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款問題
二月十五日：我終於又回到了辦公桌旁，開始研究總統在克裏姆林宮的會談成果。蘇聯人除重申根據十月協議所承擔的義務外，還同意提供下列裝備：
——二百輛最新式、最強大的t-62坦克；一九七二年二月提供十輛用於訓練，其餘在五月底以前交付。
——二十架圖-22轟炸機（每架有效載重九噸），三月份可以交付兩架，其餘在年內交付。
——立即提供二十五架米格-17。
——用於提高我軍電子能力的電子設備。蘇聯人還答應幫助埃及自製米格-21mf，工廠分幾個階段修建，到一九七九年全麵竣工投產。
二月十八日：格列奇科元帥又到達開羅。這次是進行為期三天的正式訪問。我們就軍事問題進行了會談，但是格列奇科的訪問主要是出於政治目的。蘇聯人試圖緩和薩迪克同他們的對立情緒，但是格列奇科未能如願以償。在一次會談中，他們之間發生了非常激烈的爭吵，以致會談似有夭折之勢。但是，會談仍然繼續進行下去了。他們兩人甚至還私下去撒哈拉飯店吃飯。我受到了他們的邀請，但謝絕了。我想，如果他們是為了解決分歧，那麽他們就需要盡可能地進行私下會晤。但是，他們無法解決分政。格列奇科走後，我私下裏同薩迪克談過此事，我發現他毫無妥協之意。他毫不動搖地確信，蘇聯在同我們合作方麵沒有“誠意”。
我認為，這種想法太幼稚。對我們說來，他們是必不可少的；但對他們說來，我們也是重要的——我們當時在為防空配係配備人員方麵麵臨的問題就說明了這一點。
事情要回溯到一九七○年一月。那時，我國的防空配係處於崩潰狀態，納賽爾總統前往莫斯科請求蘇聯提供援助。蘇聯人派來了兩個殲擊機旅和一個防空師。協議的主要條款有三：一、埃及出錢購買裝備，因此這些武器實際上屬於埃及部隊，隻是，歸友軍使用而已。二、埃及向使用這些武器的人員提供給養和野戰服裝，並用硬通貨向莫斯科支付他們的薪金——每個士兵每月一百五十英鎊，軍官每月一百七十英鎊。三、在埃及訓練出自己的人員後，蘇聯人員立即撤離。
然而，我國防空力量的發展雜亂無章，因此盡管製訂了龐大的訓練計劃，直到一九七二年春，我們才有餘力替換部分蘇聯人員。當然，我們當時希望盡快換下蘇聯人員，部分原因是為了節省硬通貨，部分原因是出於民族自尊心。薩迪克寫信給格列奇科，要求撤走十八個防空飛彈營的蘇聯人員。莫斯科對此感到震驚，這就是格列奇科訪問開羅的原因之一。他懷疑薩迪克的反蘇態度是要求撤軍的根源。即使懷疑錯了，蘇聯人也反對任何似乎會削弱他們在該地區力量的行動。蘇聯在該地區的力量已成為其全球戰略的一部分。理察·尼克森總統定於五月訪問莫斯科。撤走防空人員可能會削弱莫斯科在首腦會談中的談判實力。格列奇科希望達成妥協。我將此事視為蘇聯一心要維持兩國聯盟的最明確的證據。薩迪克不同意。
在薩迪克同我的關係中，問題已經夠多的了，他念念不忘反共，又給這種關係增添了一重障礙。新年期間，薩迪克對我所起的作用進行了直接攻擊。他宣布，作為國防部長，他是唯一有權作出決定的人，而我則應該事事請示他。
我回答說：“在這種情況下，你需要的是一位辦公室主任而不是一位武裝部隊參謀長。”
薩迪克遞給我一張紙說：“看看這個，你就會知道我沒有越權。”這是一份法齊任國防部長時的總統法令。法令措詞含糊，但賦予國防部長自行作出決定的全權。我毫不懷疑，此項法令是法齊起草的，而總統沒有徵求別人的不同意見就簽署了。一位有權勢的人可以出於私利而製訂法律或法令，然後鄭重地宣布要“依法”行事，這在埃及是司空見慣的現象。
為了使薩迪克的要求不能得逞，我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對職能的劃分進行審議。委員會成員中有組織部長戈哈爾將軍和作戰部長阿卜杜勒·加尼·賈馬斯將軍。大家一致認為，國防部長應是一名政治人物，負責政治軍事戰略，而把軍事決定權留給參謀長。為了避免他人指責我擴大個人權力，我提議這僅適用於我們的繼任者，但薩迪克不予理睬。我們爭論的實質越來越明顯，那就是埃及領導集團在讓政治上的考慮違背國家的需要方麵，究竟準備走多遠。領導集團公開號召對敵人進行全力以赴的鬥爭並保證大力支持武裝部隊，然而私下裏最關心的卻是維護獨裁政權，其手段是對公民撒謊，然後對他們進行暗中監視，看他們是否相信謊言。即使要以我軍對敵人的進攻遭到失敗為代價，當局也決心使武裝部隊服從這一不可告人的真實目的。t-62坦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們從總統二月份對蘇聯的訪問中得知，莫斯科準備向我們提供二百輛t-62坦克。我們必須事先製訂怎樣才能最好地消化吸收這種裝備的計劃。
二月二十六日：薩迪克主持了一次解決這個問題的會議。裝有115毫米火炮的t-62坦克具有非常強大的威力，若部署得當，可以對戰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我提議把這些坦克撥給我們的兩個裝甲師，並且留作預備隊，以便在戰況需要時投入戰鬥。國防部長、賈馬斯和戈哈爾一致認為應該用t-62替換兩個獨立裝甲旅的t-55坦克。（區別在於：裝甲師是獨立的作戰部隊，而獨立裝甲旅則是獨立於其他裝甲部隊之外的支援部隊。）從獨立裝甲旅替換下的t-55可用於替換其他部隊中較老式的t-34坦克。我爭辯說，這可能會使t-62的潛力白白浪費掉；如果在戰鬥中將獨立裝甲旅化整為零，加強其他野戰部隊（在戰鬥中很可能這樣做），則尤其如此。國防部副部長哈桑將軍同意我的意見。二月二十七日，繼續開會，蘇聯顧問出席了這次會議。薩迪克逐個徵求我的同事們的意見。哈桑改變了觀點。我沒有改變看法。接著，蘇聯顧問發言，他們一致同意我的意見。薩迪克非常不悅，並以情報軍官特有的警覺對蘇聯首席顧問奧庫涅夫將軍說：“我知道您同沙茲利將軍的意見完全一致。”根據薩迪克的命令，坦克分配給了第15和第25裝甲旅。我後來才發現，薩迪克的主要理由是：當局懷疑（僅僅是懷疑）指揮某個裝甲師的準將不忠誠，認為讓他掌握一百輛t-62會對國內安全形成威脅。（當然，從此以後，領導集團就顛倒了衡量各種意見的是非標準。潛在的賣國賊都成了愛國者，而愛國者都被當成賣國賊。這就是獨裁政權反覆無常的嘴臉。）
二月十五日：我終於又回到了辦公桌旁，開始研究總統在克裏姆林宮的會談成果。蘇聯人除重申根據十月協議所承擔的義務外，還同意提供下列裝備：
——二百輛最新式、最強大的t-62坦克；一九七二年二月提供十輛用於訓練，其餘在五月底以前交付。
——二十架圖-22轟炸機（每架有效載重九噸），三月份可以交付兩架，其餘在年內交付。
——立即提供二十五架米格-17。
——用於提高我軍電子能力的電子設備。蘇聯人還答應幫助埃及自製米格-21mf，工廠分幾個階段修建，到一九七九年全麵竣工投產。
二月十八日：格列奇科元帥又到達開羅。這次是進行為期三天的正式訪問。我們就軍事問題進行了會談，但是格列奇科的訪問主要是出於政治目的。蘇聯人試圖緩和薩迪克同他們的對立情緒，但是格列奇科未能如願以償。在一次會談中，他們之間發生了非常激烈的爭吵，以致會談似有夭折之勢。但是，會談仍然繼續進行下去了。他們兩人甚至還私下去撒哈拉飯店吃飯。我受到了他們的邀請，但謝絕了。我想，如果他們是為了解決分歧，那麽他們就需要盡可能地進行私下會晤。但是，他們無法解決分政。格列奇科走後，我私下裏同薩迪克談過此事，我發現他毫無妥協之意。他毫不動搖地確信，蘇聯在同我們合作方麵沒有“誠意”。
我認為，這種想法太幼稚。對我們說來，他們是必不可少的；但對他們說來，我們也是重要的——我們當時在為防空配係配備人員方麵麵臨的問題就說明了這一點。
事情要回溯到一九七○年一月。那時，我國的防空配係處於崩潰狀態，納賽爾總統前往莫斯科請求蘇聯提供援助。蘇聯人派來了兩個殲擊機旅和一個防空師。協議的主要條款有三：一、埃及出錢購買裝備，因此這些武器實際上屬於埃及部隊，隻是，歸友軍使用而已。二、埃及向使用這些武器的人員提供給養和野戰服裝，並用硬通貨向莫斯科支付他們的薪金——每個士兵每月一百五十英鎊，軍官每月一百七十英鎊。三、在埃及訓練出自己的人員後，蘇聯人員立即撤離。
然而，我國防空力量的發展雜亂無章，因此盡管製訂了龐大的訓練計劃，直到一九七二年春，我們才有餘力替換部分蘇聯人員。當然，我們當時希望盡快換下蘇聯人員，部分原因是為了節省硬通貨，部分原因是出於民族自尊心。薩迪克寫信給格列奇科，要求撤走十八個防空飛彈營的蘇聯人員。莫斯科對此感到震驚，這就是格列奇科訪問開羅的原因之一。他懷疑薩迪克的反蘇態度是要求撤軍的根源。即使懷疑錯了，蘇聯人也反對任何似乎會削弱他們在該地區力量的行動。蘇聯在該地區的力量已成為其全球戰略的一部分。理察·尼克森總統定於五月訪問莫斯科。撤走防空人員可能會削弱莫斯科在首腦會談中的談判實力。格列奇科希望達成妥協。我將此事視為蘇聯一心要維持兩國聯盟的最明確的證據。薩迪克不同意。
在薩迪克同我的關係中，問題已經夠多的了，他念念不忘反共，又給這種關係增添了一重障礙。新年期間，薩迪克對我所起的作用進行了直接攻擊。他宣布，作為國防部長，他是唯一有權作出決定的人，而我則應該事事請示他。
我回答說：“在這種情況下，你需要的是一位辦公室主任而不是一位武裝部隊參謀長。”
薩迪克遞給我一張紙說：“看看這個，你就會知道我沒有越權。”這是一份法齊任國防部長時的總統法令。法令措詞含糊，但賦予國防部長自行作出決定的全權。我毫不懷疑，此項法令是法齊起草的，而總統沒有徵求別人的不同意見就簽署了。一位有權勢的人可以出於私利而製訂法律或法令，然後鄭重地宣布要“依法”行事，這在埃及是司空見慣的現象。
為了使薩迪克的要求不能得逞，我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對職能的劃分進行審議。委員會成員中有組織部長戈哈爾將軍和作戰部長阿卜杜勒·加尼·賈馬斯將軍。大家一致認為，國防部長應是一名政治人物，負責政治軍事戰略，而把軍事決定權留給參謀長。為了避免他人指責我擴大個人權力，我提議這僅適用於我們的繼任者，但薩迪克不予理睬。我們爭論的實質越來越明顯，那就是埃及領導集團在讓政治上的考慮違背國家的需要方麵，究竟準備走多遠。領導集團公開號召對敵人進行全力以赴的鬥爭並保證大力支持武裝部隊，然而私下裏最關心的卻是維護獨裁政權，其手段是對公民撒謊，然後對他們進行暗中監視，看他們是否相信謊言。即使要以我軍對敵人的進攻遭到失敗為代價，當局也決心使武裝部隊服從這一不可告人的真實目的。t-62坦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們從總統二月份對蘇聯的訪問中得知，莫斯科準備向我們提供二百輛t-62坦克。我們必須事先製訂怎樣才能最好地消化吸收這種裝備的計劃。
二月二十六日：薩迪克主持了一次解決這個問題的會議。裝有115毫米火炮的t-62坦克具有非常強大的威力，若部署得當，可以對戰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我提議把這些坦克撥給我們的兩個裝甲師，並且留作預備隊，以便在戰況需要時投入戰鬥。國防部長、賈馬斯和戈哈爾一致認為應該用t-62替換兩個獨立裝甲旅的t-55坦克。（區別在於：裝甲師是獨立的作戰部隊，而獨立裝甲旅則是獨立於其他裝甲部隊之外的支援部隊。）從獨立裝甲旅替換下的t-55可用於替換其他部隊中較老式的t-34坦克。我爭辯說，這可能會使t-62的潛力白白浪費掉；如果在戰鬥中將獨立裝甲旅化整為零，加強其他野戰部隊（在戰鬥中很可能這樣做），則尤其如此。國防部副部長哈桑將軍同意我的意見。二月二十七日，繼續開會，蘇聯顧問出席了這次會議。薩迪克逐個徵求我的同事們的意見。哈桑改變了觀點。我沒有改變看法。接著，蘇聯顧問發言，他們一致同意我的意見。薩迪克非常不悅，並以情報軍官特有的警覺對蘇聯首席顧問奧庫涅夫將軍說：“我知道您同沙茲利將軍的意見完全一致。”根據薩迪克的命令，坦克分配給了第15和第25裝甲旅。我後來才發現，薩迪克的主要理由是：當局懷疑（僅僅是懷疑）指揮某個裝甲師的準將不忠誠，認為讓他掌握一百輛t-62會對國內安全形成威脅。（當然，從此以後，領導集團就顛倒了衡量各種意見的是非標準。潛在的賣國賊都成了愛國者，而愛國者都被當成賣國賊。這就是獨裁政權反覆無常的嘴臉。）