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兩個兒子在東京上中學。安娜每天要為他們準備早飯和中午的“便當”;為了讓孩子們搭乘電車不至遲到,安娜早上五點鍾前後便須起床。她又有養雞的癖好,在屋前的空地上種了好花木以及蕃茄、朝天椒。總之,在這個家庭裏處處都凝聚著安娜的心血和汗水,屋裏屋外整天忙碌的是她的身影。郭沫若在致力於中國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研究之外,又寫了不少自傳性的作品並從事翻譯。有了稿費收入,也就免除了一家人餓死的危險。除了賣文以外,他們是沒有任何固定的收入的。


    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xu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在那些困苦的日子裏,郭沫若和安娜就像兩條泉水幹涸之後掙紮在陸上的魚,彼此用口水沾濕對方,相濡以沫,共度難關。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八)別婦拋雛


    (八)別婦拋雛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以後,郭沫若決計回國參加神聖的抗日戰爭。國內政界要人張群、邵力子以及老友鬱達夫等,或進言,或斡旋,或書信聯絡,最後經蔣介石同意,表示對郭沫若要“有所借重”。國內進步文化界在魯迅逝世之後,更是翹首以待,盼望郭沫若早日歸來,擔當起領導文化界團結抗日的重任。


    祖國召喚著亡命海外的遊子共赴國難。神聖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迫切需要像郭沫若這樣久經考驗的文化戰士。


    然而回國就意味著和相依為命的安娜再次分別。在中日全麵交戰的時刻,這次分別更不比往常,還不知道今生今世能不能夠重逢?


    他遲疑著,不敢把要走的真情向安娜講明。錢瘦鐵和金祖同為安排他回國的事繼續忙碌著。與此同時,日本的警察和憲兵則進一步加強了對他的監視,唯恐郭沫若乘機潛渡回國。


    時局在不斷地變化。郭沫若心想自己在日本警察和憲兵的嚴密監視下,恐怕一時是難以脫身的。日本警察當局甚至可能以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再次把他投入獄中。他曾經嚐過日本式的鐵窗的滋味。日本軍國主義者是什麽壞事都幹得出來的,他們不僅會把他監禁起來,而且有可能將他秘密殺害;或者盜用他的名義發表擁護日本的聲明……


    為了以防不測,郭沫若預先寫好了一張遺囑交給金祖同,萬一他脫身不得而又遭到了意外的話,就讓金祖同在國內發表。


    遺囑是這樣寫的:“臨到國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時候,不幸我已被帝國主義者拘留起來了。不過我決不怕死辱及國家,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唯有以鐵血來對付他。我們物質上的犧牲當然是很大,不過我們有的是人,我們可以重新建築起來的,精神上的勝利可說是絕對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國的同胞!”


    他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獨自關在書房裏寫這封遺囑的。當他飽含著熱淚寫下最後一句“努力吧,祖國的同胞”時,心裏分明同時在對自己說道:“努力吧,郭沫若!努力吧,郭開貞!”


    遺囑寫好之後,郭沫若又鄭重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蓋了一顆“沫若”的二字陰文底印。


    7月14日。吃罷早飯,郵差給郭沫若送來了一張明信片。他急忙接過來一看,隻見上麵寫著:


    石沱先生:


    青年會已經去看過,現有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號等


    間空室,俱西式,空氣甚好。叔崖君願為君在室中布置一切。合意那間


    請來信告知,俾預先通知收拾……


    生殷塵上×月×日


    安娜問他道:“誰寫來的呀?”


    “橫濱的一位友人。”


    “你要去橫濱?”


    “是啊,我想去海濱避避暑。”


    其實這張明信片所寫乃是隱語。“青年會”指神戶,西式房間指外國輪船,幾個房間號碼指開船的日期。叔崖即錢瘦鐵,殷塵即金祖同。原來錢瘦鐵打聽到了本月內由神戶開出的外國船隻,金祖同隨即給郭沫若寫了這張明信片,徵求郭沫若的意見。


    究竟定在哪一天走呢?郭沫若既想回國抗戰,又不忍和妻兒們生離。此時安娜在縫衣,大兒子和夫在看書,另外三個小一些的孩子在庭園中玩耍。郭沫若內心裏泛起一種難言的苦衷,猶豫再三,他才選了最後一天——24日。


    啊,啊,他還是想盡可能和妻兒們多呆一些時候!


    他想親眼看到安娜整天忙進忙出,他想見到兩個大一些兒子埋頭書案,他想看到小兒女們在園子裏玩耍,掘小池餵金魚……這一切對他來說是多麽親切而又多麽難分難捨啊!


    他有一顆做丈夫的愛心,他有一顆做父親的愛心,他更有一顆對祖國的愛心。這些情感交織在一起,郭沫若在明信片上寫了一首五言詩:


    廿四傳死信,有鳥誌喬遷;


    緩急勞斟酌,安危費斡旋。


    託身期岱嶽,翹首望堯天。


    此意輕鷹鶚,群雛劇可憐。


    錢瘦鐵和金祖同為了郭沫若回去時在輪船上不被日本警察注意,本來預備購買三等艙的,這樣可以讓郭沫若混雜在眾多的旅客之中而不致被發現。無奈二三等票都賣完了,隻得改買頭等艙位。花了一百六十多元的日元買了兩張,一張給郭沫若用,化名是“楊伯勉”,另一張金祖同用,化名是“殷祖桐”。經過朋友們的周密安排,郭沫若決定7月24日離家,25日從神戶上船回國。


    這個事情一直是瞞著安娜秘密進行的。臨走的前一天晚上,寓內很沉靜。郭沫若和妻兒們圍坐在一張小桌子旁,享受著最後一個晚上的天倫之樂。他手執剪刀修指甲——心裏突然像針刺一樣疼痛起來,手一抖索,差一點剪破了手指。明天一早就要悄悄地離開妻兒們,他心裏實在太難過了呀!……


    安娜在一旁說:“電燈光太微弱了麽?”


    “晤晤,”郭沫若含含糊糊地應了一聲。他的兩眼在不很明亮的電燈光下閃著掙紮和彷徨的光,他的心在劇烈地顫抖。


    睡前,郭沫若躊躇再三,終於用試探的口吻,向安娜暗示道:“我不久想離開此地了。”


    他不敢向安娜透露回國的確切日期,因為他不忍見到妻子和他訣別時難過傷心。那種催人淚下的場麵是完全可以想像得到的。其實安娜早就覺察了他要走的意思。這些日子,空氣異常的緊張,完完全全是一種戰時的氣氛。到他們偏僻的寓所裏來訪的客人驟然間多起來了,刑士和憲兵也加強了對他們的監視。安娜是有心人,她對這一切異常的現象怎麽會熟視無睹呢?


    有一天,安娜一個人走到市鎮上去,看見有好些婦女拿著布匹和針線巡行街頭,請求過路的人縫上一針。她們之中,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兒子,或者是兄弟,被軍部派遣到一衣帶水的鄰國(中國)去,名義上是為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實際上是去屠殺那裏的人民,去掠奪那裏的財富,去占領那裏的城市,去燒毀那裏的村莊。總之一句話:是去製造死亡和仇恨。製造死亡必然種下仇恨,死亡和仇恨從來都是一對孿生體。安娜不明白這些縫千人針的本國婦女竟何以這麽愚蠢,難道她們不明白戰爭對婦女來說意味著什麽嗎?這時,一位年青的女子攔住了她,央求道:“請縫上一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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