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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回望明朝煙塵 作者：邢群麟+於海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當時邊境安定，蒙古雖有擾邊的行動，但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朱瞻基實行安撫的政策，力主和議，保持了和平共處的局麵。同時，在宣德年間，鄭和也開始了他最後一次的航行，英雄在海上“誕生”，最後也把生命留給了大海，成為名副其實的海洋之子，隨著鄭和的死，大明朝的帆影從此遠逝。
朱瞻基的英明還表現在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上，他愛惜民力，與民休息，重視農業，力勸農桑，鼓勵墾荒，農民得以安居樂業，社會財富迅速積累起來。時稱“宇內富庶，賦入盈羨”，是明王朝財力最雄厚的時期。同時，各行各業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商品生產程度提高，手工業得到發展，商路增闢，國內外貿易有所發展。農民生產生活得到保障，農民起義也很少。所有這些一方麵是開國幾代君主積極治理的結果；另一方麵，也與朱瞻基任人得當，吏治較為清明息息相關。
朱高熾和朱瞻基父子開闢了明朝建國以來最和平也是最繁榮的時期，難怪穀應泰會對他們父子倆大加讚揚：“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
隻是，盛世之下，有一股暗流湧動！
天子的感嘆：就是那一隻蟋蟀
《促織》是蒲鬆齡《聊齋誌異》裏的一個故事，為很多人所熟悉。其實它是根據一個真實的故事改編而成。故事發生在明朝，當朝皇帝有一個嗜好，鬥蟋蟀成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鬥蟋蟀在全國風行起來，蟋蟀的價格扶搖直上。後來皇帝覺得京城的蟋蟀不好，派太監四出採辦。其中，聽聞蘇州的蟋蟀特別好，皇帝為此特意敕令蘇州知府況鍾協助太監採辦1000隻蟋蟀。上命下達，攤派給了當地的百姓，結果弄得雞犬不寧，悲劇就這樣發生了。蘇州有一個糧長用一匹馬換取了一隻好蟋蟀，準備獻給皇帝。這個糧長的妻妾因為好奇看這隻蟋蟀時，它竟然狡猾地跑掉了。妻妾自知闖了大禍，遂自殺了，糧長一看這家破人亡的情景，也跟著上吊了。這就有了後來蒲鬆齡改編的《促織》一文。
若問這位如此“不務正業”的皇帝是誰，其實他就是這位宣宗皇帝朱瞻基，縱觀明朝的歷史，可以發現明朝的十幾個皇帝都特別有個性，而且有些人的嗜好也很古怪，這位皇帝就是其中一個，他喜歡鬥蟋蟀，被人稱為“促織天子”。
孟子有句千古名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他是在告誡人們在最得意處千萬要頭腦清醒，不可因一時的繁盛而起了貪圖享樂之心，畢竟事情往往都在歌舞昇平、醉生夢死中悄悄地發生著量變。朱瞻基遭遇的正是這一階段，“隨著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君臣陶醉在表象的治平景象中，沒有意識到盛世下存在的隱患。’‘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這種情況宣宗當然脫不了幹係。”（許文繼、陳時龍《正說明朝十六帝》）他生在盛世，守護了盛世，卻也為盛世埋下了隱憂。
首先，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就是朱瞻基對中央機構的改革。太祖朱元璋時撤了宰相，收了兵權。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司所事，同時六部尚書與都察院之都禦史合稱“七卿”，這“七卿”與通政司的通政史、大理寺的大理卿合稱“九卿”，分別理事，互相製約，對皇帝負責，權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但是天下事何止千千萬，遇到朱元璋這樣精力充沛的皇帝，倒還能勉強應付。可是守成的君主們習慣了和平年代的歌舞昇平，沒了祖宗的精力、雄心和體魄，一個人就應付不來了，因此就要想辦法。朱元璋在廢相之後，自己處理天下政務也很吃力，就設了大學士一職，官職不高，是皇上的侍從文臣，兼備諮詢。到成祖時，也沿用了這一製度，他精選翰林院文臣進入文淵閣，文淵閣乃皇帝與文臣研讀之所，因此就產生了“內閣”，內閣大學士原是皇帝的助手，相當於秘書。但是成祖幾次出征，根本無法親自處理朝政，因此內閣大學士們便有了第一次總攬政事的機會。
到宣宗時，他也實在應付不來全國大大小小的事情，就想出了一個更完備的辦法來處理政事：全國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給皇帝提出的建議，都由通政使司匯總，司禮監呈報皇帝過目，再交到內閣，內閣負責草擬處理意見，再由司禮監把意見呈報皇上批準，最後由六科校對下發。
內閣大臣的建議是寫在一張紙上，貼在奏章上麵，這叫做“票擬”。而皇帝用紅字做批示，稱為“批紅”。可是這樣批示還是很麻煩，於是皇帝就開始象徵性地批寫幾本，大多數的“批紅”則由司禮監的太監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筆。後人猜測明宣宗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讓太監牽製內閣的權力。這就出現了明朝歷史上比較特殊、影響深遠且很奇怪的政治格局，從而也為太監的粉墨登場，開始幹預朝政埋下了隱患。
這時國家的土地兼併問題也逐步凸顯出來，大量土地流向皇室顯貴官僚地主手中。農民沒有了賴以生存的土地，流民問題已逐漸形成。宣德三年（1428），“山西饑民流往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及巡檢司各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者多”。宣德五年（1430），北直隸易州有逃民1229戶，山東濰縣有逃民3407戶。流民的產生，直接後果就是農民起義的嚴重。
朱瞻基的英明還表現在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上，他愛惜民力，與民休息，重視農業，力勸農桑，鼓勵墾荒，農民得以安居樂業，社會財富迅速積累起來。時稱“宇內富庶，賦入盈羨”，是明王朝財力最雄厚的時期。同時，各行各業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商品生產程度提高，手工業得到發展，商路增闢，國內外貿易有所發展。農民生產生活得到保障，農民起義也很少。所有這些一方麵是開國幾代君主積極治理的結果；另一方麵，也與朱瞻基任人得當，吏治較為清明息息相關。
朱高熾和朱瞻基父子開闢了明朝建國以來最和平也是最繁榮的時期，難怪穀應泰會對他們父子倆大加讚揚：“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
隻是，盛世之下，有一股暗流湧動！
天子的感嘆：就是那一隻蟋蟀
《促織》是蒲鬆齡《聊齋誌異》裏的一個故事，為很多人所熟悉。其實它是根據一個真實的故事改編而成。故事發生在明朝，當朝皇帝有一個嗜好，鬥蟋蟀成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鬥蟋蟀在全國風行起來，蟋蟀的價格扶搖直上。後來皇帝覺得京城的蟋蟀不好，派太監四出採辦。其中，聽聞蘇州的蟋蟀特別好，皇帝為此特意敕令蘇州知府況鍾協助太監採辦1000隻蟋蟀。上命下達，攤派給了當地的百姓，結果弄得雞犬不寧，悲劇就這樣發生了。蘇州有一個糧長用一匹馬換取了一隻好蟋蟀，準備獻給皇帝。這個糧長的妻妾因為好奇看這隻蟋蟀時，它竟然狡猾地跑掉了。妻妾自知闖了大禍，遂自殺了，糧長一看這家破人亡的情景，也跟著上吊了。這就有了後來蒲鬆齡改編的《促織》一文。
若問這位如此“不務正業”的皇帝是誰，其實他就是這位宣宗皇帝朱瞻基，縱觀明朝的歷史，可以發現明朝的十幾個皇帝都特別有個性，而且有些人的嗜好也很古怪，這位皇帝就是其中一個，他喜歡鬥蟋蟀，被人稱為“促織天子”。
孟子有句千古名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他是在告誡人們在最得意處千萬要頭腦清醒，不可因一時的繁盛而起了貪圖享樂之心，畢竟事情往往都在歌舞昇平、醉生夢死中悄悄地發生著量變。朱瞻基遭遇的正是這一階段，“隨著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君臣陶醉在表象的治平景象中，沒有意識到盛世下存在的隱患。’‘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這種情況宣宗當然脫不了幹係。”（許文繼、陳時龍《正說明朝十六帝》）他生在盛世，守護了盛世，卻也為盛世埋下了隱憂。
首先，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的就是朱瞻基對中央機構的改革。太祖朱元璋時撤了宰相，收了兵權。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司所事，同時六部尚書與都察院之都禦史合稱“七卿”，這“七卿”與通政司的通政史、大理寺的大理卿合稱“九卿”，分別理事，互相製約，對皇帝負責，權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但是天下事何止千千萬，遇到朱元璋這樣精力充沛的皇帝，倒還能勉強應付。可是守成的君主們習慣了和平年代的歌舞昇平，沒了祖宗的精力、雄心和體魄，一個人就應付不來了，因此就要想辦法。朱元璋在廢相之後，自己處理天下政務也很吃力，就設了大學士一職，官職不高，是皇上的侍從文臣，兼備諮詢。到成祖時，也沿用了這一製度，他精選翰林院文臣進入文淵閣，文淵閣乃皇帝與文臣研讀之所，因此就產生了“內閣”，內閣大學士原是皇帝的助手，相當於秘書。但是成祖幾次出征，根本無法親自處理朝政，因此內閣大學士們便有了第一次總攬政事的機會。
到宣宗時，他也實在應付不來全國大大小小的事情，就想出了一個更完備的辦法來處理政事：全國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給皇帝提出的建議，都由通政使司匯總，司禮監呈報皇帝過目，再交到內閣，內閣負責草擬處理意見，再由司禮監把意見呈報皇上批準，最後由六科校對下發。
內閣大臣的建議是寫在一張紙上，貼在奏章上麵，這叫做“票擬”。而皇帝用紅字做批示，稱為“批紅”。可是這樣批示還是很麻煩，於是皇帝就開始象徵性地批寫幾本，大多數的“批紅”則由司禮監的太監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筆。後人猜測明宣宗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讓太監牽製內閣的權力。這就出現了明朝歷史上比較特殊、影響深遠且很奇怪的政治格局，從而也為太監的粉墨登場，開始幹預朝政埋下了隱患。
這時國家的土地兼併問題也逐步凸顯出來，大量土地流向皇室顯貴官僚地主手中。農民沒有了賴以生存的土地，流民問題已逐漸形成。宣德三年（1428），“山西饑民流往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及巡檢司各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者多”。宣德五年（1430），北直隸易州有逃民1229戶，山東濰縣有逃民3407戶。流民的產生，直接後果就是農民起義的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