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線：一千零二十輛。
第二線：三百三十輛。
預備隊：二百五十輛。
現在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變得更壞。迄至十月十三日（含十三日），在一周的戰爭中，我們已經損失了二百四十輛坦克。第一線的坦克數量己降至七百八十輛。在這幾次戰鬥中，敵人也損失了六百一十輛坦克：三百輛在我方最初的突擊中被擊毀，二百六十輛於十月八日至九日毀於他們自己的自殺性攻擊，最後五十輛毀於十月十日至十三日。（由於十月十日他們開始奉行較為謹慎的戰術，因此損失的坦克大大減少。）區別在於敵人掌握有足夠的預備力量，可供他們兩次而不是一次補充部隊的損失。他們補足了遭到我軍第一次攻擊時損失的三百輛坦克和十月八日至九日損失的二百六十輛坦克。因此，敵軍現在擁有大約九百輛坦克，而我們隻有七百八十輛。對完成防禦任務來說，隻要我們繼續保留預備隊，這一比例就足夠了。但是我們不具備發起進攻所需要的優勢。
戰後，國外報刊引用他們顯然認為是讚美的言詞談到我：頑強、有進取心、幹勁十足等等——甚至恭維地說我很內行。對於這些讚美之詞，我本來會感到不勝榮幸。可是，有人硬說我主張甚至在十月十四日以前就“迅速推進”到山口，並把上述讚美詞中捉到的那些特質作為我提出這一主張的原因。這種推理對我並不適用。一個人可以有進取心，也可以為了國家而甘冒生命危險。但是，為什麽這就決定了他必然會拿武裝部隊的前途和祖國的命運去冒險呢？（我很想知道是誰向新聞界透露這種消息的。我基本上可以肯定有人存心散布這種消息，因為在外國報刊報導之前，在埃及國內就已經有謠傳。）
事實與此完全相反。從伊斯梅爾首次提出向山口發展進攻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斷地當著許多人的而極力反對這一主張。這一爭論是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在十號中心伊斯梅爾的辦公室裏開始的。我反對這一主張。我的根據還是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向伊斯梅爾的前任提出的那些理由，當時我力主隻發起一次有限的攻擊，後來我的主張被採納了。我把曾對薩迪克說過，後來當伊斯梅爾於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接任國防部長時也對他本人說過的話，又向伊斯梅爾重複了一遍。我說：“敵人的空軍仍很強大，我們自己的空軍無法與之挑戰。而且，我們也沒有足夠的機動防空飛彈部隊來提供空中掩護。”我還補充說：“我們應該吸取第1步兵旅的教訓。當時，該旅隻有兩個小時失去空中掩護，結果敵人隻用空中攻擊就把它打垮了。”
十月十二日，星期五
這天早晨的第一件事是伊斯梅爾又舊事重提。這次他提出了一個理由：減輕敵人對敘利亞的壓力。我再次反對他的意見。我們的進攻既不會成功，也不會大大減輕對敘利亞人的壓力。
我說：“請你注意，盡管敵人遭到很大損失，但是他們在我們當麵仍有八個裝甲旅。我們的地麵部隊一旦越出薩姆飛彈的保護範圍，敵方空軍馬上就可以使他們失去戰鬥力。我們有事實為證。我們沒有足夠的“瓜得拉特”式防空飛彈（薩姆-6）為開闊地上的我軍提供機動防禦。如果再向前推進，我們就會毀滅自己的軍隊，而又不會大大減輕我們的敘利亞兄弟所受的壓力。”
中午，國防部長外出回來後對我說：“這是一項政治決定。我們必須在明晨以前發展進攻。”
十三時三十分：向前推進的命令已經擬妥，並由總司令部聯絡官送達各軍團司令。戈奈姆將軍負責將命令送達第2軍團，塔哈·馬格杜將軍負責將命令送達第3軍團。
十五時三十分：第2軍團司令薩阿德·馬蒙從他的前線司令部打電話給我說：“將軍，我提出辭職。在這種情況下我無法工作。我不可能完成您剛剛下達的命令。”幾分鍾後，瓦西勒從第3軍團打來電話。他也強烈反對，差點兒要辭職。我沒有隱瞞自己的反對意見，也沒有隱瞞我的反對意見已被否決這一事實。接著，我又去找伊斯梅爾，我說要戰地指揮官去做他們事先已經聲明無法做到的事情，就會帶來災難。於是，我們決定立即找他們來十號中心磋商。
十八時：會議開始。我和兩名戰地司令官堅持我們的反對意見。伊斯梅爾否決了我們的意見。這是一項政治決定。我們必須服從。會議於二十三時散會前，他所做的唯一讓步是我們的進攻可以從明天（十月十三日）推遲到十月十四日拂曉。但是伊斯梅爾接著又下令說：在發起進攻時，不能削弱我們的橋頭陣地，而應投入我們的戰役預備隊。我們的戰役預備隊由三百三十輛坦克組成，包括第4和第21裝甲師之大部。第4裝甲師部署在第3軍團的後方，第21裝甲師部署在第2軍團的後方。每個師有兩個裝甲旅（每旅一百輛坦克）和一個機械化步兵旅。第21師的坦克已經減少了了半，因為一個旅已經派往前線，給第16師的步兵攻擊提供裝甲支援。現在，我們奉命在十月十二日夜間把第21師的其餘部隊和第4師除一個旅以外的所有部隊都派往前線，這項工作要於十月十三日夜間完成——這樣，在兩個軍團後方戰役縱深內的預備隊一共隻剩下第4師一個旅的一百輛坦克。這是嚴重的錯誤。
第二線：三百三十輛。
預備隊：二百五十輛。
現在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變得更壞。迄至十月十三日（含十三日），在一周的戰爭中，我們已經損失了二百四十輛坦克。第一線的坦克數量己降至七百八十輛。在這幾次戰鬥中，敵人也損失了六百一十輛坦克：三百輛在我方最初的突擊中被擊毀，二百六十輛於十月八日至九日毀於他們自己的自殺性攻擊，最後五十輛毀於十月十日至十三日。（由於十月十日他們開始奉行較為謹慎的戰術，因此損失的坦克大大減少。）區別在於敵人掌握有足夠的預備力量，可供他們兩次而不是一次補充部隊的損失。他們補足了遭到我軍第一次攻擊時損失的三百輛坦克和十月八日至九日損失的二百六十輛坦克。因此，敵軍現在擁有大約九百輛坦克，而我們隻有七百八十輛。對完成防禦任務來說，隻要我們繼續保留預備隊，這一比例就足夠了。但是我們不具備發起進攻所需要的優勢。
戰後，國外報刊引用他們顯然認為是讚美的言詞談到我：頑強、有進取心、幹勁十足等等——甚至恭維地說我很內行。對於這些讚美之詞，我本來會感到不勝榮幸。可是，有人硬說我主張甚至在十月十四日以前就“迅速推進”到山口，並把上述讚美詞中捉到的那些特質作為我提出這一主張的原因。這種推理對我並不適用。一個人可以有進取心，也可以為了國家而甘冒生命危險。但是，為什麽這就決定了他必然會拿武裝部隊的前途和祖國的命運去冒險呢？（我很想知道是誰向新聞界透露這種消息的。我基本上可以肯定有人存心散布這種消息，因為在外國報刊報導之前，在埃及國內就已經有謠傳。）
事實與此完全相反。從伊斯梅爾首次提出向山口發展進攻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斷地當著許多人的而極力反對這一主張。這一爭論是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在十號中心伊斯梅爾的辦公室裏開始的。我反對這一主張。我的根據還是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向伊斯梅爾的前任提出的那些理由，當時我力主隻發起一次有限的攻擊，後來我的主張被採納了。我把曾對薩迪克說過，後來當伊斯梅爾於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接任國防部長時也對他本人說過的話，又向伊斯梅爾重複了一遍。我說：“敵人的空軍仍很強大，我們自己的空軍無法與之挑戰。而且，我們也沒有足夠的機動防空飛彈部隊來提供空中掩護。”我還補充說：“我們應該吸取第1步兵旅的教訓。當時，該旅隻有兩個小時失去空中掩護，結果敵人隻用空中攻擊就把它打垮了。”
十月十二日，星期五
這天早晨的第一件事是伊斯梅爾又舊事重提。這次他提出了一個理由：減輕敵人對敘利亞的壓力。我再次反對他的意見。我們的進攻既不會成功，也不會大大減輕對敘利亞人的壓力。
我說：“請你注意，盡管敵人遭到很大損失，但是他們在我們當麵仍有八個裝甲旅。我們的地麵部隊一旦越出薩姆飛彈的保護範圍，敵方空軍馬上就可以使他們失去戰鬥力。我們有事實為證。我們沒有足夠的“瓜得拉特”式防空飛彈（薩姆-6）為開闊地上的我軍提供機動防禦。如果再向前推進，我們就會毀滅自己的軍隊，而又不會大大減輕我們的敘利亞兄弟所受的壓力。”
中午，國防部長外出回來後對我說：“這是一項政治決定。我們必須在明晨以前發展進攻。”
十三時三十分：向前推進的命令已經擬妥，並由總司令部聯絡官送達各軍團司令。戈奈姆將軍負責將命令送達第2軍團，塔哈·馬格杜將軍負責將命令送達第3軍團。
十五時三十分：第2軍團司令薩阿德·馬蒙從他的前線司令部打電話給我說：“將軍，我提出辭職。在這種情況下我無法工作。我不可能完成您剛剛下達的命令。”幾分鍾後，瓦西勒從第3軍團打來電話。他也強烈反對，差點兒要辭職。我沒有隱瞞自己的反對意見，也沒有隱瞞我的反對意見已被否決這一事實。接著，我又去找伊斯梅爾，我說要戰地指揮官去做他們事先已經聲明無法做到的事情，就會帶來災難。於是，我們決定立即找他們來十號中心磋商。
十八時：會議開始。我和兩名戰地司令官堅持我們的反對意見。伊斯梅爾否決了我們的意見。這是一項政治決定。我們必須服從。會議於二十三時散會前，他所做的唯一讓步是我們的進攻可以從明天（十月十三日）推遲到十月十四日拂曉。但是伊斯梅爾接著又下令說：在發起進攻時，不能削弱我們的橋頭陣地，而應投入我們的戰役預備隊。我們的戰役預備隊由三百三十輛坦克組成，包括第4和第21裝甲師之大部。第4裝甲師部署在第3軍團的後方，第21裝甲師部署在第2軍團的後方。每個師有兩個裝甲旅（每旅一百輛坦克）和一個機械化步兵旅。第21師的坦克已經減少了了半，因為一個旅已經派往前線，給第16師的步兵攻擊提供裝甲支援。現在，我們奉命在十月十二日夜間把第21師的其餘部隊和第4師除一個旅以外的所有部隊都派往前線，這項工作要於十月十三日夜間完成——這樣，在兩個軍團後方戰役縱深內的預備隊一共隻剩下第4師一個旅的一百輛坦克。這是嚴重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