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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 作者：桑逢康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安娜平常雖是阻擋他，不要他轉學，不要他回國，但她看到郭沫若就像成為了狂人一樣，呆在家裏幾個月不進學校，也就決心讓丈夫把醫學拋掉，回國去另外找尋出路。“這樣也好，”她對郭沫若說：“你的天性如此，誰也不可強求的。”
安娜的臉上滾動著幾滴水珠，不知是雨滴還是眼淚。郭沫若和她吻別後，獨自一個人到箱崎車站去搭夜車。在夜雨中從十裏鬆原穿過時，他回頭望了一下那座臨海的小房子——那裏猶自亮著燈光，安娜仍佇立在門首向他眺望
她的心一直緊緊跟隨著他，如像聖母瑪利亞一樣在為他送行。
郭沫若的眼淚再次奪眶而出，和夜雨一樣淋淋漓漓地灑落著。他的心中這時湧起了萬千的感慨，就好像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陣一樣……
“不是說自己很勇敢，有視死如歸的精神，是自己的漂泊的前途，吉凶莫卜。”
這樣思量著，他冒著夜雨大步朝前走去。不一會兒，他的身影便消失在黑黝黝的鬆原之中了，而聲聲海濤仿佛在身後催促著他快快趕路，又仿佛在呼喚著他早早歸來……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四)福哉聖母
(四)福哉聖母
“五·四”運動以後，郭沫若為了推動新文學的發展，往返奔波於上海和日本之間。1921年7月，他和鬱達夫、成仿吾等人組織了著名的文學團體“創造社”，並為《創造季刊》、《創造周報》撰寫和組織稿件。同年8月5日，他的第一部詩集《女神》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這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影響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新詩集。
在文學事業上取得卓著成就的同時，1923年3月，他從九州帝國大學醫科畢業並獲得了學士學位。這一年的年初，安娜又生了第三個兒子，取名佛兒。
畢業前夕的一天，郭沫若曾收到長兄郭橙塢的來信，讓他回四川謀職，並對郭沫若的婚姻問題提出了兩種解決的方案：一是與張氏離婚，二是和兩位妻室同居。前一種勉強可以稱之為“鹹與維新”;後一種則是沿用的舊習了(舊時妻妾同居者甚多)。但郭沫若考慮了半天，終覺不妥，於是便給大哥回了一封信，表明心意道：
“離掉張氏，我思想沒有那麽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沒有那麽舊。不新不舊，隻好這麽過下去。”
隻好這麽過下去。與安娜母子相依為命。
現在他們已經是五口之家了。雖說郭沫若在取得學士學位後自己可以獨立行醫，但畢業之後卻不能再繼續享受官費待遇。唯一固定的經濟來源一下子斷絕之後，生活的重擔陡然間又加重了許多。這時老家給他匯了三百塊錢來，要他回四川。郭沫若因此於1923年4月1日攜安娜和孩子乘船回上海。他當時的計劃是：回國之後暫時到上海附近的鄉下去，把《浮士德》的譯稿整理出來，然後或回四川或到別的地方去，再從長計議。
安娜是一個日本女人，又是一個中國詩人的妻子。第一次到中國去，安娜心情特別興奮。她覺得自己離開生長的故土到一個新的陌生的國度去，而這個陌生的國度恰恰又是她應當熟悉的，親近的。中國——已經是她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那裏才是她真正的歸宿之地。臨行前，安娜滿懷憧憬地對郭沫若說：“我感覺著幸福，因為你已經畢了業，以後的生活好像是隻有朝好處走的一樣。”
次日便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們臨時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裏泰東圖書局編輯所的樓上。鬱達夫偕妻兒從安慶來上海期間也同他們住在一起。再加上成仿吾，創造社的三位主要成員同在上海寫文章辦刊物，創造社出現了一個鼎盛的局麵。
然而在文學不值一錢的中國，郭沫若的物質生涯如像一粒種子落在石田裏，完全沒有生根茁壯的希望。他和成仿吾為泰東圖書局出了大力，不知流了好幾鬥汗水，但始終沒有接過聘書，沒有正式領過薪水。書局老闆趙南公隻是像朋友似的間或給他們一些零用錢，他們的地位好像是奴隸又好像不是奴隸。四川老家匯來的三百塊錢是郭沫若唯一的財產，但這一點錢又豈能供長久的開銷?郭沫若整日做文會友，撫養孩子的責任主要落在安娜的肩上。眼見著孩子們一天一天地長大，安娜愁著三個兒子的衣食教育，幾乎連睡覺也不能安穩。實在無法了，她就舊話重提，勸郭沫若開業行醫。
“你如今醫科畢了業了，為什麽不開業行醫呢?世間有很多怕死的病人，開業行醫吃飯想來是不成問題的。”
郭沫若對當時社會上的腐敗情形深惡痛絕，他激憤地對安娜說：“醫學有甚麽!我把有錢的人醫好了，隻使他們更多榨取幾天貧民。我把貧民的病醫好了，隻使他們更多受幾天富兒們的榨取。醫學有甚麽?有甚麽!教我這樣欺天滅理地去弄錢，我寧肯餓死!做醫生的能夠殺得死寄生蟲，能夠殺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夠把培養這些東西的社會製度滅得掉嗎?”
安娜雖然覺得郭沫若說得有理，但她不能不為一家人的生活著想。因此換了一種平緩的口氣，說：“在目前的製度之下，也不能不遷就些。”
“要那樣倒不如做強盜，做強盜的人還有點天良，他們隻搶有錢的人。”
郭沫若的態度仍執拗得很。安娜沒法，隻得在上海和孩子們節衣縮食，勉為度日。
上海人滿為患。他們住在民厚南裏真是如像住在監獄裏一樣。這是一所弄堂裏的房子，寓所中連一坯自然的土麵也找不出來，更無一草一木了。郭沫若素來尊崇自然的靈性，認為美麗、開闊、自由的大自然對兒童們的身心發育有莫大的益處。他可憐孩子們被禁錮的心靈無處伸展，便決心帶他們去吳淞看一次海。可是一問車價：單趟要五塊!來回要九塊!隻得作罷了。又不忍讓孩子們過於失望，隻好帶著他們去黃浦灘公園看月蝕。
那時上海的幾處公園門口都寫著“華人與狗不許入內”，所以郭沫若特地穿上了一件西服，冒充東洋人。安娜問他道：“為什麽，不穿洋服便不能去嗎?”
郭沫若一邊打領帶一邊說：“不行，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隻有中國衣服是不行的。上海的幾處公園都禁止狗與華人入內，其實狗倒可以進去，人是不行，人要變成狗的時候就可以進去了。”
安娜聽後很為中國人鳴不平。她憤憤地說：“上海市上的西洋人，怕都是些狼心狗肺吧!”
月亮懸在浦東的夜空。因為是月蝕，在第一象限上殘缺著一塊。按照迷信的說法，所謂“月蝕”是指天狗把月亮吃了。因此在黃浦江的江心中有幾隻裝飾著彩燈的遊船遊來遊去，一邊打著銅器一邊放花炮。立在岸上觀看的人很不少，殘月和彩船成了談笑的中心。安娜和兩個大一點的兒子瞧著熱鬧，但不知道這種習俗是什麽意思。
“哦，還沒有圓。”和兒望著殘缺的月亮，問道：“那些人打鑼打鼓放花炮做什麽呢?”
安娜的臉上滾動著幾滴水珠，不知是雨滴還是眼淚。郭沫若和她吻別後，獨自一個人到箱崎車站去搭夜車。在夜雨中從十裏鬆原穿過時，他回頭望了一下那座臨海的小房子——那裏猶自亮著燈光，安娜仍佇立在門首向他眺望
她的心一直緊緊跟隨著他，如像聖母瑪利亞一樣在為他送行。
郭沫若的眼淚再次奪眶而出，和夜雨一樣淋淋漓漓地灑落著。他的心中這時湧起了萬千的感慨，就好像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陣一樣……
“不是說自己很勇敢，有視死如歸的精神，是自己的漂泊的前途，吉凶莫卜。”
這樣思量著，他冒著夜雨大步朝前走去。不一會兒，他的身影便消失在黑黝黝的鬆原之中了，而聲聲海濤仿佛在身後催促著他快快趕路，又仿佛在呼喚著他早早歸來……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四)福哉聖母
(四)福哉聖母
“五·四”運動以後，郭沫若為了推動新文學的發展，往返奔波於上海和日本之間。1921年7月，他和鬱達夫、成仿吾等人組織了著名的文學團體“創造社”，並為《創造季刊》、《創造周報》撰寫和組織稿件。同年8月5日，他的第一部詩集《女神》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這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影響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新詩集。
在文學事業上取得卓著成就的同時，1923年3月，他從九州帝國大學醫科畢業並獲得了學士學位。這一年的年初，安娜又生了第三個兒子，取名佛兒。
畢業前夕的一天，郭沫若曾收到長兄郭橙塢的來信，讓他回四川謀職，並對郭沫若的婚姻問題提出了兩種解決的方案：一是與張氏離婚，二是和兩位妻室同居。前一種勉強可以稱之為“鹹與維新”;後一種則是沿用的舊習了(舊時妻妾同居者甚多)。但郭沫若考慮了半天，終覺不妥，於是便給大哥回了一封信，表明心意道：
“離掉張氏，我思想沒有那麽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沒有那麽舊。不新不舊，隻好這麽過下去。”
隻好這麽過下去。與安娜母子相依為命。
現在他們已經是五口之家了。雖說郭沫若在取得學士學位後自己可以獨立行醫，但畢業之後卻不能再繼續享受官費待遇。唯一固定的經濟來源一下子斷絕之後，生活的重擔陡然間又加重了許多。這時老家給他匯了三百塊錢來，要他回四川。郭沫若因此於1923年4月1日攜安娜和孩子乘船回上海。他當時的計劃是：回國之後暫時到上海附近的鄉下去，把《浮士德》的譯稿整理出來，然後或回四川或到別的地方去，再從長計議。
安娜是一個日本女人，又是一個中國詩人的妻子。第一次到中國去，安娜心情特別興奮。她覺得自己離開生長的故土到一個新的陌生的國度去，而這個陌生的國度恰恰又是她應當熟悉的，親近的。中國——已經是她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那裏才是她真正的歸宿之地。臨行前，安娜滿懷憧憬地對郭沫若說：“我感覺著幸福，因為你已經畢了業，以後的生活好像是隻有朝好處走的一樣。”
次日便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們臨時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裏泰東圖書局編輯所的樓上。鬱達夫偕妻兒從安慶來上海期間也同他們住在一起。再加上成仿吾，創造社的三位主要成員同在上海寫文章辦刊物，創造社出現了一個鼎盛的局麵。
然而在文學不值一錢的中國，郭沫若的物質生涯如像一粒種子落在石田裏，完全沒有生根茁壯的希望。他和成仿吾為泰東圖書局出了大力，不知流了好幾鬥汗水，但始終沒有接過聘書，沒有正式領過薪水。書局老闆趙南公隻是像朋友似的間或給他們一些零用錢，他們的地位好像是奴隸又好像不是奴隸。四川老家匯來的三百塊錢是郭沫若唯一的財產，但這一點錢又豈能供長久的開銷?郭沫若整日做文會友，撫養孩子的責任主要落在安娜的肩上。眼見著孩子們一天一天地長大，安娜愁著三個兒子的衣食教育，幾乎連睡覺也不能安穩。實在無法了，她就舊話重提，勸郭沫若開業行醫。
“你如今醫科畢了業了，為什麽不開業行醫呢?世間有很多怕死的病人，開業行醫吃飯想來是不成問題的。”
郭沫若對當時社會上的腐敗情形深惡痛絕，他激憤地對安娜說：“醫學有甚麽!我把有錢的人醫好了，隻使他們更多榨取幾天貧民。我把貧民的病醫好了，隻使他們更多受幾天富兒們的榨取。醫學有甚麽?有甚麽!教我這樣欺天滅理地去弄錢，我寧肯餓死!做醫生的能夠殺得死寄生蟲，能夠殺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夠把培養這些東西的社會製度滅得掉嗎?”
安娜雖然覺得郭沫若說得有理，但她不能不為一家人的生活著想。因此換了一種平緩的口氣，說：“在目前的製度之下，也不能不遷就些。”
“要那樣倒不如做強盜，做強盜的人還有點天良，他們隻搶有錢的人。”
郭沫若的態度仍執拗得很。安娜沒法，隻得在上海和孩子們節衣縮食，勉為度日。
上海人滿為患。他們住在民厚南裏真是如像住在監獄裏一樣。這是一所弄堂裏的房子，寓所中連一坯自然的土麵也找不出來，更無一草一木了。郭沫若素來尊崇自然的靈性，認為美麗、開闊、自由的大自然對兒童們的身心發育有莫大的益處。他可憐孩子們被禁錮的心靈無處伸展，便決心帶他們去吳淞看一次海。可是一問車價：單趟要五塊!來回要九塊!隻得作罷了。又不忍讓孩子們過於失望，隻好帶著他們去黃浦灘公園看月蝕。
那時上海的幾處公園門口都寫著“華人與狗不許入內”，所以郭沫若特地穿上了一件西服，冒充東洋人。安娜問他道：“為什麽，不穿洋服便不能去嗎?”
郭沫若一邊打領帶一邊說：“不行，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隻有中國衣服是不行的。上海的幾處公園都禁止狗與華人入內，其實狗倒可以進去，人是不行，人要變成狗的時候就可以進去了。”
安娜聽後很為中國人鳴不平。她憤憤地說：“上海市上的西洋人，怕都是些狼心狗肺吧!”
月亮懸在浦東的夜空。因為是月蝕，在第一象限上殘缺著一塊。按照迷信的說法，所謂“月蝕”是指天狗把月亮吃了。因此在黃浦江的江心中有幾隻裝飾著彩燈的遊船遊來遊去，一邊打著銅器一邊放花炮。立在岸上觀看的人很不少，殘月和彩船成了談笑的中心。安娜和兩個大一點的兒子瞧著熱鬧，但不知道這種習俗是什麽意思。
“哦，還沒有圓。”和兒望著殘缺的月亮，問道：“那些人打鑼打鼓放花炮做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