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還有一項特別重要的涉及國防軍最高層指揮體製的決定值得一提。這項決定不應歸咎於希特勒，而應歸咎於陸軍總司令自己。約德爾認為，陸軍總司令部由於被排除於挪威戰局之外，布勞希奇元帥可能出於氣憤，於這天宣布，由挪威和芬蘭向白俄羅斯地區開進的計劃“全部聽任統帥部安排”。
這樣，當時在芬蘭就出現了第二個“統帥部戰場”。但是同挪威戰局相反，在這裏陸軍本來一貫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體現出某些特性。然而，陸軍總司令對在一個純粹陸地戰場上的大量陸軍部隊所擁有的職責和控製權，心甘情願地拱手讓給國防軍統帥部，即讓給希特勒。由於在東方戰局開始前芬蘭軍隊總司令曼納海姆元帥拒絕了德國統帥部關於擔任芬蘭境內全部對蘇作戰部隊——包括德軍——總指揮的請求，致使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和國防處分別接管了陸軍總參謀長和作戰處在芬蘭此部的任務，就狹義的作戰意義而言，這兩個職位都是陸軍理應和有條件擔負的，根本談不上別人接管。除作戰外，其他一切任務，如部隊徵召、補充、前送和補給象在挪威一樣，仍由陸軍總司令部負責。
人們若想尋求這一特殊的指揮上的調整所帶來的後果，也是無益的，而且得不出任何結果。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無論如何不是好的，或者說不是最好的。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陸軍首腦是一個強大的人物，他會重新奪回對挪威陸軍部隊的指揮權，而不會走相反的路。
盟友
對俄國的進攻，由於巴爾幹戰局從5 月中旬推遲到6 月22 日，因此，在進攻俄國前夕，與結盟和友好國家接觸，並與德同一起共同進行這場東方戰局，再次成了國防軍最高參謀部的特殊任務。然而，就是在這件事情上，參謀部的獨立自主性也同樣受到很大限製。
起初，希特勒挑選的對象隻是一些能為德軍展開提供方便的俄國的近鄰，或者要與蘇俄清算舊帳的國家，如羅馬尼亞和芬蘭。排在第二線的國家也許還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瑞典起碼也能為德國提供間接支援，即可借道瑞典向芬蘭輸送德國部隊，因此也旱被列為考慮之列了。希特勒指出，對主要盟國義大利，必須注意保守秘密，不能暴露自己的觀點。任與其他各盟國接觸的時機和方式上，要十分留心，因為一方麵，東方戰局帶有突然性和先發製人的性質；另一方麵，這是希特勒領導軍事聯盟所一貫採取的原則。
芬蘭盡管不是與德國結盟的國家，但兩國有“戰鬥情誼”的關係，是德國特別信賴的國家。6 月初，兩國舉行了一次短暫的“總參謀部會商”。鑑於在芬蘭的特殊指揮關係，這次會商仟務主要由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承擔。在會上，約德爾將軍再次以轉移方向為開場白，大談其已經贏得戰爭，現在必須結束戰爭雲雲。接著，要德國陸軍總參謀部，與芬蘭代表就未來雙方在拉多加湖一線關係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希特勒親自同羅馬尼亞國家元著安東內斯庫元帥舉行了會談。對其他國家。國防軍指揮參謀部主要依靠向友好政府所在地派駐老資格的軍事武官，或按照在義大利的作法，派遣高級軍官，這種軍官後來通常被稱為“駐盟國國防軍大本營的德國將軍”。但是，這決不會自然形成喇：在山雙方或多方組成的固定的參謀部領導下的協同作戰的局麵。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與盟友談判的內容，一般隻局限於國防軍統帥部指令裏所提到的戰爭問題，即陸軍總參謀部由其展開計劃和作戰計劃派生出來的以及經希特勒同意的思想和建議。更大的戰略問題——雖然也屬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任務範疇——如鑑於義大利的軟弱，考慮與日本達成一項日本在遠東進攻蘇俄的協議，就需要在1940 年9 月27 日簽訂的德、意、日“三國條約”的基礎上進行。但是當時，雙方都尚未考慮這種可能性。日本外相在柏林進行長時間逗留後，1941 年4 月中旬回國時，途經莫斯科，與蘇俄簽訂了一項中立條約，日本以此向德表明自己的態度。德國方麵沒有料到其盟國會走這一步棋。德國認為，日本是想通過此舉免去後顧之憂，以利放手打擊英國在遠東的地位。德國隻能以符合其戰勝英國這個最終和最高目標而聊以自慰。因此，當德國的東方戰局揭開序幕時，得到日本的直接幫助微乎其微。直到1941 年秋季，由於蘇俄的崩潰即在眼前兩國才恢復了過去的相互信賴的關係。當時，德國大個營的人們甚至針對日本的所謂倡議，趾高氣揚地說：“我們不需要梁上君子”！
我們暫且不管站在關鍵軍事職位上——不僅限於國防軍統帥部——的人，在關於未來對俄作戰的快速進程問題上與希特勒的觀點是否一致，這裏再一次說明，僅僅被視為希特勒軍事工作班子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在作戰指揮的基本問題上，不可能提出與希特勒相悖的觀點。因此，統帥部包括海軍總司令部在那時期的全部言論，都是關於這些盟友支持德國即將到來的對英戰爭、以及必要時的對美戰爭。1941 年3 月5 日國防軍統帥部的第24 號指令，在海軍一份備忘錄和此後國防處研究結果的基礎上，將這些觀點總結為基本方針。它的最後一句話是：“關於巴巴羅薩行動不允許對日本有絲毫暗示。”
這樣，當時在芬蘭就出現了第二個“統帥部戰場”。但是同挪威戰局相反，在這裏陸軍本來一貫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體現出某些特性。然而，陸軍總司令對在一個純粹陸地戰場上的大量陸軍部隊所擁有的職責和控製權，心甘情願地拱手讓給國防軍統帥部，即讓給希特勒。由於在東方戰局開始前芬蘭軍隊總司令曼納海姆元帥拒絕了德國統帥部關於擔任芬蘭境內全部對蘇作戰部隊——包括德軍——總指揮的請求，致使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和國防處分別接管了陸軍總參謀長和作戰處在芬蘭此部的任務，就狹義的作戰意義而言，這兩個職位都是陸軍理應和有條件擔負的，根本談不上別人接管。除作戰外，其他一切任務，如部隊徵召、補充、前送和補給象在挪威一樣，仍由陸軍總司令部負責。
人們若想尋求這一特殊的指揮上的調整所帶來的後果，也是無益的，而且得不出任何結果。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無論如何不是好的，或者說不是最好的。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陸軍首腦是一個強大的人物，他會重新奪回對挪威陸軍部隊的指揮權，而不會走相反的路。
盟友
對俄國的進攻，由於巴爾幹戰局從5 月中旬推遲到6 月22 日，因此，在進攻俄國前夕，與結盟和友好國家接觸，並與德同一起共同進行這場東方戰局，再次成了國防軍最高參謀部的特殊任務。然而，就是在這件事情上，參謀部的獨立自主性也同樣受到很大限製。
起初，希特勒挑選的對象隻是一些能為德軍展開提供方便的俄國的近鄰，或者要與蘇俄清算舊帳的國家，如羅馬尼亞和芬蘭。排在第二線的國家也許還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瑞典起碼也能為德國提供間接支援，即可借道瑞典向芬蘭輸送德國部隊，因此也旱被列為考慮之列了。希特勒指出，對主要盟國義大利，必須注意保守秘密，不能暴露自己的觀點。任與其他各盟國接觸的時機和方式上，要十分留心，因為一方麵，東方戰局帶有突然性和先發製人的性質；另一方麵，這是希特勒領導軍事聯盟所一貫採取的原則。
芬蘭盡管不是與德國結盟的國家，但兩國有“戰鬥情誼”的關係，是德國特別信賴的國家。6 月初，兩國舉行了一次短暫的“總參謀部會商”。鑑於在芬蘭的特殊指揮關係，這次會商仟務主要由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承擔。在會上，約德爾將軍再次以轉移方向為開場白，大談其已經贏得戰爭，現在必須結束戰爭雲雲。接著，要德國陸軍總參謀部，與芬蘭代表就未來雙方在拉多加湖一線關係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希特勒親自同羅馬尼亞國家元著安東內斯庫元帥舉行了會談。對其他國家。國防軍指揮參謀部主要依靠向友好政府所在地派駐老資格的軍事武官，或按照在義大利的作法，派遣高級軍官，這種軍官後來通常被稱為“駐盟國國防軍大本營的德國將軍”。但是，這決不會自然形成喇：在山雙方或多方組成的固定的參謀部領導下的協同作戰的局麵。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與盟友談判的內容，一般隻局限於國防軍統帥部指令裏所提到的戰爭問題，即陸軍總參謀部由其展開計劃和作戰計劃派生出來的以及經希特勒同意的思想和建議。更大的戰略問題——雖然也屬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任務範疇——如鑑於義大利的軟弱，考慮與日本達成一項日本在遠東進攻蘇俄的協議，就需要在1940 年9 月27 日簽訂的德、意、日“三國條約”的基礎上進行。但是當時，雙方都尚未考慮這種可能性。日本外相在柏林進行長時間逗留後，1941 年4 月中旬回國時，途經莫斯科，與蘇俄簽訂了一項中立條約，日本以此向德表明自己的態度。德國方麵沒有料到其盟國會走這一步棋。德國認為，日本是想通過此舉免去後顧之憂，以利放手打擊英國在遠東的地位。德國隻能以符合其戰勝英國這個最終和最高目標而聊以自慰。因此，當德國的東方戰局揭開序幕時，得到日本的直接幫助微乎其微。直到1941 年秋季，由於蘇俄的崩潰即在眼前兩國才恢復了過去的相互信賴的關係。當時，德國大個營的人們甚至針對日本的所謂倡議，趾高氣揚地說：“我們不需要梁上君子”！
我們暫且不管站在關鍵軍事職位上——不僅限於國防軍統帥部——的人，在關於未來對俄作戰的快速進程問題上與希特勒的觀點是否一致，這裏再一次說明，僅僅被視為希特勒軍事工作班子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在作戰指揮的基本問題上，不可能提出與希特勒相悖的觀點。因此，統帥部包括海軍總司令部在那時期的全部言論，都是關於這些盟友支持德國即將到來的對英戰爭、以及必要時的對美戰爭。1941 年3 月5 日國防軍統帥部的第24 號指令，在海軍一份備忘錄和此後國防處研究結果的基礎上，將這些觀點總結為基本方針。它的最後一句話是：“關於巴巴羅薩行動不允許對日本有絲毫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