽的進攻作戰中，指揮百萬大軍。國防軍的一些人士，以及當時的一些歷史學家，對“作戰可能性的看法”和“在戰略問題上的直覺”，現在都遠遠不夠了。對這些“專來”來說，現在的問題是，必須將那些浮想聯翩的思想，與實際情況尤其是雙方的兵力，以及空間和時間上的諸因素統一起來，希特勒是否意識到了這一區別，還是很可疑的。按常規，他的目標遠大的作戰計劃，應在實施前，由陸軍總司令部通過司令部演習和圖上作業進行審查和詳細準備，而希特勒卻根本未加理睬。也許他認為，進行一次簡單的會商，談談他的指導思想就足夠了。這樣，他沒有帶總參謀長，自己於6 月1 日來到南方集團軍群視察。指揮形式。情報工作、形勢報告和命令方式，都一如既往，仍沿襲那一套習慣程序和例行公事。
希特勒自以為，他在以直接的責任感，與東線陸軍共亨甘苦，然而他在“山間別墅”。一呆就是數月，卻一次也沒有請當時就在東普魯士的陸軍總參謀長及其全班人馬去到他那裏匯報。隻是當東線出現危機時，他才頻繁地將前線指揮官召來，整日整日地進行口頭會商。
如果這一切還不能說明希特勒是有意識地貽誤陸軍指揮任務——從他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上也可證明——那麽他與一個將其終身奉獻於戎馬生涯的軍事指揮官相比，就沒有什麽天然差別了。希特勒——暫且不談他在指揮原則上的一竅不通，僅從他身兼數職，特別是他的性格素質，他根本不可能認識任務的全部內容。他隻接受對手的奉承，逆耳之言一概拒之門外。空間和時間對他來說是個模糊不清的概念，要為他的意誌讓路。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士兵自居，自以為在判斷部隊作戰能力方麵勝過他的任務一位高參。因此這成了他反覆議論的話題，有時長達數小時之久。然而最後不是全盤否定，就是言而無信。在關鍵地點，以已方大量兵力構成重點這一原則不僅過去在戰略方麵，而且現在在戰役戰術方麵，都未取得成功，處處都暴露出希特勒在這方麵的致命弱點。然而，還是這個人——過去總以突然作出的冒險決定，迫使世界長時間處於緊張狀態——現在麵對出人意料之外的戰爭態勢，也無力作出及時、緊迫的決定了。但另一方麵，希特勒又越來越多地通過下達長遠的指示，限製高級指揮官們在整體上的自主行動權。在他的大本營裏，更缺少實施軍事領導的最基本的先決條件，即對人格稟性的了解，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諒解和信任。
1942 年6 月下旬，在東線實施的先於夏季攻勢的作戰行動，幾乎占領了整個克裏木半島，為發動新的攻勢，大量殲滅敵人兵力，獲取了哈爾科夫——伊久姆附近的重要跳板。此外，隆美爾還取得了占領托布魯克、消滅英國第8 集團軍的輝煌勝利。這些戰果卻成了希特勒為其下半年繼續採取更大行動進行辯護的佐證。
在北非戰場，德國最高司令希特勒毫不費力地將蓄謀已久的關於反對在馬爾他登陸的決定，強加給了墨索裏尼。他在給墨索裏尼的一封信裏，為他的決定辯解說，常勝的統帥如果在勝利的時刻不能堅持到底，那麽“歷史的時刻”和“戰爭幸運女神。“將”永遠不會再現”。羅馬統帥部和凱塞林共同提出的告誡，完全被希特勒的這種自鳴得意所掩蓋。約德爾根據由他的參謀部起草的一份關於奪取馬爾他的“各種贊成和反對理由”的備忘錄，再次提起了僅兩個月前與義大利共同製訂的計劃，但也被希特勒寥寥數語應付過去，此外，在攻取托布魯克後晉升為元帥的隆美爾，不再坐等命令，而是自作主張，準備追擊潰敗之敵，向開羅和蘇伊士運河推進。完全出乎隆美爾以及德國大本營的意料之外——而義大利卻不甚震驚——在7 月上旬，在阿拉曼的頂盛時期尚未到來之前，就出現了危機的端倪，最終將北非斷送。
在東線，希特勒看到克裏木和哈爾科夫——伊久姆所取得的巨大勝利，匆促得出結論認為，與去年相比，俄軍的抵抗已大大削弱了。依據這種估計，他認為夏季攻勢會“輕易、迅速”地達到其預期目的，不必投入預先準備的全部裝甲部隊；而且還計劃恢復“對莫斯科的後期作戰”。在國防軍統帥部和陸軍總利令部裏，盡管人們對尚未被征服的德國進攻力量，在經過艱難的冬季後又恢復原氣表示滿意，但對未卜的前途仍信心不足。人們不禁首先要問，6 月底即在東線夏季攻勢開始之前，西線是否就肯定沒有作好準備的希望？希特勒是否對這種戰略的內在聯繫有足夠認識？布爾什維克的戰爭是否日漸威脅著自身的戰爭目的？在形勢報告會上偶爾所反映出的觀點，與戈培爾1942年3月日記裏所記載的大致相似，這是他在大本營裏聽到有人列舉“高加索，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等進攻目標後寫下的：
“如果我們實現了這些目標，那麽，希特勒就將於10 月初不顧一切地做出決定，及時進入冬季營地。也許他打算構築一道規模宏大的防線，爾後東線戰局便依靠它來進行..也許他要進行一場百年戰爭..象英國對印度那樣。”
撇開這些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都行不通的空想不談，總參謀部的人們對希特勒的決定也並不樂觀，因為他們最終將不得不在自己設置的兩條戰線上作戰。同樣，他們越來越難以繼續與希特勒的充滿風險的作戰計劃保持一致。但是，由於在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兩位將軍領導下，他們的這種疑慮和內部意見紛爭從未向外透露過。約德爾和希特勒的親信們卻反而擺出一付信心十足的麵孔。這樣，對於他們的下級來說，要麽被迫承認希特勒的下一步打算是正確的，要麽對其進行必要的修正和限製，雖然人們沒有想到，沿著希特勒的戰爭道路走下去，德軍很可能再度陷入比1941 年冬季更大的危機之中，但事實上，希特勒自接任陸軍總司令之時起，就以更加盛氣淩人的自傲和頑固不化的固執，將1942 年末至1943 年初的俄國第二個冬季作戰引入嚴重的危機之中。
1942 年夏季
1942 年6 月28 日再次發起的大規模夏季攻勢，使希特勒第一次作為陸軍總司令，在這樣一場異常大膽的進攻作戰中，指揮百萬大軍。國防軍的一些人士，以及當時的一些歷史學家，對“作戰可能性的看法”和“在戰略問題上的直覺”，現在都遠遠不夠了。對這些“專來”來說，現在的問題是，必須將那些浮想聯翩的思想，與實際情況尤其是雙方的兵力，以及空間和時間上的諸因素統一起來，希特勒是否意識到了這一區別，還是很可疑的。按常規，他的目標遠大的作戰計劃，應在實施前，由陸軍總司令部通過司令部演習和圖上作業進行審查和詳細準備，而希特勒卻根本未加理睬。也許他認為，進行一次簡單的會商，談談他的指導思想就足夠了。這樣，他沒有帶總參謀長，自己於6 月1 日來到南方集團軍群視察。指揮形式。情報工作、形勢報告和命令方式，都一如既往，仍沿襲那一套習慣程序和例行公事。
希特勒自以為，他在以直接的責任感，與東線陸軍共亨甘苦，然而他在“山間別墅”。一呆就是數月，卻一次也沒有請當時就在東普魯士的陸軍總參謀長及其全班人馬去到他那裏匯報。隻是當東線出現危機時，他才頻繁地將前線指揮官召來，整日整日地進行口頭會商。
如果這一切還不能說明希特勒是有意識地貽誤陸軍指揮任務——從他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上也可證明——那麽他與一個將其終身奉獻於戎馬生涯的軍事指揮官相比，就沒有什麽天然差別了。希特勒——暫且不談他在指揮原則上的一竅不通，僅從他身兼數職，特別是他的性格素質，他根本不可能認識任務的全部內容。他隻接受對手的奉承，逆耳之言一概拒之門外。空間和時間對他來說是個模糊不清的概念，要為他的意誌讓路。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士兵自居，自以為在判斷部隊作戰能力方麵勝過他的任務一位高參。因此這成了他反覆議論的話題，有時長達數小時之久。然而最後不是全盤否定，就是言而無信。在關鍵地點，以已方大量兵力構成重點這一原則不僅過去在戰略方麵，而且現在在戰役戰術方麵，都未取得成功，處處都暴露出希特勒在這方麵的致命弱點。然而，還是這個人——過去總以突然作出的冒險決定，迫使世界長時間處於緊張狀態——現在麵對出人意料之外的戰爭態勢，也無力作出及時、緊迫的決定了。但另一方麵，希特勒又越來越多地通過下達長遠的指示，限製高級指揮官們在整體上的自主行動權。在他的大本營裏，更缺少實施軍事領導的最基本的先決條件，即對人格稟性的了解，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諒解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