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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回望明朝煙塵 作者:邢群麟+於海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西學東漸與中國人的外向性思維
萬曆中期,西方的耶穌會士來到中國,西學東漸的思潮開始了。
在此期間,輸入的西方的歷算、醫藥、農田水利以及其他的科學技術,對長期囿於傳統學科的一些士大夫有很大的吸引力。以自然科學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是晚明以徐光啟為代表的“實務派”的最大特點。
用陳寶良先生的話說:“在晚明時期,中西方文化的交接中,如果說利瑪竇、金尼閣等耶穌會士在某種程度上可稱為傳播文化的使者,那麽徐光啟、李之藻、王征三人實成為接受外來文化的中介人,大部分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通過他們三人對西學的譯介,才得以了解西方自然科學。換句話說,他們三人在引發晚明文化變革的過程中,同樣充當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而西學東漸的代表是利瑪竇,將西學轉化為漢學的代表則是徐光啟。
一、一個西方男人送來的思想“衝擊波”
儒、道、佛三家的思想交融,可以組成一部中國的思想史,這一說法並不是誇張。從戰國以後,若說各個王國、朝代有哪個王侯帝皇沒有依靠過其中一家統治天下的,倒也很難找得出來。尤其是從漢朝開始,三家此消彼長,雖有恩怨情仇,但卻是秤不離砣,砣不離秤。
然而,自以為能統治中華上下五千年的三家思想,卻在明代後期遇到了敵人——天主教。西方教會的東漸經歷了四個時期,即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裏可溫教、明朝的天主教、近代的更正教。景教、溫教幾乎沒給中土帶來任何思想變動,因為他們不是教會的主流,真正對中國產生影響的是明朝天主教的傳入。
教會的東漸與海權國家的興起是同步的,而天主教的思想,就是跟在明朝當時兩個海權大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屁股後麵而來。葡萄牙人沿非洲西岸繞好望角而到達印度,併到達遠東的日本與中國,發現這裏有巨大的市場。而天主教的教士們,也覺得這是一個天主教會“叫賣”的地方,於是他們抱著傳道的熱忱,歷盡千辛萬苦,翻山越嶺、跋山涉水地來到這個“黃金國度”,做一番開闢的工作。
第一個來到中國的傳教士是利瑪竇。1578年,利瑪竇從葡萄牙首都裏斯本出發,輾轉數國,經過四年的艱苦歷程,終於到達中國澳門,看到了中國廣袤的國土,禁不住為這個國家感到驚嘆。他認定了要將天主教在這個國家傳播下去。利瑪竇經過當時的明朝大臣徐光啟引見,到北京朝見萬曆皇帝,從此揭開了“西學東漸”的序幕。
利瑪竇聰明地將尊重中國文化、介紹西方自然科學和宣傳天主教義三者良好地結合在一起,讓中國人較容易地接受西方天主教的思想。這種做法無疑是押對寶了。中國人熱衷於儒、道、佛三家思想,幾乎已經與它們捆綁在一起,如果要想打破這種禁錮,就必須要與主流思想來個大“合體”。於是,與中國文化成功融合的天主教宗教思想,慢慢地獲得保守的明朝百姓的青睞,教徒也漸漸地多了起來。
利瑪竇不但成功傳教,還與徐光啟合作翻譯外國的數學著作與文獻,為我國的科學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這個外來的男人,帶著他的思想,用別樣的方式,給了當時的國人一個無聲卻巨大的衝擊。
二、徐光啟:中國人外向思維的代表
學過數學的人,都知道它有一門分科叫做“幾何學”,然而卻不一定知道“幾何”這個名稱是怎麽來的。在我國古代,這門數學分科並不叫“幾何”,而是叫做“形學”。那麽,是誰首先把“幾何”一詞作為數學的專業名詞來使用的呢?他就是明末傑出的科學家徐光啟,我國科學史上一位值得永遠紀念和學習的先驅人物。
提起徐光啟,很多人在中學的歷史課本上都接觸過,那時很多人記住了他最重要的著作《農政全書》。可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自己的目光轉向了西方,和前來傳教的利瑪竇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這本書是公元前3世紀亞歷山大的偉大數學家歐幾裏的大作。而這本書的翻譯是介紹西方數學的創舉,這在學術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隻翻譯了前六卷,全書沒有譯完,這成了徐光啟平生的一大憾事。
徐光啟力圖融會中西科學的思想,突出地體現在修訂曆法方麵。徐光啟採用西法改革曆法,他的改歷計劃是:集中力量翻譯編輯歐洲天文書籍,提出“敘述既多,宜循節次;事緒尤紛,宜先基本”的編譯方針;同時,安排製作觀測儀器和觀測的計劃,以獲得修歷的基本數據,並且驗證西法的正誤。自崇禎四年(1631年)起,分五次進呈所編譯的圖書著作。這就是著名的《崇禎曆書》,全書共46種,137卷。有人親見並記述了他的這段生活,說他“掃室端坐,下筆不休,一榻無椎……冬不爐,夏不扇……推算緯度,昧爽細書,迄夜半乃罷”(張溥為《農政全書》所寫的序)。要知道這時的徐光啟已經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研究熱情卻依然不減。
《崇禎曆法》呈上後,並沒有立即付印,畢竟中國自己的曆法已經用了這麽多年,崇禎帝也很猶豫是否該啟用新的曆法。直到1644年,《崇禎曆法》在全國發行,而徐光啟沒有等到那一天,他在崇禎六年(1633年)撒手人寰。
萬曆中期,西方的耶穌會士來到中國,西學東漸的思潮開始了。
在此期間,輸入的西方的歷算、醫藥、農田水利以及其他的科學技術,對長期囿於傳統學科的一些士大夫有很大的吸引力。以自然科學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是晚明以徐光啟為代表的“實務派”的最大特點。
用陳寶良先生的話說:“在晚明時期,中西方文化的交接中,如果說利瑪竇、金尼閣等耶穌會士在某種程度上可稱為傳播文化的使者,那麽徐光啟、李之藻、王征三人實成為接受外來文化的中介人,大部分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通過他們三人對西學的譯介,才得以了解西方自然科學。換句話說,他們三人在引發晚明文化變革的過程中,同樣充當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而西學東漸的代表是利瑪竇,將西學轉化為漢學的代表則是徐光啟。
一、一個西方男人送來的思想“衝擊波”
儒、道、佛三家的思想交融,可以組成一部中國的思想史,這一說法並不是誇張。從戰國以後,若說各個王國、朝代有哪個王侯帝皇沒有依靠過其中一家統治天下的,倒也很難找得出來。尤其是從漢朝開始,三家此消彼長,雖有恩怨情仇,但卻是秤不離砣,砣不離秤。
然而,自以為能統治中華上下五千年的三家思想,卻在明代後期遇到了敵人——天主教。西方教會的東漸經歷了四個時期,即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裏可溫教、明朝的天主教、近代的更正教。景教、溫教幾乎沒給中土帶來任何思想變動,因為他們不是教會的主流,真正對中國產生影響的是明朝天主教的傳入。
教會的東漸與海權國家的興起是同步的,而天主教的思想,就是跟在明朝當時兩個海權大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屁股後麵而來。葡萄牙人沿非洲西岸繞好望角而到達印度,併到達遠東的日本與中國,發現這裏有巨大的市場。而天主教的教士們,也覺得這是一個天主教會“叫賣”的地方,於是他們抱著傳道的熱忱,歷盡千辛萬苦,翻山越嶺、跋山涉水地來到這個“黃金國度”,做一番開闢的工作。
第一個來到中國的傳教士是利瑪竇。1578年,利瑪竇從葡萄牙首都裏斯本出發,輾轉數國,經過四年的艱苦歷程,終於到達中國澳門,看到了中國廣袤的國土,禁不住為這個國家感到驚嘆。他認定了要將天主教在這個國家傳播下去。利瑪竇經過當時的明朝大臣徐光啟引見,到北京朝見萬曆皇帝,從此揭開了“西學東漸”的序幕。
利瑪竇聰明地將尊重中國文化、介紹西方自然科學和宣傳天主教義三者良好地結合在一起,讓中國人較容易地接受西方天主教的思想。這種做法無疑是押對寶了。中國人熱衷於儒、道、佛三家思想,幾乎已經與它們捆綁在一起,如果要想打破這種禁錮,就必須要與主流思想來個大“合體”。於是,與中國文化成功融合的天主教宗教思想,慢慢地獲得保守的明朝百姓的青睞,教徒也漸漸地多了起來。
利瑪竇不但成功傳教,還與徐光啟合作翻譯外國的數學著作與文獻,為我國的科學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這個外來的男人,帶著他的思想,用別樣的方式,給了當時的國人一個無聲卻巨大的衝擊。
二、徐光啟:中國人外向思維的代表
學過數學的人,都知道它有一門分科叫做“幾何學”,然而卻不一定知道“幾何”這個名稱是怎麽來的。在我國古代,這門數學分科並不叫“幾何”,而是叫做“形學”。那麽,是誰首先把“幾何”一詞作為數學的專業名詞來使用的呢?他就是明末傑出的科學家徐光啟,我國科學史上一位值得永遠紀念和學習的先驅人物。
提起徐光啟,很多人在中學的歷史課本上都接觸過,那時很多人記住了他最重要的著作《農政全書》。可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自己的目光轉向了西方,和前來傳教的利瑪竇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這本書是公元前3世紀亞歷山大的偉大數學家歐幾裏的大作。而這本書的翻譯是介紹西方數學的創舉,這在學術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隻翻譯了前六卷,全書沒有譯完,這成了徐光啟平生的一大憾事。
徐光啟力圖融會中西科學的思想,突出地體現在修訂曆法方麵。徐光啟採用西法改革曆法,他的改歷計劃是:集中力量翻譯編輯歐洲天文書籍,提出“敘述既多,宜循節次;事緒尤紛,宜先基本”的編譯方針;同時,安排製作觀測儀器和觀測的計劃,以獲得修歷的基本數據,並且驗證西法的正誤。自崇禎四年(1631年)起,分五次進呈所編譯的圖書著作。這就是著名的《崇禎曆書》,全書共46種,137卷。有人親見並記述了他的這段生活,說他“掃室端坐,下筆不休,一榻無椎……冬不爐,夏不扇……推算緯度,昧爽細書,迄夜半乃罷”(張溥為《農政全書》所寫的序)。要知道這時的徐光啟已經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研究熱情卻依然不減。
《崇禎曆法》呈上後,並沒有立即付印,畢竟中國自己的曆法已經用了這麽多年,崇禎帝也很猶豫是否該啟用新的曆法。直到1644年,《崇禎曆法》在全國發行,而徐光啟沒有等到那一天,他在崇禎六年(1633年)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