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軸心國”進行聯合作戰的整個時期裏，這種狀況一直沒有什麽改變。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希特勒不相信墨索裏尼周圍的人——這不是沒有道理的，不願提前透露他的作戰計劃；而義大利人考慮的是，首先進行一場“平行戰爭”，爾後，在德國進行的戰爭中，成為或多或少的受益者。希特勒不願意對義大利施加更大的影響，因為他認為目前還沒有發生傷害義大利領袖的事情，也沒有導致損害“軸心”最寶貴的鏈節，即兩國元首間的相互信任的因素。後來的觀察證實了人們的這樣一種推測，即希特勒的真正用意在於，靠這種方法竭力維護墨索裏尼這位“軸心”政策在義大利的真正執行者，在義大利人民、軍官團和王室麵前的威望。
義大利、日本和德國，根據三國條約，於1942 年1 月成立了“軍事委員會”。它給人以假象，似乎這個軍事委員會的效仿西方同盟國的“盟因參謀長聯席會議”而成立的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實際，它自成立之日起就背離了它原來的目標——起碼從希特勒方麵來說是如此。如果軍事委員會中的德國成員。連自己本國的作戰計劃都知之甚少，那就談不上對作戰問題進行任何形式的研究，軍事委員會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意義。
軍事委員會的工作方式仍是為希特勒自己設置的，他打算以此來取代聯合參謀部的有計劃、有預見性的工作。在整個戰爭期間，國家首腦的偶爾會晤、文件往來，成了他們進行聯合作戰的最基本的手段。三軍駐義大利武官被任命為為軍事委員會中的“聯絡將宮”，但隻在需要時，才命令他們參加工作。德國步兵上將馮·林特倫是“駐義大利大本營的德國將官”’，駐地安排在羅馬的義大利大本營附近，能夠每天參加那裏的形勢討論會，但他很少到會；義大利長駐柏林的代表，也同樣很少在希特勒的戰地大本營裏露麵。
第三章特別行動：占領丹麥—挪威
1940 年春季，德國大本營的建設工作尚未就緒，德軍便占領了丹麥和挪威。它從諸多方麵反映出德國在戰爭期間所實施的特別行動的特點。這一點，前文已經作了簡要闡述，它主要表現在：
希特勒對於海軍總司令向他提出的德軍主要應採取守勢的觀點，起初是猶猶豫豫地採納了；爾後，又頑固堅持，其程度遠遠勝過他的倡議者。同時，將原來的純軍事和受戰爭製約的根據，置於他自己的世界政治和進攻目標之下；
在此次戰局中，希特勒將陸軍總司令、陸軍總參謀長及其作戰處，排斥在陸軍兵團的備戰和指揮工作之外，僅依靠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和其他他自己指定的機構，第一次親自擔負起陸軍總司令部的指揮任務；
在他尚未將大本營全部組建完畢之前，就已經以一種違背迄今一切準則的指揮體製，將大本營的組織基礎破壞殆盡；
此次戰局帶來的危機，已經將在性格和軍事能力上的缺陷表露無遺，給以後的指揮帶來了災難性後果。
1938 年12 月12 日，海軍大將雷德爾，結合前不久剛剛爆發的俄芬冬季戰爭，提醒希特勒注意英國占領挪威可能給德國的作戰和軍事經濟帶來的危險。他不僅把這看成是他的權力，而且是海軍總司令的應盡義務。他不知道，此時他所作的與溫斯頓·邱吉爾不謀而合：這位英國海軍大臣此時正急於占領挪威重要港口，其中包括納爾維克和卑爾根，企圖以此和其他手段控製挪威的海岸線。如果在這種論據十分充分的情況下仍然保持沉默，那麽對雷德爾來說，將意味著對國家和人民的嚴重央職。至於由這種觀點得出什麽結論，隻能留待國家元首根據政治和戰爭之間的關係作出定奪。
希特勒選擇了軍事道路。在1939 年在總理府舉行的12 月大會上，——凱特爾和約德爾在座，經過一番討論，首先提出問題和任務。對此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在他的日記裏寫道：
“兩個方案：如果我們宣戰，將會發生什麽事情？如果我們必須以武力站住腳跟，我們要作此什麽？國防軍統帥部應擬定方案”。
這裏，給人一種假象，似乎希特勒隻滿足於他作為最高統所應盡的義務，即將有關軍事部門召來，從各種不同角度深入探討作戰中的新問題。可是我們再看一看約德爾下麵這句話，剛剛那種假象就會被徹底揭穿，他寫道：“同時就應支持前國防大臣”。這裏指的是吉斯林，他並不是受挪威政府的委託而是作為挪威政府的敵人來到柏林的。指揮參謀部參謀長日記中的這後一句活，對於吉斯林來說，是一語雙關。然而，希特勒卻公然宣稱，吉斯林會“有求於我們”，並認為他是“我們必須以武力站住腳跟”這一方案中的重要的中間人。
希特勒在這條道路上繼續走著。他原來的軍事動機，隨著1940 年3 月12 日俄國和芬蘭冬季戰爭地迅速結束，失去了它的緊迫意義，取而代之的是他最原始的政治思想願望。然而“阿爾特馬克”事件又使他竭全力為占領挪威尋找理由。1940 年3 月10 日，當約德爾第一次獲悉俄芬戰爭停戰的消息後，寫道：“對於我們來說，軍事形勢已被打亂，因為兩國一旦媾和，我們準備採取行動的動機..就會站不住腳”。兩天後，他更露骨地寫道：“芬俄媾和，剝奪了英國，但同時也剝奪了我們占領挪威的政治依據”。
義大利、日本和德國，根據三國條約，於1942 年1 月成立了“軍事委員會”。它給人以假象，似乎這個軍事委員會的效仿西方同盟國的“盟因參謀長聯席會議”而成立的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實際，它自成立之日起就背離了它原來的目標——起碼從希特勒方麵來說是如此。如果軍事委員會中的德國成員。連自己本國的作戰計劃都知之甚少，那就談不上對作戰問題進行任何形式的研究，軍事委員會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意義。
軍事委員會的工作方式仍是為希特勒自己設置的，他打算以此來取代聯合參謀部的有計劃、有預見性的工作。在整個戰爭期間，國家首腦的偶爾會晤、文件往來，成了他們進行聯合作戰的最基本的手段。三軍駐義大利武官被任命為為軍事委員會中的“聯絡將宮”，但隻在需要時，才命令他們參加工作。德國步兵上將馮·林特倫是“駐義大利大本營的德國將官”’，駐地安排在羅馬的義大利大本營附近，能夠每天參加那裏的形勢討論會，但他很少到會；義大利長駐柏林的代表，也同樣很少在希特勒的戰地大本營裏露麵。
第三章特別行動：占領丹麥—挪威
1940 年春季，德國大本營的建設工作尚未就緒，德軍便占領了丹麥和挪威。它從諸多方麵反映出德國在戰爭期間所實施的特別行動的特點。這一點，前文已經作了簡要闡述，它主要表現在：
希特勒對於海軍總司令向他提出的德軍主要應採取守勢的觀點，起初是猶猶豫豫地採納了；爾後，又頑固堅持，其程度遠遠勝過他的倡議者。同時，將原來的純軍事和受戰爭製約的根據，置於他自己的世界政治和進攻目標之下；
在此次戰局中，希特勒將陸軍總司令、陸軍總參謀長及其作戰處，排斥在陸軍兵團的備戰和指揮工作之外，僅依靠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和其他他自己指定的機構，第一次親自擔負起陸軍總司令部的指揮任務；
在他尚未將大本營全部組建完畢之前，就已經以一種違背迄今一切準則的指揮體製，將大本營的組織基礎破壞殆盡；
此次戰局帶來的危機，已經將在性格和軍事能力上的缺陷表露無遺，給以後的指揮帶來了災難性後果。
1938 年12 月12 日，海軍大將雷德爾，結合前不久剛剛爆發的俄芬冬季戰爭，提醒希特勒注意英國占領挪威可能給德國的作戰和軍事經濟帶來的危險。他不僅把這看成是他的權力，而且是海軍總司令的應盡義務。他不知道，此時他所作的與溫斯頓·邱吉爾不謀而合：這位英國海軍大臣此時正急於占領挪威重要港口，其中包括納爾維克和卑爾根，企圖以此和其他手段控製挪威的海岸線。如果在這種論據十分充分的情況下仍然保持沉默，那麽對雷德爾來說，將意味著對國家和人民的嚴重央職。至於由這種觀點得出什麽結論，隻能留待國家元首根據政治和戰爭之間的關係作出定奪。
希特勒選擇了軍事道路。在1939 年在總理府舉行的12 月大會上，——凱特爾和約德爾在座，經過一番討論，首先提出問題和任務。對此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在他的日記裏寫道：
“兩個方案：如果我們宣戰，將會發生什麽事情？如果我們必須以武力站住腳跟，我們要作此什麽？國防軍統帥部應擬定方案”。
這裏，給人一種假象，似乎希特勒隻滿足於他作為最高統所應盡的義務，即將有關軍事部門召來，從各種不同角度深入探討作戰中的新問題。可是我們再看一看約德爾下麵這句話，剛剛那種假象就會被徹底揭穿，他寫道：“同時就應支持前國防大臣”。這裏指的是吉斯林，他並不是受挪威政府的委託而是作為挪威政府的敵人來到柏林的。指揮參謀部參謀長日記中的這後一句活，對於吉斯林來說，是一語雙關。然而，希特勒卻公然宣稱，吉斯林會“有求於我們”，並認為他是“我們必須以武力站住腳跟”這一方案中的重要的中間人。
希特勒在這條道路上繼續走著。他原來的軍事動機，隨著1940 年3 月12 日俄國和芬蘭冬季戰爭地迅速結束，失去了它的緊迫意義，取而代之的是他最原始的政治思想願望。然而“阿爾特馬克”事件又使他竭全力為占領挪威尋找理由。1940 年3 月10 日，當約德爾第一次獲悉俄芬戰爭停戰的消息後，寫道：“對於我們來說，軍事形勢已被打亂，因為兩國一旦媾和，我們準備採取行動的動機..就會站不住腳”。兩天後，他更露骨地寫道：“芬俄媾和，剝奪了英國，但同時也剝奪了我們占領挪威的政治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