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黎明接受了文京華的邀請，正式到莫斯科華人服務谘詢公司上班。公司設在莫斯科宇宙賓館的第五層，和京華酒店在同一層辦公。
京華酒店的地理位置極佳，這裏距全蘇國民經濟展覽館bdhx(中文名“維登漢”)及全俄商業中心僅一步之遙，交通極為便利。蘇聯解體後，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等大城市賓館的入住率大幅下滑，原因是獨聯體國家的日子普遍不好過，到俄羅斯旅遊、學習、工作和經商的人大幅下跌。
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來自中國的客源卻蒸蒸日上。於是不少中國大陸和港澳台的老板們紛紛搶灘莫斯科，做起了賓館生意，他們要麽整體包下賓館，要麽包下賓館的一層或幾層，進行簡單裝修後，對中國人開放。這種承包風始於首都莫斯科，之後便蔓延到了俄羅斯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在聖彼得堡的莫斯科火車站對麵有個“十月賓館”，一個中國老板就包下了其中的第三層，起名“龍運賓館\\\",專門接待華人，而在花園街的一家俄羅斯飯店則整體轉讓給了中國人，起名為‘上海飯店’。
谘詢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為莫斯科的中國人辦理公司注冊，在俄外交部、移民局、警察局等機關辦理各種登記手續，也代辦個人簽證和打工卡。
宋黎明走進辦公室，屁股在椅子上還沒坐穩，客戶的電話就打了進來。
打電話的人叫趙大川，是個急性子，不等宋黎明提問，自己就巴巴說開了，看樣子肚子裏積了不少苦水。
大川是個老實巴交的成都人，也沒有太高的學曆，對俄羅斯的簽證、打工要求一無所知。原本說好他和老婆來莫斯科打工，但到了莫斯科才發現，朋友給他們辦的是學生簽證。開始，警察管得不緊，大川也沒把簽證當回事兒。可是，隨著俄羅斯政府對打工資格的監管和審查越來越嚴，警察時不時來找麻煩。外國人持學生簽證在俄打工屬於非法，必須有打工卡才行。在大市場（列寧體育場）裏賣貨到沒什麽，因為市場老板與當地政府和警察局有默契協議，警察一般情況下是不會進市場搗亂的。可是一出市場就不一樣了。警察守在門口，查護照，張口閉口就要錢，給錢少了警察嫌少，給多了，看到自己辛辛苦苦賺的錢白白打水漂，肥了這幫兔崽子，那真是心疼啊。痛定思痛，大川下了狠心，無論付出多高的代價也要把學生簽證換成工作簽證。
原來的老鄉靠不住，大川隻好另起爐灶，重新找人。一次他偶然在中文報紙《路訊》上看到一家專門辦理打工卡的谘詢公司，對方說得天花亂墜，把大川說動了。他按照對方的要求把3000美元打過去，錢是匯出去了，打工卡卻石沉大海，半年過去了，至今仍無著落，再打電話過去，現在連電話都關機了，查無此人。
宋黎明聽明白了，趙大川想辦打工卡，以前踩過很多坑，被中國同胞騙怕了。
“趙大哥，我叫宋黎明，你就叫我小宋好了。聽了您的介紹，我基本聽懂了您的意思，想在我們這兒辦打工卡，對吧？您對我們公司還有疑慮，這可以理解，畢竟我們是一家新公司。不過，我們公司不是普通的公司，而是一家非常有實力、講信譽的公司。我們谘詢公司和京華酒店是同一個老板，至於京華酒店，就不用多介紹了吧。在莫斯科華人圈，提到文老板，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在我們這兒辦卡，盡管放心。”
“那是，那是。”
趙大川在電話另一頭附和道。
“再來說一下我們公司的收費標準，每個打工卡收費1500美元，所有辦卡費用和繳納的個人稅費統統包含在內。辦卡時間不超過三個月。為了保證您的資金安全，先交部分押金，等辦卡結束後再交尾款”，宋黎明耐心地向趙大川解釋著。
事實上在莫斯科注冊的正規公司，辦理打工卡的費用寥寥無幾。隻不過公司對外發放的打工卡有名額限製，一旦名額已滿，隻能重新注冊新公司，在新公司名下繼續申請新的打工卡。新公司基本是屬於空殼公司，隻雇傭一名會計，每月為公司做賬，公司的主要支出就是支付會計的工資。同時注冊多個空殼公司，用同一個會計代理這些公司的業務，可以大大降低打工卡的辦卡成本。
俄羅斯的打工卡期限通常為一年，對於倒爺來說，如果生意做得比較好，一年能賺兩三萬美金，甚至更高，所以1500美元辦一個打工卡怎麽說來都很劃算的，最重要的是可以避免警察的盤問和敲詐勒索。
大川是個爽快人，當天下午從市場一下行就趕到了京華酒店，找到宋黎明，不油分說就交了押金。
宋黎明沒想到，自己第一天上班就迎來了開門紅，心裏美滋滋的，現在他滿心期待月底發薪的日子，幹上兩三個月，等自己手頭攢夠了錢，就可以搬離學校去外麵租房住了。
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這就好比坐火車，沒票的時候能買個站票、擠上車就行，上了火車希望有個硬座，等坐在硬座上便渴望能坐上臥鋪，畢竟躺著遠比坐著舒服。現在宋黎明已經上了火車，買到了站票，他期待著買到一張硬座車票。
京華酒店的地理位置極佳，這裏距全蘇國民經濟展覽館bdhx(中文名“維登漢”)及全俄商業中心僅一步之遙，交通極為便利。蘇聯解體後，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等大城市賓館的入住率大幅下滑，原因是獨聯體國家的日子普遍不好過，到俄羅斯旅遊、學習、工作和經商的人大幅下跌。
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來自中國的客源卻蒸蒸日上。於是不少中國大陸和港澳台的老板們紛紛搶灘莫斯科，做起了賓館生意，他們要麽整體包下賓館，要麽包下賓館的一層或幾層，進行簡單裝修後，對中國人開放。這種承包風始於首都莫斯科，之後便蔓延到了俄羅斯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在聖彼得堡的莫斯科火車站對麵有個“十月賓館”，一個中國老板就包下了其中的第三層，起名“龍運賓館\\\",專門接待華人，而在花園街的一家俄羅斯飯店則整體轉讓給了中國人，起名為‘上海飯店’。
谘詢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為莫斯科的中國人辦理公司注冊，在俄外交部、移民局、警察局等機關辦理各種登記手續，也代辦個人簽證和打工卡。
宋黎明走進辦公室，屁股在椅子上還沒坐穩，客戶的電話就打了進來。
打電話的人叫趙大川，是個急性子，不等宋黎明提問，自己就巴巴說開了，看樣子肚子裏積了不少苦水。
大川是個老實巴交的成都人，也沒有太高的學曆，對俄羅斯的簽證、打工要求一無所知。原本說好他和老婆來莫斯科打工，但到了莫斯科才發現，朋友給他們辦的是學生簽證。開始，警察管得不緊，大川也沒把簽證當回事兒。可是，隨著俄羅斯政府對打工資格的監管和審查越來越嚴，警察時不時來找麻煩。外國人持學生簽證在俄打工屬於非法，必須有打工卡才行。在大市場（列寧體育場）裏賣貨到沒什麽，因為市場老板與當地政府和警察局有默契協議，警察一般情況下是不會進市場搗亂的。可是一出市場就不一樣了。警察守在門口，查護照，張口閉口就要錢，給錢少了警察嫌少，給多了，看到自己辛辛苦苦賺的錢白白打水漂，肥了這幫兔崽子，那真是心疼啊。痛定思痛，大川下了狠心，無論付出多高的代價也要把學生簽證換成工作簽證。
原來的老鄉靠不住，大川隻好另起爐灶，重新找人。一次他偶然在中文報紙《路訊》上看到一家專門辦理打工卡的谘詢公司，對方說得天花亂墜，把大川說動了。他按照對方的要求把3000美元打過去，錢是匯出去了，打工卡卻石沉大海，半年過去了，至今仍無著落，再打電話過去，現在連電話都關機了，查無此人。
宋黎明聽明白了，趙大川想辦打工卡，以前踩過很多坑，被中國同胞騙怕了。
“趙大哥，我叫宋黎明，你就叫我小宋好了。聽了您的介紹，我基本聽懂了您的意思，想在我們這兒辦打工卡，對吧？您對我們公司還有疑慮，這可以理解，畢竟我們是一家新公司。不過，我們公司不是普通的公司，而是一家非常有實力、講信譽的公司。我們谘詢公司和京華酒店是同一個老板，至於京華酒店，就不用多介紹了吧。在莫斯科華人圈，提到文老板，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在我們這兒辦卡，盡管放心。”
“那是，那是。”
趙大川在電話另一頭附和道。
“再來說一下我們公司的收費標準，每個打工卡收費1500美元，所有辦卡費用和繳納的個人稅費統統包含在內。辦卡時間不超過三個月。為了保證您的資金安全，先交部分押金，等辦卡結束後再交尾款”，宋黎明耐心地向趙大川解釋著。
事實上在莫斯科注冊的正規公司，辦理打工卡的費用寥寥無幾。隻不過公司對外發放的打工卡有名額限製，一旦名額已滿，隻能重新注冊新公司，在新公司名下繼續申請新的打工卡。新公司基本是屬於空殼公司，隻雇傭一名會計，每月為公司做賬，公司的主要支出就是支付會計的工資。同時注冊多個空殼公司，用同一個會計代理這些公司的業務，可以大大降低打工卡的辦卡成本。
俄羅斯的打工卡期限通常為一年，對於倒爺來說，如果生意做得比較好，一年能賺兩三萬美金，甚至更高，所以1500美元辦一個打工卡怎麽說來都很劃算的，最重要的是可以避免警察的盤問和敲詐勒索。
大川是個爽快人，當天下午從市場一下行就趕到了京華酒店，找到宋黎明，不油分說就交了押金。
宋黎明沒想到，自己第一天上班就迎來了開門紅，心裏美滋滋的，現在他滿心期待月底發薪的日子，幹上兩三個月，等自己手頭攢夠了錢，就可以搬離學校去外麵租房住了。
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這就好比坐火車，沒票的時候能買個站票、擠上車就行，上了火車希望有個硬座，等坐在硬座上便渴望能坐上臥鋪，畢竟躺著遠比坐著舒服。現在宋黎明已經上了火車，買到了站票，他期待著買到一張硬座車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